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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匡先生（1916——2002）是2002年5月16日去世的，至今已经整整十一年了。而时间的落叶从未使记忆的森林变得荒凉，坐在哈尔滨宁静的夏夜里，我又想起了面目刚毅诗酒风雅的吴忠匡教授。 与吴先生相识于1985年的夏天，那年我研究生毕业，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来哈尔滨师范大学工作。行前导师石声淮先生郑重地修书一封向吴先生推介我。石声淮先生（1913——1997）是一代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1887——1957）的女婿，而吴忠匡先生则是钱基博先生最早的助教，两人过从甚多，从石声淮先生那里我知道哈尔滨师范大学有一位学养深厚而富有传奇经历的前辈学者。 与石先生一样，吴忠匡教授也一直追随者钱基博先生的步履，可以说，钱基博先生影响了并决定了吴忠匡先生的一生，在吴先生身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到钱基博式的思想性格和精神气质。1935年十九岁的吴忠匡考入上海光华大学，那时钱基博先生正在光华大学任教，热情开朗而又充满诗人气质的吴忠匡，很快就引起钱基博的注意和欣赏。1937年日寇来犯，上海陷落，1938年钱基博先生应廖世承院长之聘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那时的吴先生刚刚二十二岁，大学还没毕业，钱先生却破格让吴先生担任其助教，一起离开上海去了湘南大山深处的蓝田国师，吴先生成了国立师范学院最年轻的教师。间关跋涉，此去经年，吴先生一方面在国立师范学院担任钱基博先生的助教，一方面又在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兼任国文教员。钱先生于深山僻壤之中，苦节卓行，博学周览，涵咏辞章，著述不辍，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里坚守着传统文化的风雅精神而不懈努力。而作为助教的吴先生侍奉左右，晨夕相随，帮助钱先生查找资料，誊录稿件，东风化雨，润物无声，在钱先生引领下，这一时期吴先生登堂入室，其学问与思想境界都大为提高。1939年5月钱基博为国立师范学院学生编写了《国师文范》一书，特地请吴忠匡先生作序，钱先生作为名动海内的一代宿学硕儒，请一位刚刚二十几岁的青年才俊作序，足见钱先生对这位弟子的激赏。 在蓝田的日子里，又一位对其影响深远的学者钱锺书先生也走进了吴先生的世界。1939年钱锺书也从上海来到蓝田，任外文系主任，蓝田略显沉寂闭塞的学术气氛，由于钱锺书的到来而多了几分自由和灵动。那一年吴先生23岁，钱锺书29岁，年相似，道相若，两人因为诗与学问很快成为至交，常常一起读书论道，同桌进膳，抵掌而谈，诗词唱和，留下了一段最为真挚的友谊。钱锺书晚年自选的诗集《槐聚诗存》中有一首《吴亚森（忠匡）出纸索书余诗》，是专门写给吴忠匡先生的诗： 吴生好古亲风雅，翰墨淋漓乞满家。见役吾非能事者，赏音子别会心耶。 声如蚓出诗纤弱，迹如鸦涂字侧斜。也自千金珍弊帚，不求彩笔写簪花。 诗中钱锺书是将他引为知音的。1989年、1991年吴先生先后在《随笔》和《中国文化》上发表了《记钱锺书先生》的文章，被钱先生称作写他最“朴素客观”的文字，其中记录了与钱锺书在蓝田时期的生活： 蓝田时期，除了和极少数极熟习的同人有往还交际而外，中书并无外事困扰，手头的时间是充裕的。晚饭以后，三五友好，往往聚拢到一处，听中书纵谈上下古今，他才思敏捷，富有灵感，又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尖锐的幽默感，每到这一时刻，中书总是显得容颜焕发，光彩照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竭。当他评论某一古今人物时，不但谈论他的正面，也往往涉及他们的种种荒唐事，譬如袁才子、龚定庵、魏默深、曾涤生、李越缦、王壬秋等，他能通过他们的遗闻轶事，表露得比他们的本来面目更为真实，更加真人相。如老吏断狱，证据出入无方。听中书的清谈，这在当时当地是一种最大的享受，我们尽情地吞噬和分享他丰富的知识。我们都好像在听音乐，他的声音有一种色泽感。契诃夫说得对：“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蓝田的日子是清苦的，但那一时期的钱锺书和吴忠匡们却意气风发，诗书自乐，享受着学术创造的快乐。在蓝田钱锺书开始了小说《围城》的创作准备，而代表他学术成熟的《谈艺录》，也是在蓝田完成的。据吴先生回忆，1941年钱锺书离开蓝田前，将《谈艺录》重新誊录一过，就将原稿大笔一挥写上“付忠匡藏之”，送给了吴先生。蓝田仿佛是一种精神圣地让他们回忆，1975年吴先生在塞外的哈尔滨又想起了蓝田的岁月，想起了已经故去的老师“煌煌钱夫子”，也想起了天才挥发的钱锺书，作五古诗《寄怀钱锺书先生》道： 吾怀锺书君，垂老愈恺悌。