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研究很热，看看这个学科奠基人麦克尼尔的“终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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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史”或“全球史”写作颇为风行的当下，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鼎鼎大名似乎已没有被刻意突出或强调的必要。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麦克尼尔撰写了多部影响巨大的作品，奠定了世界史学科在美国学界的地位，被誉为“新世界历史运动的领军人物”和“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近年来中文世界对麦克尼尔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已有很多研究，主要参见郭方：《评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钱乘旦：《评麦克尼尔〈世界史〉》，《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王晋新：《扬弃、探求与超越——威廉·麦克尼尔史学思想及成就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必须首先说明的是，中美学术语境下的“世界史”概念和内涵有所不同。欧美历史学家所谓的“世界史”指的是研究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与“全球史”同义；而在中国，作为一个学科的“世界史”研究的是除中国史以外的其他地区和国别的历史，可理解为“外国史”。本文中的“世界史”均指前者。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之一，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1963年，他以《西方的兴起》一举成名，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2016年7月8日，麦克尼尔逝世，享年98岁。

20世纪60年代，老麦克尼尔以一本《西方的兴起》一举成名，而其此后的多部著作，大多是该书的缩编或补充，很难说有根本性的突破。（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其他重要著作有《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人类文明的互动》（施诚、赵婧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倪大昕、杨润殷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等)直到2003年，他与儿子、著名环境史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合作，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人类历史》(J. R. McNeill, W. H. McNeill,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World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一书。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曾引进该书，现又改以《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之名推出了中文修订版（下文简称《麦克尼尔全球史》）。对于耄耋之年写就的这本世界史新著，作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期待。老麦克尼尔曾在回忆录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此书“比先前所能见到的书对文明进程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和平衡的叙述。我一直试图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并将此书视为这一努力的恰当的顶峰。在读本科时，我就萌生了上述想法；1940年，我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读到汤因比的著作，视野更为扩展；1963年，《西方的兴起》实现了这一初步的学术构想。40年后，我的儿子和我编制了一部修订的、校正的和浓缩版本的人类历史。不论其他人如何评价，我一生的雄心壮志如今已经竭尽全力并心满意足地实现了。”（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s Memoir,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5, pp.155~156. 译文参考威廉·麦克尼尔：《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高照晶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此言颇有些给自己的学术生涯画上句号的味道。那么，麦克尼尔父子是如何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思考加以修订和校正，并浓缩进一部单卷本世界史中的呢？

《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 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80.00元

麦氏父子以“网络”（web）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写作该书时，正值互联网方兴未艾之际，这一概念的选取明显受此启发。但作者所言的网络并非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人类诞生之初即存在的历史事实。用他们的话说，网络“就是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的关系”（第1页）。全书用八章的篇幅，具体考察了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网络生成、演进、互动、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描述了“它们所具有的合作与竞争的特性、它们的扩展趋势和它们在人类历史中重要意义的增长，以及它们对地球历史的影响”（第4页）。正是借助这些网络的此消彼长，世界历史的长轴画卷在读者面前徐徐铺开。

在麦氏父子的笔下，最初的人类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即形成了一个个小型网络，用于组织小规模的采猎活动。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作者特别强调了语言在这一阶段的重要作用，以及舞蹈和歌唱所形成的集体意识。正是借助这样的交往与合作，人类得以走出非洲，迁徙到全球各地，诞生了一个“纤细微弱”的“世界网络”。尽管这一最初的网络颇为松散，但为后来的基因、信息、思想和技术交换奠定了全球基础。距今约12000年前，定居农业在全球至少七个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农民们与周边的小共同体交换着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开始具有区域规模的网络。这种面对面的交际网络仍显粗疏，却为人类保存了文化习俗的多样性。公元前3500年左右，以崛起的城市为中心，这些原有的乡村网络聚合成了“大都市网络”（metropolitan webs），并在这一基础上孕育出几大辉煌灿烂的文明。及至约公元200年时，一个遍及欧亚大陆和北非的“旧大陆（旧世界）网络体系”（the Old World Web）形成了。在随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旧大陆上的各个文明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互动，该网络也变得愈加“密集化”。与此同时，美洲大陆虽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也发展出了分别以为墨西哥和秘鲁为中心的两大网络体系。15世纪海道大通，诸多网络终于联结成了一个单一的世界性网络。人口、商品、信息、生物和传染病的加速流动，深刻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命运。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新，推动了这一全球网络的扩展，也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产生了复杂的互动。1914~1941年之间一战和经济萧条暂时延缓了全球化进程，但二战后该进程得以复苏并加速发展，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这便是麦克尼尔父子所勾勒的从史前到21世纪初的“人类之网”。与数十年前问世的《西方的兴起》（以及作为该书教材版的《世界史》）相比，《麦克尼尔全球史》一书在保留了鲜明的“麦氏风格”基础上，提供给读者不少新知与创见，也折射出美国学界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新动向。

