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里，《三字经》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中国社会众多儿童蒙学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然而，《三字经》从来没有抖落满身的“难登大雅之堂”“低级小儿科”的尘埃。古人蒙学特别看重背诵的功夫，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蒙学师基本不负讲解的责任。因此，面对童蒙读物《三字经》，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的把握。
就拿《三字经》的前四句做个例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四句，许多人都可以琅琅上口，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难解的地方，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人之初，性本善”是哪一位儒家大师讲的话呢？儒家对于人性是善是恶的看法并不是统一的。比如孔子，他是持人性有善有恶的看法的，并没有下过断言，荀子则是认同性恶的，而孟子却是倾向于“性善”的。《孟子·公孙丑上》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禽兽，就是因为有这“四心”。
可以看出，《三字经》主要是顺着孟子一脉来讲的。但是，要么是《三字经》的作者没有能够把握孟子的真实思想；要么就是他根据自己对孟子的理解，有意或无意地将“性（向或趋）善说”推到了绝对化的“性本善”的绝境，那其实已经是谬误了。
正因为《三字经》是最普及的童蒙读物，原本近乎向壁虚造的、在儒家思想里根本不存在的“人之初，性本善”，竟然也就借势喧腾于人口，并由此深入人心。由“向”偷换到“本”，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带来的影响之大，远非我们所能想像。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教授在其名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有非常精当的论述，粗略的大意是：西方传统中，只有上帝是无罪的，人则都是有原罪的。换句话说，人性是恶的，或者有着不可忽视的恶的可能。因此，对谁都不可以无条件地信任，不能把权力集中起来交付给任何一个人，必须有法制来加以约束。而在中国，由于大家相信或是以为人性本善，那么，就可以用某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使得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于是，只要确信找到了一个“圣王”，就应该将一切都无条件地交托给他，哪里还有法制的必要呢？幸好，紧接下来的“性相近，习相远”是确凿无疑地出自《论语·阳货》。我想，其实《三字经》就以此两句开头或许更好。
以《三字经》开头的两句作例子，无非是想说明，我们其实对这部传统的童蒙读物并不熟悉，更谈不上有准确地理解。不费一番力气，恐怕是读不懂当年的孩童读的《三字经》的。当然，貌似熟悉实则陌生，并不是我们在今天还要读《三字经》的唯一理由。
顾静先生说：“《三字经》三字一句的形式及简明赅备的内容——前者语句简洁、抑扬顿挫，故而琅琅上口而易记易诵；后者则以短小的篇幅最大限度地涵盖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常识，提挈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三字经》给予蒙童的教育，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在价值取向与精神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