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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打拼，终于在工作中有所突破，期间有过短暂创业，发现自己不是那种能吃得起苦的那种，拖延症严重且懒癌症晚期。目前有时间就想好好捣鼓一下历史。而我之所以写五代十国，不是因为对自己要下笔的那段历史了然于胸，而恰恰是因为极其不熟才想好好探究，怀揣着好奇心，写到哪里就去翻看与之相关的一切史料与旁证资料，不管他人，自己作为读者视角去写自己想要了解的历史，倒觉有趣得很。 准备写七部，目前第一部即将写完时，就发给了某知名学者和香港某知名作家看，获得肯定后才对作品有了那么一点儿放心，冒昧在煮酒论史这块宝地首发连载。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大家督促我把七部内容写完，也算了自己一个心愿。不过发帖也是为了好玩，如果各位朋友对于恋爱、婚姻、家庭、工作、事业，甚至是彩票方面有问题或困惑的，也欢迎在回帖交流。 ———————————————————————————————————————————— 《五代十国：最乱的乱世》 【第一节 天灾与童谣】 咸通[1]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唐懿宗[2]病危。宦官刘行深和韩文约决定拥立年仅十二岁的普王李俨为继承人。[3] 七月十八日，两人假传懿宗诏书：立李俨为皇太子，暂代处理军国大事。 七月十九日，懿宗在咸宁殿驾崩。李俨于懿宗灵柩前即位（改名李儇），是为唐僖宗（庙号）。 李儇的存在就如同笑话，且不如称之为“唐嘻宗”（《说文解字》：僖，乐也）。因为他既非嫡子[4]，也非长子[5]，贤名更无谈起[6]。他之所以能即帝位，恰恰是因为他年幼无知，贪玩且软蛋，便于那群没有bat and balls[7]的宦官们随时把玩、控制。 对于李儇的即位，上天似乎很不给面子——是时，各地旱涝交替：关东（潼关以东）遭逢大旱，百姓饥苦；[8]河南从七月开始，大雨下个不停，洪涝成灾，至八月才止。[9] 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10]此即所谓“天人感应”。说得直白一点儿就是：旱涝等天灾，如同上天发的律师函，blah - blah - blah[11]，意在警示天子[12]。 张学明先生在《中西神话》中进一步阐释道：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强调“和谐发展”，认为（旱涝等）自然灾祸的出现是自然“失调”所致。除自然因素之外，“失调”亦有人为因素——人间统治者失德。[13] 若以此论，僖宗同志可以说是“缺德”缺到家了。 然而，让“缺德”的僖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本就不平静的民间还有一股更大的暗流在悄然涌动——乾符[14]元年（公元874年），一句童谣突然广为流传：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15]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面之广，不亚于现今任何一首洗脑神曲。而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正是大名鼎鼎的黄巢。看似“下里巴人”的一句童谣，却暗含了他许多奇巧心思：“金色”，黄也（黄巢之姓）；“虾蟆”，即蛤蟆，又名蟾蜍，栖居草野，历来被视为吉祥之物（传达两个信息：一是表明起事者来自民间，二是预言起事必然成功）；[16]“努眼”，即瞪着眼睛，极言其怒（表明百姓对于唐王朝之忿恨由来已久）；“曹州”（今山东曹县），黄巢所在之地也。 如此明目张胆，又如此含糊不清，不可不谓之高明。 此类童谣就相当于某种小道消息（古人或称之为“诗妖”），对于普通人而言，有着天然的杀伤力——人们实在拿不出拒绝它的理由：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一定的话语资源/话语权；②缓解社交恐慌；③减少对于未知变化的焦虑和恐惧。即使是出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大家也乐于传播。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此类童谣（哪怕仅仅只是谣言），以及愿景、蓝图、文化、宗教等等，都属于让人类在漫长岁月及残酷竞争中取得主导地位的“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虚构。