交期四十年，白首而不易。 忆昔湖湘游，弹指忽三纪。当时蓝田镇，人比巨星里。 煌煌钱夫子，教诲究终始。诸生皆贴然，冥心究文史。 多君飞逸兴，穷山猥玉趾。风雨比邻居，书帙同卧起。 朝兴或共餐，夜读每抵几。馈我珠与玑，消我俗与鄙。 春秋有佳日，且住亦可喜。或眺林峦美，或临清以驶。 觞咏记西园，联翮时戾止。飣坐无杂宾，谈笑皆名理。 此情无或忘，刻骨到没齿。名师俄宿草，故旧半生死。 人生良苦短，世事岂足恃。太息念昔游，催心泪如随。 不过没有多久，蓝田平静而清苦的生活就被日本人的炮火打破了。1944年日寇大举南侵，自湘北进犯长沙，敌人前锋距蓝田不足百里。风警频传，人心动荡，学校机关纷纷避寇播迁，国立师范学院也自蓝田迁徙至溆浦。而钱基博义愤填膺，挺身而出，自言决不后退，甘愿以身殉道，提出作学校留守，以一介书生担负社会责任。此时在前方作战的国民党抗战将领王耀武，一方面为钱基博的临危不去正义凛然而感佩，一方面又替钱先生的命运而担忧，特驰书钱基博，以抗击倭寇是军人职责，学人当以延续中华文化命脉为己任而劝阻。但钱基博并不为所动，坚守动心忍性以验所学。虽然后来经过雪峰山战役，我军大捷，寇退危解，但是却是钱基博先生生命中最见肝胆的一页，正是这个原因钱基博与王耀武有了往来。也因为这个机缘，1945年5月，钱基博将吴忠匡推荐给王耀武做了中校秘书。吴先生当初投笔从戎，有着朴素的抗日热情，但是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昔日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转眼成为国共两党之间民族内部的冲突，而正是这个原因为他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吴忠匡先生并没有在王耀武的部队过长时间，1947年8月，他就离开部队进入齐鲁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山东省立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吴先生多次说起自己的学术转折时说“受钱老先生影响，在我的心里还是学术神圣啊。” 1949年以后先生辗转各高校，1954年最终来到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直至寿终，吴忠匡教授在哈尔滨师大工作了近五十年的时光。此生谁料，生于上海，老于塞北，这个在上海长大的学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到自己会在哈尔滨度过半个世纪的时光。 五十年代以来，吴先生的人生也随着政治风云的不断变化而跌宕起伏。由于任王耀武秘书的短暂经历，吴先生先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1957年又被错划成右派，被判刑劳改。在哈尔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里，先生竟然有二十多年苦难的人生。 1985年我第一次见到吴先生，他拿出一张在水田里劳作的黑白照片给我看，他头戴棉帽，神情黯然，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袄，腰间扎着麻绳，在寒冷的水田里艰难地扶犁。如果不是先生自己解释，无论如何都不能将照片与神采飞扬的吴先生联系在一起。不过吴先生说起这些的时候，不抱怨，不嗟叹，还不自觉的呵呵笑着，仿佛说着别人的故事。 在学术上，吴先生的兴趣是《史记》。当年在湖南期间烽火连天，仓皇撤离，衣物散尽，而他随身携带的只有《史记》和《管子》两种书。杨树达先生认为有清一代董理旧籍，编注群经诸子，而《太史公书》却无人作会校、新疏，勉励其用十年、十五年时间为《史记》作会校新解。尽管遭受了种种不公，吴忠匡先生还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史记》的研究整理。1978年以后，先生所谓历史与右派问题得以纠正，他精神振奋，志在千里，开始了对《史记》注疏的全面整理工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周振甫先生认为该书“会集自汉唐迄今的各名家之说，以订补三家旧注之不足与缺失，功力极深。”《太史公自序》祖述家世，以“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开篇，但是很明显一个人的祖先不能是两个人的。吴先生引证《国语》、《国语》韦昭注、梁玉绳《史记志疑》、崔适《史记探源》等多家史料，证明司马迁之祖不出于“南正重”，而出于“北正黎”，阐幽发微，补正三家注的不足。缪钺先生盛赞其“致力太史公书数十年，谨严精密，超越泷川资言之会注考证。”先生所作《汉军法辑补》，得钱锺书先生推重，寄函吴先生谓“大作《考军法》一篇，精审微至，有黄定海、孙瑞安之风，非惠元和、钱嘉定所及。”