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尽头是残疾？！

天才的尽头是残疾？！

美语之路 2017-05-09 13:38

英国曾经评选出十位数学天才，认为他们的革命性发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佩雷尔曼榜上有名。

格里戈里·佩雷尔曼（俄语：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Перельман），1966年6月13日出生，犹太人，俄罗斯数学家。他是一位Ricci流的专家，证明了数学中一个重要的未解决的问题：庞加莱猜想。

英国广播公司（BBC）评价：他破解了庞加莱猜想，“是数学发展，也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里程碑”。

埃及《金字塔周刊》有一篇题为“佩雷尔曼：最聪明的数学家”的文章居然认为：只有金字塔设计者的后裔，才有可能破解庞加莱猜想这一百年谜题。

然而，多位专门研究天才教育的美国心理学家却认为，佩雷尔曼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其性格和家教有关。

2003年，在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后不久，这位颇有隐者风范的大胡子学者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据说他和母亲、妹妹一起住在圣彼得堡市郊的一所小房子里，而且这个犹太人家庭很少对外开放。对此，他的朋友并不感到奇怪。

“他有一点使自己疏离于整个数学界。”牛津大学的DuSautoy教授说，“他对金钱没兴趣。对他来说，最大的奖励就是证明自己的理论。”

在《完美的证明》（佩雷尔曼传记，中译本）里，可以看到，佩雷尔曼有亚斯伯格综合征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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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病症的名称来自奥地利儿科学家汉斯·亚斯伯格（Hans Asperger）。很久以前人们便相信是亚斯伯格在上世纪40年代第一次定义了这一病症。事实上，似乎第一个对于这一病症的具体症状进行分类的医生是苏联的儿童精神病专家格鲁妮娅·苏克哈热瓦（Grunya Sukhareva）。格鲁妮娅·苏克哈热瓦在上世纪20年代做了这一分类，但是她当时把这一病症称为精神分裂型的人格障碍（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这一病症在俄罗斯没有成为一个通常的诊断病症。亚斯伯格综合征是一种属于自闭症候群的障碍。与大多数自闭症患者不同，亚斯伯格症患者通常具有正常智商或高智商，但是他们心智发展的方式与神经正常的人（就如亚斯伯格综合征研究者们所称的）之间有着显著的不同。汉斯·亚斯伯格注意到这些孩子的社交成熟性和社会推理能力发展滞后。用亚斯伯格比较委婉的话来说，他们的一些社会技能终身都“异乎寻常”。他们在交朋友上有困难，在交际上有困难——他们说话的语调、节奏和音高常常很奇怪，令人不快；他们在理解和控制自己的感情上有困难；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生活组织方面需要极大的帮助，所以他们在日常的为人处世中经常依赖自己的母亲。

在汉斯·亚斯伯格定义这一病症的40多年之后，一位叫西蒙·伯龙–科恩（Simon BaronCohen）的英国心理学家开始研究自闭症和亚斯伯格综合征，并提出几点洞见。这些洞见在我看来对于理解格里高列·佩雷尔曼非常有帮助。首先，伯龙–科恩提出，自闭症患者的大脑很可能有着特殊的不平衡性。一个神经正常的人的大脑同时具有“系统化”（systemize）和“移情”（empathize）的能力，而一个自闭症患者的大脑可能在前一种能力上非常出色，而在后一种能力上却总是很拙劣，因此伯龙–科恩将自闭症患者的大脑称为“极端的男性大脑”。伯龙–科恩把“系统化”定义为“根据‘辨别输入—操作—输出’的规则分析和/或建构（任何种类的）系统的能力”，并提出理论，认为擅长系统化的人其罹患自闭症的风险更高。当他在一群剑桥大学的本科生中间测试自己的理论时，发现其中数学专业的学生们与其他学生比起来被诊断患有自闭症的几率要高出3到7倍。伯龙–科恩也设计了AQ测试，即自闭症光谱指数（autismspectrum quotient）测试，并在患有亚斯伯格综合征或者患有高功能自闭症的成人、随机选择的控制组、剑桥大学学生和英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身上进行了这项测试。数学与自闭症和/或亚斯伯格综合征之间的相关性又一次得到了证明：数学学生在AQ测试上的分数比其他学科的理科学生要高，这些其他学科的理科学生的AQ测试分数比人文学科的学生要高，而人文学科学生的AQ测试分数则与随机控制组的被试者们基本持平。在伯龙–科恩把测试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时，我也进行了测试，得到的分数按照伯龙–科恩的预计很可能与前数学学校的学生一样，非常高。据我所知格里高列·佩雷尔曼从来没参加过AQ测试，当然也不会被一个从来没和他交谈过的人所诊断。在我和伯龙–科恩通电话，花了一小时时间向他描述佩雷尔曼之后，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主动提出要飞到圣彼得堡来评估一下这位著名的数学家。在伯龙–科恩听来，佩雷尔曼与他的很多个客户非常相似,由此伯龙–科恩也便成为了主动提出要给佩雷尔曼提供帮助的众多人士中的一员，而那些帮助并不受欢迎。

