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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冷门书 文 | 张明扬 1939年夏天，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莱尔提交了一份供希特勒和纳粹党高层传阅的“医学计划”：《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 纳粹高层对这个计划显然很满意，也是，元首的私人医生起草的文件，这其中的干系都不懂还混啥第三帝国。 乍一看，这份计划还挺有那么些现代精神，高举 “安乐死大旗”，比荷兰这些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不知道领先到哪里去了。不过，此安乐死非彼安乐死，很可能，这是安乐死在史上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格茨·阿利在《累赘：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一书中，惊心动魄地揭开了纳粹德国“安乐死”的黑暗历史。这么说或许有些夸张，毕竟，纳粹干过的突破人类极限的大事件实在是太多了，这只不过又多了一件，而已。 在格茨·阿利这位德国历史学家的笔下，整个事件看起来都那么水到渠成众望所归，还真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锅。 二战前的德国，“优生学”“遗传学”这些所谓的现代科学理论正大行于世，又诡异的和希特勒的“生存竞争理论”产生了极端的化学反应。在当时德国医学界一些顶级医生看来，“安乐死”这么好的东西应该更大范围的推广， “除了那些因为不能、不愿继续忍受无法治愈的痛楚而主动希望人为加速死亡的人之外，那些‘无可救药的智障者，无论其事天生还是因瘫痪最终导致智力问题的”，是‘构成为了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而采取的行动的主要对象’”。 简单说，就是智障弱智精神病等残障人士也应该“享受”安乐死的待遇。这段话的精髓后来被莫莱尔医生捕捉到了，“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 根据《累赘：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一书的估算，1935年到1945年期间，在德国政府的主导下，有近二十万德国人死于这场这场以安乐死为名义的国家谋杀。除了德国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没有第二个德国国内群体遭受过比这更大规模的屠杀。 最让格茨·阿利愤慨的是，无论是二战时代，还是当下，这场谋杀始终被小心翼翼的掩盖着，而原因自然不是谁想帮纳粹保留一些早已没有的名誉，而是在二战期间，德国民众实际上也参与了这场谋杀，事实上，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场谋杀，这些死去的无辜者是德国社会的“累赘”。 一位本对人性饱含希望的德国医生在二战前曾面向智障儿童的父母举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而结果几乎让这位医生陷入崩溃。有73%的父母同意医院无条件的“缩短”自己没有治愈希望孩子的生命。事实上，只有10%的父母对此明确表示反对。 如果患儿的父母都对“安乐死”加以支持的话，那么没有亲情联系的一般公众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更残酷的推论是，如果这些智障不是儿童是成年人，那么公众的态度又会如何压倒性的一边倒呢？ 对此，文中一开始提到的那位希特勒私人医生莫莱尔显然成竹在胸。他在呈给希特勒的草案中大胆定论：就算是少数反对者中，也应该有大部分人“并不反对杀死病患的行为本身，他们只是不想让自己的良知承认任何负担”。莫莱尔医生急民所急非常贴心的建议，很多父母心底里是赞成给自己孩子安乐死的，但又不愿意做这个决断，所以国家必须响应民意而出面，勇于担当这个责任。 希特勒和纳粹高层显然对此类“民意”非常当回事，在二战正式爆发前就全面启动了这项计划，德国的精神病院、疗养院、卫生机构和救济所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接受了这项国家任务，给二十万残障人士执行了他们版本的安乐死。而完全在纳粹意料之中的是，绝大多数父母和亲属都是相当平静的接受了国家帮他们做的这些生命决定，心安理得的收到了骨灰盒。 作者：[徳]格茨·海达·阿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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