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衰亡

戴克里先的专制统治

公元3世纪末期，经过伊利里亚诸帝的统治，罗马帝国的政治危机有所缓解。284年戴克里先登上皇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家机器，以巩固帝国的专制统治。在他统治时期，皇帝的称号从元首改为“多米努斯”（意为主人），正式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戴克里先头戴皇冠，身着镶有金边的紫袍，宫廷礼仪仿照东方专制国家的礼节，臣民觐见时须行跪拜礼。为了应付国内外紧张局势，防御波斯人的进攻和蛮族对边境的进犯，戴克里先以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为驻跸地，而把帝国西部事务委托给马克西米安，两人成为共治者，都称为“奥古斯都”。他们分别镇压了埃及和高卢与非洲的起义。不久，两位奥古斯都各自任命一位副手，都称为“凯撒”，并把自己管辖地区分出一部分交给凯撒掌管。戴克里先任命加列利阿为凯撒，拱卫伊利里亚各省；马克西米安在戴克里先同意下选定君士坦西阿为凯撒，管理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这样，帝国由四个统治者治理，实行所谓“四帝共治制”。但帝国分而不裂，仍保持统一，戴克里先以君主地位握有最高权力。同时规定，奥古斯都在20年任期届满后交卸职权，让位于凯撒；两位奥古斯都将其属下的凯撒收为继子，并将女儿嫁给凯撒，以血缘婚姻关系保持世袭统治，防止非法篡位和宫廷政变。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行省地方势力，戴克里先实行行政和军事改革。行省的范围缩小了，原有的47个行省重新划分为100个行省，分别归属于12个行政区。罗马作为特别行政区仍是帝国的首都，但已不再是皇帝的驻地。行省总督由文职人员担任，不兼军务。戴克里先把军队分成边防部队和内陆机动部队，前者驻扎在边防要地，保卫边境，后者驻守内陆，随时可供调遣。这两种部队合计有72个军团，共约60万人。鉴于当时边防形势日益紧张，国内兵源严重不足，戴克里先在征集隶农当兵的同时，大量召募移居边疆的蛮族入伍，罗马军队进一步蛮族化了。

帝国维持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开支浩大，而当时罗马税制混乱，税源缩减，国库空虚，改革税制成为迫切的问题。戴克里先统一帝国税制，实行新税法，在农村中征收以实物为主的人头税和土地税，在城市居民中则征收以货币为主的人头税。为了保证税源，戴克里先颁布法令，把自由农民和隶农固定在土地上，不准迁徙；把手工业者和商人固定于不同的行业，责成同业公会用连环保方式保证缴足税款和实物；市议员也被固定于市议会，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财产来担保城市应缴的税额。各行各业都世袭其业，对逃亡者严加惩处。新税制的实施，暂时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加强了农民和隶农对大庄园主的依附性，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斗争。当时罗马由于经济衰落，货币不断贬值，物价迅速上涨。为了稳定经济和保证国家货币税收价值，戴克里先整顿币制，铸造新的金币，其法定含金量为1/60罗马磅，并发行银币和铜币。但是，新的货币被居民收藏起来不见流通，劣质货币仍然充斥市场，物价有增无减。公元301年，戴克里先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颁行“限价敕令”，对各种商品价格和各工种工资都规定了最高限额，违者处死。但是，这种脱离实际经济状况的行政命令未能奏效，反而助长投机活动和黑市交易，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在这些经济措施失败之后，戴克里先几乎放弃了全部货币税和货币支付手段，转向征收实物和实物供应的办法，这就加速了社会经济向自然经济的倒退过程。

戴克里先加强专制统治，在宗教上也寻求精神支柱。他尊奉朱庇特，自称朱庇特之子，神化个人。但在当时基督教流传甚广，已发展为独立于帝国的人数众多的宗教团体，他们不屑崇拜朱庇特，不承认皇帝的神性，拒不参军或在军中不服从纪律。戴克里先当然不能长期容忍基督教徒对帝国和官方信仰的蔑视态度，他在其统治末期颁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徒举行宗教仪式。随后又在各地逮捕、刑讯和处决了一些基督教徒，捣毁基督教堂，没收教会财产。基督教徒还被清除出军队和官吏的队伍。但是，戴克里先对基督教的迫害政策并没有得到统治集团共同支持。在基督教已在整个帝国形成一支巨大社会力量的情况下，企图用恢复旧教崇拜来对抗基督教的传播，显然已不可能。因此，在戴克里先退位后，这种政策就停止执行了。

戴克里先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加强专制统治来克服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强化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对于帝国出现的社会危机固然起到暂时缓和的作用，但终究挽救不了罗马奴隶制社会的衰落。