如果伯龙–科恩选择了俄罗斯数学家而不是英国数学家作为被试者，那么测试结果很可能一样或者更为显著。毕竟俄罗斯的数学天才们通常与同类人群一起相处，他们所处的环境又特别容忍他们的这种独特的怪异。原谅数学家们的自闭性的粗俗无礼，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很多关于柯尔莫哥罗夫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他的一种怪异行为：他在与人谈话谈到一半的时候，会突然走开，显然完全不顾社交礼仪，对社交完全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而这正是亚斯伯格症患者的典型特征。一旦他得到他所需的信息，交际对于他来说不再具有更多的用处。有一次，还是柯尔莫哥罗夫在莫斯科大学担任院长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走廊上向他打招呼，并不断对他说:“您好，我是某某某教授。”但柯尔莫哥罗夫并不作答。最后，这位教授忍不住问他:“你不认识我，是吗？”柯尔莫哥罗夫回应说:“我知道，我意识到你是某某某教授。”在亚斯伯格症患者的世界中，对话是信息的交流，而不是客气话的交流。大多数柯尔莫哥罗夫的学生提到了他们的老师有典型的亚斯伯格综合征症状，学生们把这称为“脾气”，实际上就是显然无法控制的可怕的阵发性狂怒。柯尔莫哥罗夫具有如此明显的社交问题，但他的事业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这可以反映出一种亚斯伯格症文化已经根植于更为广泛的俄罗斯数学文化之中。

伯龙–科恩的另外一个洞见是提出了自闭症患者并不具有“心理理论”，即想象他人具有不同于自己的思想、感觉和经验的能力。在一个令人吃惊的实验中，伯龙–科恩分别测试了正常发育的孩子、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以及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所有这些孩子都观看了一出关于两个洋娃娃和一块弹子的戏。其中一个洋娃娃把弹子放在一个篮筐里，然后走出了房间。在这个洋娃娃出去后，另外一个洋娃娃移动了这颗弹子。当第一个洋娃娃回到房间时，实验者便问孩子们这个洋娃娃应该去哪找这颗弹子。智能发育迟缓的唐氏综合征患儿和正常儿童在测试上的成绩一致：他们意识到这个洋娃娃将在她放下弹子的篮筐里找这颗弹子。但是20个自闭症患儿中有16个人肯定这个洋娃娃将去弹子的真正所在之处寻找这颗弹子，而不是去她自己所确信的放置点寻找。这些孩子只信仰唯一的真理，而完全没有能力根据人类的认知限制来进行调整。

另一位亚斯伯格综合征的世界权威、澳大利亚心理学家托尼·阿特伍德（Tony Attwood），相信心理理论的损伤导致了亚斯伯格症患者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他们听到的所有话语。在他的一本著述中，他描述了这么一个孩子：因为老师叫学生们根据散文“draw their own conclusions”，这个孩子就在散文的末尾画出了一幅画。执著于人们的话语应当精确而忠实地表达所想表达的意思这一信念，使得亚斯伯格症患者会因为一个政治讲座在他们听来似乎是场天气预告而加以嘲笑（“今天，政治形势很严峻”）。这也让他们相信事物应当完全按照所描述的规则运行。“我怀疑所有组织内部的告密者都患有亚斯伯格综合征。”阿特伍德写道，“我确实遇到过几位把公司或政府部门的行为准则运用到自己日常工作中，并对不正当行为和腐败进行告发的人。他们随后很是震惊地发现组织文化、部门经理和同事们对他们的义举却并不是那么支持。”

所以苏联的异见者运动的创始人由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组成或许也并非偶然了。对于那些精确如实地理解事物、期待世界按照可预料并符合逻辑和公平的方式来运行的人来说，苏联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是数学俱乐部，如卢克欣经营的那一家俱乐部，给他们提供了避难之所。卢克欣视庇护苏联孩子们中间的“害群之马”为己任。在他看来，一定程度的“社会退化”正是一个有天赋数学家的标志。我第一次采访卢克欣时，他当天晚些时候还有与一个11岁男孩子见面的安排。这个男孩的母亲把她孩子带过来给卢克欣“看看”——这意味着卢克欣将花上一到三个小时给这个男孩出数学问题，以决定是否接纳他进入数学俱乐部。到了约定好的时间，卢克欣打开办公室的门看看那个男孩子来了没有。男孩已经来了，正安静地坐在走廊上那唯一一个扶手椅上。“我能看出他是个有天赋的孩子，”卢克欣说着，关上了门，“我能发现这种天赋的标志。”我非常明白卢克欣的意思：这个男孩子脸色苍白，动作笨拙，看起来心不在焉。如果阿特伍德和伯龙–科恩看到了这个男孩，他们很可能也会看到相似的标志：笨拙的身体动作和不合适的脸部表情是亚斯伯格综合征的两种外部表征。

