前面介绍了《管子》一书的价值、作者、书证和竹简，现在就《管子》一书的作者进行争辩。对涉及到的主要观点进行争辩。
晋唐以来，非议《管子》一书非管仲之作的议论不少，但都是只言片语。写一部书考证《管子》非管仲之作的，就是近代学者罗根泽。
罗根泽对《管子》一书的考证断代依据是两大立论：战国前无私家书和“于”、“於”作代词，也是战国才有的。
罗根泽在《管子探源》中根据这两条似乎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很轻松地得出结论，《管子》一书无论有多少篇，都可以筒单地一言以蔽之曰：均不是管子所作，全系后人的伪托。
他认为：
(1)《经言》九篇：《牧民》、《形势》、《权修》三篇是战国政治思想家所作；《立政》、《乘马》二篇是战国术政治思想家所作；《七法》战国末为孙吴申韩之学者所作；《版法》似亦为战国时人作；《幼官》为秦汉间兵家、阴阳家所作；《幼官图》为汉以后人作。
(2)《外言)八篇：《五辅》为战国政治思想家所作；《宙合》为战国末阴阳家所作；《枢言》为战国末法家、道家为之；《八观》为西汉文景后政治思想家所作；《法禁》、《法法》战国法家所作；《重令》为秦汉间政治思想家所作，《兵法》为秦汉兵家作。
(3)《内言》九篇：《大匡》为战国人作；《中匡》疑为战国时人作；《小匡》为汉初人作；《王言》疑为战国中世后期政治家所作；《霸形》、《霸言》为战国中世后期政治思想家作；《问》为战国时政治思想家作；《谋失》无考；《戒》为战国末调和儒道者作。
(4)《短语》十八篇：《地图》最早作于战国中世；《参患》为汉文景以后人作；《制卦》疑战国兵家所作；《君臣》上下为战国末政治思想家作；《小称》为战国儒家所作；《四称》疑为战国人作；《正言》无考，《侈糜》为战国末阴阳家所作；《心术上》、《心术下》、《白心》为战国中世以后道家所作；《水地》为汉初医家作；《四时》、《五行》为战国末阴阳家作；《势》为战国末兵家、阴阳家作；《正》为战国末杂家作；《九变》为战国以后人作。
(5)《区言》五篇：《任法》、《明法》为战国中世后法家作；《正世》、《治国》为汉文景后政治思想家作；《内业》为战国中世后期混合儒道者所作。
(6)《杂篇》十三篇：《封禅》为汉司马迁作；《小问》辑战国关于管仲之传说而成；《七臣七主》为战国末政治思想家所作；《禁藏》为战国末至汉初杂家作；《入国》、《九守》、《桓公问》系战国末年人作；《度地》为汉初人作；《地员》为汉初人作；《弟子职》为汉懦作；《言昭》、《修身》、《问霸》亡。
(7)《管子解》五篇乃战国末秦末统一前杂家作。
(8)《轻重》十九篇为汉武、昭时理财学家作。
于是罗根泽从“战国首无私人著作”这样一条原则出发，从第一章《经言》到第八章《轻重》做了系统的探索，所得出的结论是：“《管子》书非管子所作，毫无疑义。”
战国之前无私家书之论
罗根泽说：“年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知战国前无私家著作，亦可以社会经济解说之：自春秋以前为初期封建时代(非谓远古即如此)，于时之人，分贵族与农奴两个阶级。农奴无学识，不能著书立说；贵族不需要抑且反对著书立说。至战国则封建势力逐渐沦丧，新兴之地主与商人日益膨胀，中产阶级率有求学之机会，由是学说因之蔚起，自春秋以前为贵族掌政时代(非谓远古即如此)，遵祖宗之遗法，守国家之旧典，无庸新说，至战国则贵族逐渐失势，士人进而夺取政权，其所以夺取政权之利器，每恃自己之政见与学说，由是积极消极相乘相除，群走于著书立说之途焉”。
罗根泽抛出此说，首先就无法解释孔子的有教无类和《论语》。而罗根泽之后的田野发现大量竹简帛书的出土，更证明春秋有竹简帛书的存在。
《管子》书中也有竹简的记载，《小匡》：“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国，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劝之以庆赏，纠之以刑罚，粪除其颠旄，赐予以镇抚之，以为民终始。”这里的“比缀以书”，有人说不是书籍，是一种表格，但也一定是竹简缀成。也就是说，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周昭王、周穆王时期僦已经使用竹简。
齐国官方有竹书档案，《管子》书中有记载。《山权数》说：“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那么如何掌握天时、地财、人力？管子对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国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澹，然后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驱屏万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谓五官技？”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
“能明于农事者”、“能蕃育六畜者”、“能树艺者”、“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能已民疾病者”、“知时”者、“通于蚕桑”，“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有人说这是奖励，我则认为这是俸禄。将这些专家养起来，“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认真听取这些专家的讲授并把记录保存在官府，要使兵役之事对他们无所干扰。这些是农业、天文、医疗方面的专家。另外还有“五官技”：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这是有助于国君摆脱蒙昧愚妄的一种措施。这五家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懂时的官，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时候说明情况，君主就不致错过时机，错行理财之策，带来财源兴盛；懂春秋的官，可以远占得失，以为后来的教训；懂诗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而免于差错；懂出行的官，详述道路的情况而免生误解；懂易的官，可以掌握祸福凶吉，不至于发生错乱。管理这些人应是君主的权柄“。懂时、懂春秋、懂诗、懂出行、懂易的官员，就是齐国的智囊机构。“春秋”，就是史官。