君士坦丁的统治和基督教的质变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同时退位。经过一番争夺帝位的混战，李基尼乌斯和君士坦丁分别控制了帝国东西部的政权，形成两个奥古斯都并立的局面。323年君士坦丁战败李基尼乌斯，成为全国唯一的奥古斯都。继戴克里先之后，君士坦丁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废除四帝共治制，委任自己的子侄治理帝国部分地区，从而把罗马君主专制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将帝国划分为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四大行政区，其下设行政区，行政区下辖各行省。他继承并完成了由戴克里先开始的把军队分为边防军团和内陆机动军团的军事改革，以及在行省中实行军政分开的政策，并以宫廷禁卫队代替近卫军，把军事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官僚机构进一步扩充，皇帝直接任命军政高阶官员，帝国行政制度也彻底官僚化了。这些官僚以效忠皇帝为自己最高职责，他们按严格的等级制度冠以尊贵头衔，享有特权。当时罗马国家的重心已经东移。330年，君士坦丁把帝国首都从罗马迁到东方的拜占庭，取名君士坦丁堡，号为新罗马。他在新都建立了一个与在罗马的元老院并列的元老院，似乎共和制遗范犹在。其实两个元老院都无实际作用，此时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最终确立。

君士坦丁顽固维护奴隶制，颁布法令重申奴隶主有权鞭挞奴隶致死，规定对逃亡奴隶及煽动奴隶逃亡者加重惩罚。还准许贫民出卖子女为奴，允许奴隶主将被释放的奴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此外，君士坦丁制定法律，严禁隶农逃亡，规定隶农及其后代必须固着在主人的土地上，对逃亡隶农应带上镣铐解归原主，力图把隶农降到和奴隶相似的地位。还宣布市议员不得离开所在城市和免除所承担的义务。在君士坦丁专制统治下，中等阶层的自由权利遭到剥夺，广大劳动群众受到普遍奴役，生活状况急剧恶化。

与戴克里先不同，君士坦丁在利用宗教加强专制统治方面倾向于支持基督教。他依靠基督教会和蛮族军队力量，战胜竞争者，取得帝国西部的统治权后，进一步利用基督教作为帝国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统治工具。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当时统治帝国东部的李基尼乌斯联合发布了“米兰敕令”，正式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并存，使其取得合法地位，并归还从前所没收的基督教堂和财产。以后，他还颁布诏令，赐给基督教会许多重要特权，如教会有权接受遗产和馈赠，教会神职人员豁免赋税和徭役，等等。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和利用的政策，而基督教也开始与帝国政权合流，为奴隶主统治阶级服务。

在基督教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由于在教义和组织等方面不统一，教派争端十分激烈。当时正统教会对教义有着严重分歧，主要分为两大派，争论不休。以阿塔纳西乌斯为代表的正教派，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同性同体；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里乌斯则反对三位一体说，否认基督的神性。阿里乌斯派还主张基督教徒安于清贫，反对教会上层享受特权，聚敛钱财，因而反映了基督教下层教徒的思想。所以，教派之争实际上是社会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君士坦丁取得全国政权后，为了把基督教变为帝国政权可靠的支柱，便以皇帝权力来解决基督教内部的纷争，帮助教会统一教义和组织。公元323年，君士但丁在尼西亚召集了318名主教举行会议，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大集结。会议制定了所有基督教徒必须遵奉的教义即“尼西亚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同体，因而是永恒的，树立三位一体派为正统，斥责阿里乌斯派，并革除阿里乌斯教籍，予以放逐。以后，虽有反复，但阿里乌斯派在斗争中终归失败，后来仅流行于埃及和叙利亚以及一些蛮族居民中。经过尼西亚大会，基督教已具有统一的教义和组织，受着罗马帝国皇帝的庇护和控制，完全蜕化为奴隶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因此，这次大会标志着原始基督教质变的最后完成。

尼西亚大会后，基督教在罗马皇帝朱里亚努斯（361—363年）统治时期曾一度受到压制，但不久便恢复过来，并取得进一步发展。及至392年，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一世（379—395年）颁布法令，关闭一切异教神庙，禁止献祭活动。历史上一般以392年作为基督教正式定为罗马国教之年。随着罗马奴隶制社会的没落，基督教后来又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在近代又为资产阶级所利用。

罗马帝国在人民起义和蛮族入侵中衰亡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专制统治及其改革措施，使帝国得到暂时的稳定，但无法挽救罗马奴隶制社会的没落。公元4至5世纪，帝国社会经济日趋衰落，西部地区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萧条不振，农村荒芜，人口锐减，呈现荒凉破败的景象；东部行省的衰落过程比较缓慢。在此时期，由于奴隶制危机日益严重，析产奴隶增多，他们大多领取土地耕作。隶农的来源和范围扩大了，地位进一步下降，其人身、法律和财产方面的权利相继被剥夺殆尽，生活十分困苦。另一方面，随着中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城乡许多居民不堪重税负担和兵燹灾祸，纷纷托庇于大地主门下，大地产得到迅速发展，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与日俱增。大庄园中自设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建立武装和防御工事，甚至还设立法庭和监狱，奴役成百上千的奴隶和隶农。这些属于显贵的大庄园，在帝国境内俨如“国中之国”。