锺书先生以清代黄宗羲、孙诒让、惠栋、钱大昕等清代朴学的领军人物称赞其考据功力，能得到钱锺书这样的评价，吴先生心里还是高兴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位四十年代齐鲁大学的副教授、山东省立师范学院的教授，到了八十年代，连他的学生们都已经是教授的时候，吴先生的职称还只是副教授，直到1986年他才被评为教授。按规定，凡评定教授都需要写一个个人总结，望着“个人总结”四个字，吴先生感慨万千，他没有填写什么成果业绩之类，而只是写了一段内心独白： “这对我是一种安慰，我一直认为自己对党和人民忠诚，一致认为在自己的本职事业中勤勤恳恳，尽心尽力，做得正确。正是这一种信念使我得以忍受五七年以及十年祸乱遭到的损害和侮辱，而仍在奋勇前进。” “我每天学习、研究问题，我努力写书，孜孜不倦，无昼无夜，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很大激情的善良的诗人，他本质善良，天性温厚，胸襟开阔。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在风浪中冲垮、卷走的。” 回首前尘，先生并没有过多抱怨，而想到的仍然是对学术事业的追求执着。先生是以诗人自命的，他写诗行文喜欢使用“灯光”意象，如“孤灯自照”“一灯晶莹”之类。我问过先生，为什么爱用灯光意象，他说“我倒没察觉，可能是因为我经历的夜太长，天太冷吧。”夜太长，天太冷，是吴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特殊时代的特殊的人生写照。在他五十年的读书生涯里，有十多年是在战争烽火中颠沛流离，而战争结束先生又以历史问题而被管制，1957年又被错划为右派，又经历了二十多年坎坷苦难的岁月。他不能读书，也不能教书，强制劳动结束后，他也只能在资料室里做资料员。塞外的冬天是寒冷的，而比寒冬更寒冷的是人间的白眼和歧视；塞外的冬夜是漫长的，而比黑夜更漫长的是生活无尽的苦难和悲凉。而在漫天的风雪里，有着诗人情怀的吴先生，并没有因为黑夜而消沉，而一直以昂扬向上的精神追索着光明。钱锺书写过“心事流萤光自照，才华残蜡泪将干”的诗句，深得吴先生赞赏，有响斯应，这也写出了吴先生内心深处的悲壮情感。 千古文章未尽才，英雄无数没蒿莱。正当吴先生奋力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却由于突发脑溢血而半身瘫痪，出院后他只能用左手艰难地写字，他引用《庄子·盗跖》“禹偏枯”的典故，戏称自己如同大禹是“偏枯之人”。有一次我去家里看他，问他忙些什么，他用左手艰难地写道：“坐以待毙。”经历这次病痛，吴先生已经知道后来的人生对他意味着什么，他的学术生命似乎已经结束了，不过他并没有过多悲伤，而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已经不再愿意谈起他的学术理想。不过有空的时候，他还会跟我说起他的老师钱基博，说起他们一起从上海去湖南，行前钱老先生将吴先生的父亲叫到跟前问：“儿子跟我走，你放不放心？”吴先生的父亲说道，“将儿子托付给先生是我们的福分啊。”最让吴先生遗憾的是钱基博1957年在武汉去世的时候，吴先生正在遥远的哈尔滨，遭受无休止的审查、批判。说起这时，他万分遗憾地说道：“老夫子对我恩重如山，他去世，我不在执绋之列，我对不起老师啊。”他用左手在一张纸上写出了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的诗句： 圣师虽远有遗经，万世犹传旧典型。白首自怜心未死，夜窗风雪一灯青 钱基博在他的心中如同孔子一样巍然屹立，是高山仰止的圣师，是万世师法的典范，是风雪长夜里的晶莹灯光，在精神上一生追随，至死不移。当年在蓝田的时候，吴先生帮助钱基博整理过《中国文学史》，晚年的时候吴先生根据笔记先后发表过钱基博的《史记讲录》《东坡文讲录》等文字，传承钱基博的学术与精神成为他的一种使命。 先生一生嗜酒，每餐必饮酒。不过先生说“诗酒风流，有诗佐酒，方能风雅啊。”他喝酒的时候，经常一面饮酒，一面读诗，有一次陪先生喝酒，见他慢慢喝着酒，也慢慢地翻着白居易的诗集，轻轻读着白居易的诗句：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然后他抬起头说：“白居易的诗好啊。”在生死问题上，他表现得相当达观。一次不知怎么我和他说起我的两位老师——石声淮先生和张舜徽先生，两位先生去世后，一位将骨灰撒进了湘江，一位撒进了长江。吴先生沉吟了一下说：“我也托付你一件事，我死后你跟我的家里人说，将我的骨灰也撒进江里吧，撒进松花江吧。”先生逝世后，吴先生的子女们都十分悲痛，十分孝顺，我始终没敢将先生的话说出来，这样也许给儿女们给后人们更多一些纪念和回忆。 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8日，有删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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