农业、天文、医疗、时、春秋、诗、出行、易，各类专家和机构研究记载下了大量的各方面资料，成为齐国的官方档案，这些档案就大大量使用在了《管子》一书之中。
《君臣上》说：“书同名，车同轨”。《兵法》说：“大度之书曰”，都证明管仲的时候已经有书。
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土的简帛文献，许多与《管子》相关。有专家认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与《管子?大匡》相关的两章，当是齐国太史记载的早期档案文献。根据上博简（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可知齐国文献战国时已流传到楚国。齐国文献流传中只有少数在其他地域保存，齐国的原始文献则已遭到毁弃。银雀山汉简《王兵》证明《管子》资料的真实全面。《管子》最早成书应该是在管仲为相时期，齐国史官与管仲家的史官记录了管仲的政策和言论。之后，追随与信奉管仲学说的学者，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管子》保存了一部分齐国档案文献。
以上情况说明《管子》一书虽以管仲一人命名，但并不是私家书，而是官方的研究成果。因为管仲作为齐国宰相，主导统筹了这部书的著述，即以”管子“命名。
也就是说，罗根泽所谓战国之前无私家书，不论立论成立不成立，并不适用于出于齐国官方之手的《管子》一书。
介词“于”字
关于战国前无“于”、“於”介词之论，罗根泽在断代《牧民》时说：”瑞士珂罗倔伦著《左传真伪及其性质》，以语音变迁诠释“于”用例，卫君聚贤据之而再加以研究断定用作介词与“于”字相通，始于战国。
先让我们看一下有可能是战国之前的著作：
《论语》“学而篇第一”有两段文字用到了“于”字。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问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已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如果，《论语》是孔子教学语录的记录，孔子讲此语应在春秋末年，管仲170年之后。《论语》成书会晚一些。但《论语》是记录记载孔子的言论。此语当时孔子所讲。也就是说春秋后期已经有“于”字。否则，只能说此语非出自孔子，《论语》不是孔子的语录，更不是孔子的著作。
再看《尚书》：
第一篇《尧典》第一段 文字，就有“格于上下”、“黎民于变时雍”之句。接下来就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尚书》可以说是“于”字满篇。
还看《诗经》：
开卷第二首，《国风·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第六首,《国风·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尚书》”尧典“的内容也是对话，我们可以说是战国时作了文字的修改，加上了”于“字。《诗经》最初就是以口头在民间留传，朗朗上口，并且这些诗作时间都比较早，当在春秋之前或春秋初期，都讲是孔子删减编辑而成，说诗作经过战国文字改编，加上了”于“字，根本行不通，讲不通”。
试问罗根泽先生，以“于”字作 标准，战国前还有著述吗？
关锋也否定了这条公理。认为这条“公例”能不能成立大成问题；就是能够成立，用它作为审查春秋古书真伪的准则，也是不 行的。
卫聚贤统计了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庄子》用“于”和“於”字的例，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春秋时代皆用“于”字作介词，没有用“於”字作介词的，“于”“於”通用、把“於”用作介词始于战国。作为一条公例，卫氏统计的材料未免过少；而且，其中有明显的漏洞，或者叫作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关于《尚书》，卫氏查出：《金滕》有“为坛於南方……乃流言於国曰，公将不利捷孺子”；《酒诰》有“人无於水监，当於民监”；《顾命》有“逆子钊於南门之外”。这都是把“於”字用作介词。但卫氏还是得出了“《尚书》无用‘於’宇作介词的”结论。卫氏怎么维护自己的结论呢?他说；“按《金滕》一篇是伪的”一一，其实是不是伪的，也还需要讨论，不能用一个“伪”字维护他的“公例”。卫氏也许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接着说：“即使为真，而《汉魏遗书钞》集《尚书大传》引《金滕》说‘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王’。《酒诰》的‘於’，《吴语》韦注引书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是‘于’字不是‘於’字。余《金滕》《顾命》的两个‘於’字当是传写错了。”说来说去，还是用“‘於’字当是传写错了”来辩解。其实，《汉魏遗书钞》集《尚书大传》引《金滕》“於”字作“于”、《吴语》韦注引《酒诰》“於”字作“于”，是不是他们抄错了也还不一定，至少人们还没有拿出充分的不可动摇的证据。即使卫聚贤的说法可以成立，也不能用它去衡量春秋古书的真伪：甲按照这条“公例”断言某书不是春秋时代的书，因为它把“於”字用作介词；乙当然也可握甲建立这条“公例”的方法之一说：此书不伪，它把“於”字用作介词“当是传写错了”。这样争论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关于《诗经》，卫氏也碰到了同样的困难。等等，举例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