帝国后期在政治上更是混乱不堪。君士坦丁死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争夺帝位的长期混战，后因内外交困也无法建立稳固的政权。提奥多西一世执政时，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尊奉基督教为国教，一度恢复了帝国的统一，但在他死后却把帝国分给两个儿子，于是在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分裂后的罗马帝国已经奄奄一息，临近末日了。

从4 世纪中叶起，奴隶、隶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起义烽火几乎燃遍帝国各地。与此同时，蛮族成群迁徙并大举进攻罗马。这两股力量彼此呼应，或汇合一起，猛烈冲击着腐朽的罗马奴隶制帝国。人民起义运动先在帝国西部爆发，斗争十分剧烈。公元368—369 年在不列颠发生了纳税人的暴动。上一世纪在高卢爆发的巴高达运动，这时余焰重燃，巴高达在高卢境内四出活动，使贵族不得安宁。公元4 世纪末，西班牙又发生农民起义。在北非，4 世纪30 年代兴起了阿哥尼斯特运动^①，参加者有奴隶、隶农和农民，还有反对罗马统治的土著居民柏柏尔人。阿哥尼斯特运动与多那图斯教有着密切联系，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他们袭击大地主和高利贷者，摧毁大庄园，焚烧奴隶的名单和债券。运动在40 年代发展到高潮，后为罗马军队镇压。公元372 年，毛里塔尼亚发生费尔姆领导的起义。由于费尔姆和阿哥尼斯特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起义声势浩大，席卷毛里塔尼亚大部分地区。后经两年战争才被罗马镇压。4 世纪下半叶，匈奴人从里海附近的草原出发，向西突进，推动了日耳曼诸部落大迁徙浪潮。西哥特人躲避匈奴兵锋，于375 年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境内避难。次年西哥特人不堪忍受罗马官员的欺压和勒索，愤然举行起义。当地的奴隶、隶农以及色雷斯的矿工，也都参加起义队伍。罗马皇帝瓦伦斯率军前去镇压，在亚德里亚堡决战中遭到惨败，瓦伦斯也丧了命。继位的提奥多西被迫与西哥特人订立和约，将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土地划分他们定居，供给粮食，起义才平息下来。4 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后，西哥特人在其首领阿拉里克率领下，横扫巴尔干半岛，然后进军意大利。沿途许多奴隶、隶农和农民加入西哥特人队伍，声势浩大。408 年阿拉里克包围罗马，勒索了大量钱财，才暂时退兵。410 年阿拉里克再次围困罗马，城内起义的奴隶打开了城门，放进了西哥特人，于是这座被誉为“永恒之城”的罗马城在奴隶和蛮族的内外夹攻下首次陷落。西哥特人入城后大肆劫掠。不久，他们向西进入高卢南部，继而将前已占领西班牙的汪达尔人逐走，于419 年建立了以土鲁斯为都城的西哥特王国。

汪达尔人在5世纪初越过莱茵河侵入高卢，后又南下西班牙。他们在西班牙被西哥特人打败后，渡海进入北非，于439年攻克迦太基城，建立了汪达尔王国。455年，汪达尔国王该萨里克率领大批舰队渡海北上，攻陷了罗马，又把罗马洗劫一空。劫后罗马仅存居民7000人。

公元420 年，法兰克人侵入北高卢，并不断向邻近地区渗透，扩大地盘。勃艮第人则占领了高卢的东南部。这时，巴高达运动重新高涨，他们一度控制了高卢西北部的阿尔摩利卡，后遭罗马镇压，巴高达转移到西班牙，仍继续坚持斗争。到5 世纪中叶，高卢陷于四分五裂。当日耳曼部落向西迁徙时，匈奴人又跟踪而至。5 世纪初，匈奴人攻占了多瑙河盆地，到20年代建立了阿提拉帝国，日渐强盛。447年，匈奴人在阿提拉率领下进犯东罗马帝国，皇帝提奥多西二世被迫纳贡求和。不久，阿提拉挥师西进，向西罗马进兵。451 年匈奴大军进入高卢，罗马联合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共同抗击，于高卢北部的沙龙城附近发生激战，双方均损失惨重，阿提拉引兵而退。次年阿提拉又率军进攻意大利，后因军中发生瘟疫才撤走。到5 世纪70 年代，在人民起义和蛮族进攻的沉重打击下，西罗马帝国已经土崩瓦解。西罗马帝国已是蛮族的天下，西罗马帝国皇帝成了日耳曼雇佣军手下的傀儡。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克废黜了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最后灭亡。从此以后，西欧和北非奴隶制社会历史宣告结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而东罗马帝国由于历史情况不同，未与西罗马帝国一起覆亡，后来经过奴隶、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过程，逐渐转入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