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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洋务运动是我国现代化的最早尝试,在19世纪60―90年代,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建起了铁路、工厂、电报电线……然而,洋务运动并没有使古老的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是大踏步前进,反而其自身发展步履维艰,最终倒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人的枪炮下。读了李时岳先生和胡滨先生的《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一书,笔者深有感触。本文主要通过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来论述其步履维艰的发展进程的原因。 关键词:洋务运动;现代化;洋务派;顽固派;中体西用 19世纪60――90年代是动荡的晚清王朝难能可贵的和平的三十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人们总是会假设如果中国把握住这三十年会不会像日本那样成为亚洲强国?但历史没有假设,洋务运动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是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开展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在安静的自给自足的中华大地上建起了工厂,修筑了铁路,搭建了电报电线,我们自己建造的巨轮航行在江河湖海中……但是,如唱戏一般,甲午战争之后曲终人散,留下的依然是个多灾多难的中国,然后,维新运动、义和团、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同阶层的人们苦苦探索追寻救国之路。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呢?它给我们留下些什么? 《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一书分七章,全面介绍了洋务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洋务派创建的军事工业、洋务派倡设的民用企业、洋务派建立的近代海军、洋务派兴办的教育事业、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洋务思想,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客观深入的剖析了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洋务运动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兴起的。外患是指西方列强的侵犯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内患是指轰轰烈烈的人民起义,特别是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晚清政府摇摇欲坠。“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无情地破坏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封建的、宗法的关系,解放生产力,使机器工业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在它尚未取得统治的地方,迫使一切民族在严峻的形势下作出选择:或者败灭,或者推行资产阶级的文明制度。” 在西方现代文明崛起和东方古老文明日益衰败的时代背景下,19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白夷”、“红毛夷”带着他们的“奇技淫巧”和“坚船利炮”从海上驶来,侵犯了我们的国土,也侵犯了我们的自尊心,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仍然坚守着“天朝上国”的迷梦,不思进取。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打醒我们,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代表华夏威严的皇帝的后花园都遭到了洗劫,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抛却了以往的“骄虚”,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经过比较、探索,开始隐约地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面前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力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附不如夷。” 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振兴工商”一时间成为一种思潮,代表人物有魏源、李鸿章、王韬、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奕、文祥……其中有思想家,也有将其付诸实践的实干家,他们采用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推行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只是初步的、很不彻底的,但毕竟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从当时的国内情况来看,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如果说,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那么,洋务运动也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副产品。清末农民战争席卷全国,其中太平天国革命更对满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了强烈的冲击, 八旗和绿营战斗力低下,根本无力抵挡太平军的进攻,满清贵族此时不得不利用地方汉族地主镇压农民起义,于是在地方汉族地主的手下发展出一支用儒家纲常教义和法家严明纪律武装起来的效忠于他们的武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壮大了湘军,李鸿章壮大了淮军。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专心致志地进行内战,但也关心在与西方商人、传教士及领事官接触时经常发生的麻烦问题。他们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直接由内战引起的。早在1854年,曾国藩已从广东购买洋炮。曾国藩本人认为,湘军在湖南湖北地区获胜的部分原因是洋炮的作用。在1860年,后来又在1862年初,上海英法联军的火力轻易地打退了太平军,这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60年12月,他虽然反对俄国提供海军援助以镇压太平军的建议,但仍提倡“师夷智”,并且试图制造西方枪炮和建造汽轮船。1861年8月当曾国藩支持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时,他强调必须学会在中国生产新军事装备的必要的技术。因此,必须“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1861年收复安庆后,曾国藩派了几个具有一定科技知识的中国数学家到安庆的兵工厂,其中有华蘅芳、徐寿和李善兰。 可见,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是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导致洋务运动兴起的直接因素。 催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上的晚清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却很难成功。从新旧势力的对比上看,清王朝没有被推翻,旧的权贵势力没有被产除,新贵的权柄是十分有限的,这也就决定了洋务运动将遇到重重障碍而只能蹒跚跛行。当时中国推行洋务运动的只是少数有能力、有知识的总督、巡抚,若勉强算做一个阶层的话,就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他们多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新势力,虽然掌握着部分军政权力,但在君主拥有绝对权威的中国,一切说到底还是维系在行使君主权力的慈禧手中。而慈禧骨子里是不情愿依靠洋务派的,李鸿章也曾多次牢骚满腹地说:“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办不成。 ”没有一个精明强干的最高领导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决心去做这件事,那拉氏只是为了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行着可怕的政治试验。 当时的反对派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势力,更是几千年来禁锢中国自由发展的保守的封建文化。“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的。新的事物,都是从外国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 “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 笔者认为鲁迅先生的这些话写出了当时许多人对“洋务”的看法。顽固派就是这样一群固步自封愚昧无知的妄人。当唐胥路刚修成,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时,却遇到顽固派的反对,不得不改用骡子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几乎没有不被顽固派弹劾过的。丁日昌曾被指为“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尤为小人之尤。” 郭嵩焘因顽固派的攻击而去职,竟然出现“湖南人至耻于为伍”的局面。李鸿章尽管位高权重,也挨了不少骂,“汉奸”“乱臣”的帽子不时扣在他头上。事实也证明即使是不涉及大政方针的枝枝节节的兴革也是阻力重重。李鸿章还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 如果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国策,如果洋务派是清朝统治阶级的主流派,如果那拉氏是洋务派的首领,洋务运动的推行怎么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李鸿章又怎么会发出那么多的牢骚?然而,两千年来,虽然王朝更替,但儒家的正统思想不变,祖宗之法大于天,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生产方式、意识形态无不向着“稳定”二字努力,要改变长期积累下来的思想上和体制上的惯性谈何容易! 除了顽固势力的阻挠,洋务派还有一个隐形的敌人那就是他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洋务派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保护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着、破坏者。而这种种弊端又何尝不是全社会由来已久的积弊?大凡企业创始,一般人不明底细,钻营者不多,而创办人又比较有事业心,敢于不顾情面:等到企业办成并见功效,“各路荐书”便纷至沓来,继任者碍于情面,顶不住压力,于是滥委滥收,以至不可收拾。这是封建社会的霉菌对洋务企业的腐蚀。此外,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拦和破坏,洋务派内部派系之争,资金紧张,人才短缺……也是导致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的重要因素,笔者就不一一细说了。最重要的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决定它只能“中体西用”,这个“中体”中有许多因素阻碍着我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方式的步伐。洋务运动只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小部分,起一个引导的作用,然后由于一些不可改变的因素而淡出历史舞台。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途径,为以后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历史就是这样一环套一环,因果相继,少了哪一个都不行。我们不能苛求李鸿章他们看清一切并能摒除一切阻碍,他们能够生机勃勃地开展这一系列的活动已经很了不起了,正是有了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前后相继地寻求富强之路,才有今天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参考文献: [1]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2]冯桂芬:《校郊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3]费正清、崔瑞德:《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4] 参见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中《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 [5]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4―256页。 [6]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研习书社工作室(复印本古籍),2008年版,第19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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