几乎所有人对我讲述的佩雷尔曼的行为特征（时间起始自佩雷尔曼加入数学俱乐部之时），都符合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典型图像。他对个人卫生惯例的明显忽视是亚斯伯格症患者共有的特征。亚斯伯格症患者认为这些惯例是不可理喻的社会习俗强加到他们身上的讨厌之物。佩雷尔曼在试图表述清楚他对问题的解答时所遇到的麻烦也是很典型的。“亚斯伯格症患者常常加入太多的细节，”伯龙–科恩说，“他们不知道该把哪些省去。他们考虑不到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就是“心理理论”的问题了：讲述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人的理解，而单纯是为了讲述。佩雷尔曼的高中校友们告诉我，佩雷尔曼总是很乐意回答关于数学的问题。如果一位提问者没能理解他的解释，麻烦就来了。“他非常耐心，”佩雷尔曼的一位同班女同学回忆道，“他会把同样的解释丝毫不差地重复一遍、两遍、许多遍。似乎他没法想象某个人会发现理解这些解释有困难。”这位女同学很可能说得没错：佩雷尔曼真的没法想到这一点。

佩雷尔曼讲述解答时所遇到的麻烦可依照此解释。如果佩雷尔曼患有亚斯伯格综合征，那么对综观全局能力的缺失也许是他奇怪的缺点之一。英国心理学家乌塔·傅瑞斯（Uta Frith）和弗朗西斯卡·哈佩（Francesca Happe）曾经就他们所称的“弱中枢性统合”（weak central coherence）写过论著。弱中枢性统合是泛自闭症障碍（autismspectrum disorders）患者思维方式的特征，这些患者过于关注细节，以致忽视了全局图像。当他们能够综观全局时，通常是因为他们按照一定模式对元素（如元素周期表上的各个元素）进行了安排。系统化者（systemizer）对此非常满意。“最有意思的事实是那些能够被重复使用的事实，那些可能再次发生的事实。”亨利·庞加莱，这位史上最强的系统化者之一，在一百多年前如是写道,“我们很幸运能够降生到一个有着这些事实的世界上。假设自然界的化学元素数量不是80种，而是8000万种，而且这些元素中不是一些元素常见、另一些元素稀有，而是均匀分布的，那么每一次我们捡起一块鹅卵石时，就有很大的可能这块鹅卵石是由某种未知物质组成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将不再有科学……谢天谢地，世界并不是这样的。”

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们就这样通过一块块的“鹅卵石”来认识世界，对使他们能够辨认“鹅卵石”模式的元素周期表感激不尽。阿特伍德在讨论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时，使用了一个比喻——“由5000块拼板组成的拼板游戏”来说明情况。“典型人群会看到画在拼板包装盒上的整个画面”，这解释了他们的社会直觉。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们则看不到整个画面，而会痛苦地把一块块拼板拼装在一起。可能诸如“永远不要解开你的皮帽”和“只阅读学校指定的阅读书目”这样的规则表明了佩雷尔曼在努力去想象盒子上的那个缺失的图画，去想象他世界中的周期表中的元素。只有遵循这些规则，他才能过上自己的生活。

整整8年来，佩雷尔曼的人际交往越来越少。不管他过去曾经有过哪些社交技巧，这些技巧已由于被长久弃置不用而锈迹斑斑（在研究生院和在美国读博士后期间他曾运用过这些交际技巧，而且这些技巧已经够用，尽管几乎和高明不沾边）。他对别人行为的忍耐度也是一降再降。亚斯伯格症患者总体上看起来是可以适应种种社会关系的，对于他们来说，尽管这种能力并非像神经正常的人那样是天生的。约翰·埃尔德·罗宾森（John Elder Robison）写过一本记录亚斯伯格症患者的生涯回忆录，他将这种过程描述为一种交换（tradeoff）：社会化似乎会剥夺一个人的某些超凡的系统化的专注能力。反过来，对于佩雷尔曼，这么多年来强烈地专注于研究，似乎已经剥夺了他曾经有过的任何社交技巧。我们可以想象，在安德森家的派对上，齐格和安德森之间激烈的政治争论在他听起来是多么刺耳，他是多么不愿意参与到任何多余的事务中去，并且是如何不愿忍受与他的作品相关的任何嘲讽（不管是真的嘲讽，还是只是他想象中的嘲讽）——比如有人竟说他的证明可能会让人远离拓扑学。要知道他以前有着多高的期望啊。他为数学界带来了伟大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数学界却报以虚浮的反应，并试图劝说他接受那些虚假的浮云，来替代诚恳的认可。也难怪他会对数学界失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