首先，“网络”这一核心概念的选取和使用，体现了麦克尼尔父子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和分期等基本问题的反思。注重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并将这种互动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向来是老麦克尼尔的世界史研究的最大特色，《麦克尼尔全球史》一书基本上延续了这一解释框架。不过，“网络”概念的引入，使得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有了更具说服力的载体。因为网络的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群体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商品、文化、技术、物种乃至疾病的广泛交流，文明内部的社会变动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模仿、合作、竞争也才得以实现。强大的文明（如欧亚大陆中心的诸帝国）可以通过网络扩展自己的权势，弱小的文明（如欧亚大陆两端的西欧和日本）同样可以借助网络而崛起为大国。由此可见，网络不仅是对过往实际的描述，更具有塑造世界的力量，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发展之动因的独到认识。

除了对横向联系和比较的偏重，在人类历史纵向发展这一维度上，“网络”还体现了麦氏父子的历史分期观念。一方面，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基本上沿着上述“第一个世界性网络-定居农业和大都市网络-旧大陆网络-世界性网络”的线索和脉络而演进；另一方面，这些网络并不是后一种完全取代前一种的关系，如乡村等某些地方性网络一直顽强地存在，全球网络的发展也会遭遇阻碍甚至倒退。因而，“人类之网”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线性的，不同大小、类型的网络的并存和交替，展现了一种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时空架构，这也体现了作者对文化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思考。此外，由于网络的存在，人类自诞生之初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相较于另一位世界史大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将1500年视为世界从孤立走向整体的开端（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一观点无疑更为大胆。地理大发现的世界历史意义被淡化了，因而《麦克尼尔全球史》一书对西方中心论的摒弃更进了一步。

总之，麦克尼尔父子笔下的“网络”，既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进程的描述性概念，更是由历史学家所构建的分析性概念。相较于“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等理论，作者在构建自己的“世界史网络体系”时，对“宏大叙事”采取了一种较为谨慎的态度。即便如此，老麦克尼尔仍毫不掩饰其学术“野心”，他希望“人类之网这一概念流行开来”，因为这“是一种比旧有方法的解释更好地理解人类过去的方式”。（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s Memoir,p.155. 中译参考威廉·麦克尼尔：《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第165页）当然，读者大可以对“网络”这一世界历史编纂的“新范式”提出质疑：这些网络都是真实存在的么？偶然的相遇或暂时的互动能否构成一个网络？网络的“更新换代”是否具有世界普遍性？推动网络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有哪些？不过，“网络”背后所体现的学者的概念化能力和历史想象力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在对待各个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麦克尼尔父子的态度更为审慎和全面。与很多世界通史著作一样，《麦克尼尔全球史》的基本叙事单位是各个文明。和《西方的兴起》相比，该书有意识增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大洋洲、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等区域的论述。另一方面，麦氏父子对非西方世界的重视并未达到“新全球史”领军人物杰里·本特利等人那样的程度，即对世界各地区的文明等量齐观，平均分配篇幅。（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魏凤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该书在叙述1500年前的历史时，仍将“旧世界网络”的四大文明和游牧民族作为主角，辅之以对美洲文明的少量提及。而在全书的后半段，西方文明的强势和主导（以工业革命为代表）更是随处可见。这样的叙事或许隐含着作者的矛盾心理：既对西方中心论（和欧亚中心论）保持警惕，又试图凸显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和重点。

这也就涉及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如何看待各文明在“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它们的关系是什么？以文明为中心的世界史著述，常常容易陷入一种道德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泥淖。“文明”对“野蛮”的开化，或“高级文明”对“低级文明”的征服才是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体现。《西方的兴起》一书就曾遭到批评，认为其暗含了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推行文化霸权的野心。《麦克尼尔全球史》并未从根本上规避这种文明的“进步史观”，处于网络中的各文明自然也有中心和边缘之分。那些在网络中能够更加便利和低成本地获取资源的文明，往往会走上崛起的通衢大道，反之便会遭到淘汰。不过，作者也不忘指出，网络带来的不光是进步，更有种种不平等和灾难。那些命运悲惨的边缘群体，如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非洲人、美洲的印第安人、塔斯马尼亚岛和复活节岛上的原住民，还有数不清的被瘟疫和饥荒夺去生命的个体，即是这些网络的牺牲品。这种对文明多元性的强调和对“失败者”的观照，体现了历史学家独有的人文关怀，也是多元文化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投射。

