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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舞女大闹社会局：上海舞潮案 1948年1月31日，正是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对国民党政府军进行摧枯拉朽的反攻之际。国民党部队全线崩溃，国民党政府管辖区的社会局势也动荡不安。在上海，同济大学的学潮还未结束，一场舞潮案又闹了起来。 这天下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的广场上，陆陆续续开来多支队伍，还夹杂着一些卡车。不一会儿，社会局大门前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群的前面，两个代表与值勤军警商量，要求进见局长吴开先。吴开先近来正对上海社会上的舞女问题大伤脑筋，闻报舞女联谊会的代表孙致敏、孟燕要求和自己进行谈判，大为恼火，吩咐军警加派岗哨，拦住那舞女，不予理睬。 当集会的群众遭到无理拒绝后，人群中出现了骚动。许多人举起写有“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转业”，“反对抽签禁舞”，“团结起来，大家有饭吃”等标语，呼起了口号，霎时喊声震天。当军警把舞女代表往外攘的时候，少数舞女和舞厅青年职工冲上台阶保护自己的代表，不料军警蛮横地挥起警棍，残忍地抽打人。请愿群众奋起反抗，抢夺军棍。被打破了头的群众高喊：“警察打人了”。广场上顿时秩序大乱，请愿群众涌上前去痛打军警，并冲进了机关内部。社会局内的办公人员被吓得纷纷迩逃走。冲进社会局的舞女和舞厅职工把怒发泄到了办公用具上，文具、凳子、抽屉，纷纷被摔下楼。吴开先躲在军警室内拨了市警察局的电话。一会儿，大批军警和“飞行堡垒”警车包围了请愿群众。然而群众和警察展开了搏斗，直到大批荷枪实弹的军队开来弹压，才控制了局势。社会局的外围也被军队封锁了起来。许多请愿的群众在社会局的楼内来不及撤出就被军警逮捕；更多的群众被集中在广场上。军警让群众列队，搜捕代表人物，被逮捕的群众不下五六百人。 这就是震惊上海的舞潮案。这件风潮是如何发生的呢？其根源便是半年前国民党政府发布的禁舞命令。 1947年夏，正值伪“国大”召开之际，为了粉饰太平，装潢门面，国民党政府以“妨害风化，提倡节约”为由，实行禁舞。舞厅业职工和舞女们纷纷起来为了求生存要吃饭而奋斗。 在同业职工的推动和社会的支持下，百乐门舞厅的陈兰茵、大都会舞厅的孟燕、扬子舞厅的孙致敏、维也纳舞厅的金美虹、米高美舞厅的洪小萍等7人发起和筹备组织了上海舞女联谊会，以领导舞女们的反禁舞运动。在金美虹和孙致敏的努力下，国民党上海市妇女会同意接受这个组织为妇女会的一个支会，定名为“上海市妇女会舞女联谊会”，并发了一枚公章。 在1948年，上海有大不舞厅26家，舞女千余人。她们大都有父母兄妹，有的还有丈夫孩子，为了在饥饿线上挣扎，她们只好靠伴舞来维持生计。在那尔虞我诈的旧上海，许多舞女也想转业，然社会并不允许。当政府蛮横地禁舞时，她们只好参加“求生存、要吃饭、反禁舞”的斗争。舞厅资本家和黄色工会也想利用舞女们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因而他们也大造舆论，支持舞女们反对禁舞令。 舞女联谊会成立以后，利用合法的手段，向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市政府、市长、社会局等处请愿，还派代表去南京伪国大常委会秘书长洪兰友处请愿意。上海的新闻界给予舞女联谊会以极大的支持。各报记者在参加了舞女联谊会成立大会或记者招待会后，在报上登出了《小北京（孟燕）一哭惊全场》、《舞女们要吃饭、要转业》、《我们不要当舞女》等报道，反映了“舞女联谊会”的要求：政府应先解决舞女的转业问题，然后才能禁舞，否则1000多名舞女和几千家属的生计无法解决。这个要求一下子击中了国民党政府的要害：已是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哪里还顾得上为人民的死活着想？ 舞女联谊会在发动上海妇女界向宋美龄写信呼吁为舞女安排转业的同时，还筹备组织了学习班，为舞女转业创造有利条件。“转业学习班”设有打字、刺绣、簿记、烹饪、缝纫、编织等专业，她们白天初习读书，晚上在舞厅工作。当时舞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极低，且都想早日离开伴舞生活，靠正当的职业谋生，因此大家上“转业补习班”的积极性非常高。 就在舞女们在积极准备转业之际，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宣布舞厅分批抽签，抽中的先行停业（即“分批抽答停舞”），企图分化舞女、舞厅业职工、舞厅酱家之间的团结，实行全行禁舞。舞女联谊会决定召开大会，向社会局集体请愿，反对抽签禁舞。舞女联谊会在新仙林舞厅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决议进行有组织有秩序的请愿。正在会议进行期间，有记者透露了反动当局刚刚形成联席会议决议，要坚持抽签禁舞。舞女联谊会宣布立即停止开会，去社会局集体请愿。为避免当局的注意，各舞厅的人员各成一群，分头前往社会局广场集中。黄色工会闻讯也派出了卡车。于是发了1月31日的舞潮案。 舞女风潮后，禁舞令被迫取消，大不舞厅照常开业，被捕人员全部移交地方法院审理。只是舞女联谊会被查封。然而不久，国民党政府覆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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