威廉·麦克尼尔成名作《西方的兴起》中译本

第三，麦克尼尔父子力图将通史与专题性研究相结合，从而构建一种既有鲜明特点，又保持平衡的世界史叙事。众所周知，世界历史包罗万象，历史学家在题材的选取和材料的编排上必须有所取舍，才能形成一种清晰条贯而又详略得当的叙事。在《麦克尼尔全球史》一书中，贸易、交通和通讯技术、战争（及其导致的技术和社会变革）等老麦克尼尔向来重视的领域依然占据较多篇幅。作者还紧扣网络这一概念，着重对两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论述。其一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书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人类如何应对自然并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以及这种活动如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瘟疫、饥荒、物种交换和自然灾害又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走向。其二是突出文化因素，特别是宗教与“人类之网”的互动。宗教的扩散与人口迁徙、商业贸易、军事征服等息息相关，既得益于交际网络的存在，又反过来延展了网络的范围，加深了网络的密集化程度。除了这些颇具“麦氏特色”的主题，作者还在宏观研究中穿插进一些历史细节，以增添可读性。例如，汗血宝马和苜蓿草在改变欧亚大陆政治军事均势中扮演了微妙的角色（第113～114页）；在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潮时期，旧金山甚至从香港进口活动房屋（第300页）。不过，正如学者史景迁所评论的那样，麦克尼尔父子的“鸟瞰式”研究留意了这样那样的因素，却唯独忽视了具体的人的情感和声音（尽管提到了洪秀全和西蒙·基班古等人的故事）。（Jonathan D. Spence, “The Whole World in Their Hands,” New York Times,October 9, 2003.）此说不无道理。既然“网络”是由千千万万的历史当事人参与构建的，其核心本应是人与人的关系，但该书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是非人化的。当然，这也是世界通史写作这一体裁所限制的。

要而言之，无论是核心概念的构建、对文明及其关系的理解，还是在题材的选择上，《麦克尼尔全球史》均颇富新意，带有麦氏父子鲜明的治史理念和写作风格，可谓自成一家之言。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除了史景迁与本特利等人撰文予以评介外，该书出版后并未引起学界太多的反响，这令老麦克尼尔颇为沮丧。如果我们要对该书的学术地位作出评价，或许有必要对美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史稍作回顾。美国的世界史研究首先是作为一个教学领域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老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等学者出于对西方文化模式的反思，开始对原有的《西方文明史》课程加以改造。加之冷战时期美国亟需了解非西方文明，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史课程应运而生。经过数代学者的惨淡经营，世界史终于成为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麦克尼尔全球史》只不过是当今诸多世界史著作和教材中的一种，不可能再像当年《西方的兴起》那样一枝独秀。对该领域的开拓者老麦克尼尔来说，世界史园地的百花齐放，或许也不失为另一种更大意义上的成功。另一方面，主要基于二手材料而非档案研究的世界史著作，长期受到所谓“专业历史学家”的轻忽。尤其是碎片化带来的对宏大叙事和历史规律的反感，导致很多历史学同行对这类通论性著作兴趣不大。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已经非常成熟的历史编纂方式，世界史对于纠正史学专门化倾向、培养具备国际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回应全球化时代的种种挑战，都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这同样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和职责所在。

虽然老麦克尼尔早已声名卓著，但在中文世界，对他的译介近几年来才逐渐增多，这与中国学者和公众对世界史（全球史）的热情显然是分不开的。与同类型图书相比，这本倾注了作者毕生心血的《麦克尼尔全球史》篇幅适中，雅俗共赏，似乎更有理由获得中国读者的注目。当然，学者们标榜要“从月球看地球”或是对世界历史进行“鸟瞰”，但世界史的撰述从来未能真正摆脱其民族特性。包括《麦克尼尔全球史》在内的世界史著作大多出自欧美学者的笔下，它们诞生于欧美特定的学术语境和社会语境，主要面向的是西方读者。我们更加呼唤中国学者能够充分吸收外国史学成果和本土历史资源，撰写出有价值的世界史著作，参与这场关乎人类命运的对话。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麦克尼尔父子分别陈述了他们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看法和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展望。小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同质性”向“多样性”，而后又朝着“复杂同质性”演进的过程。他担心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信息和能源问题，人类或将最终毁灭自己。相较之下，父亲老麦克尼尔的看法更加乐观：如果能够保有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网络中共同生活的能力，人类是可以克服种种危机和挑战的。不论踌躇抑或乐观，谁也无法否认的是，你我正生活在一个自己亲手参与编织的全球网络之中。如今，在这个巨大而又密集的网络遭到种种质疑、挑战和冲击的时刻，彷徨无措的我们不妨回首过去，从悠远的“人类之网”中寻觅到哪怕一丝丝的激励、感动或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