通过虚构的故事，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并参与其中，就足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如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言：“'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17] 所谓童谣，就是“虚构故事”的最佳样本，尤其是在王朝末世——它总能激起失意者们的共同想象，跟从、顺从、服从，乃至盲从。前仆后继，乐此不疲。 【注释】 [1]《旧唐书·卷十九上·本纪第十九上》云：“宣宗制《泰边陲乐曲词》有'海岳宴咸通’之句。又大中（唐宣宗年号）末，京城小儿叠布渍水，纽之向日，谓之拔晕（与'郓’同音）。帝果以郓王即大位，以咸通为年号。” [2]唐懿宗：李漼（cuǐ），唐宣宗李忱长子，爱慕虚荣，好大喜功。本名李温，初封郓王。宣宗病死后，被宦官迎立为帝。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三月，懿宗不顾群臣反对，大事铺张以迎佛骨。本想为自己的“圣寿万春”而祈福，却颇为讽刺地于不久后病逝。 [3]（东）汉、唐、明，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柏杨先生分别称之为“第一次宦官时代”、“第二次宦官时代”、“第三次宦官时代”。其中又以唐朝为甚（玄宗之后，宦官逐渐总揽兵权，控握禁军）。晚唐10帝中，宪宗、敬宗俱死于宦官之手，文宗忧愤而死，7位皇帝由其拥立。任意废立皇帝，乃至弑主杀君，如同儿戏。 [4]懿宗并未册封皇后，所以他的八个儿子就无从有嫡庶之分了；僖宗的生母王氏为懿宗贵妃，僖宗即位后才将其追尊为皇太后，册上谥号“惠安皇后”。 [5]僖宗为懿宗第五子；懿宗共有八个儿子，分别为魏王李佾（yì）、凉王李侹（tǐng）、蜀王李佶、威王李偘（kǎn）、普王李俨（即僖宗李儇）、吉王李保、寿王李杰（即昭宗李晔）、睦王李倚。 [6]吉王李保，唐懿宗第六子，素有贤名。《新唐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七》称“王于兄弟为最贤”。 [7]球棒与球，借指男子某器官。叶舒宪《阉割与狂狷》：“自从有了阉割的伟大发明，人类意识到（它）可以有效地改变生物的先天禀性，驯化野性，减弱攻击性。在简单质朴的经验性推理作用下，人们误以为雄性动物的性器就是其野性和攻击性之根源，一旦失去了此物，动物就显得温和驯顺起来……” [8]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卢携上言：关东去年（公元873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或更衰羸，亦难采拾…… [9]《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咸通十四年（873）八月条，载有“关东、河南大水”之事；《旧唐书·卷十九下·本纪第十九下》：“（咸通十四年）八月，皇帝释服。册圣母王氏为皇太后。河南大水，自七月雨不止，至释服后方霁。” [10]语出《汉书·董仲舒传》。《艺文类聚·卷一百·灾异部》引京房《别对灾异》云：人君无施泽惠利于下，则致旱也。 [11]指代无休止的絮叨。 [12]天子：所谓“天子”，即“天之嫡长子”，姑且译作“the Son of Heaven”，但未点明是“the wife's first son”（嫡长子）。两者相结合，天子似乎又成了上天与人妻相恋的结晶。乍听荒诞，实则有凭。相传三皇五帝也多是如斯而生，故而长相奇异（晋·皇甫谧《帝王世纪》）。 [13]参见张学明：《中西神话》，103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14]所谓乾符，即天地符瑞，通俗点说就是帝王受命于天的吉祥征兆。僖宗以此为年号，颇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 [15]该童谣见《旧唐书·黄巢传》，亦收录于[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明]杨慎《古今风谣》等书中。 [16]晋《中州记》载有一谶——虾蟆当贵；战国至魏晋，皆以虾蟆为辟五兵、镇凶邪、助生长、主富贵的吉祥之物。 [17]参见[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Mankind)，林俊宏译，26、2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第二节 躁动的口号】 舆论准备完毕，好戏正式开始。黄巢及群从（即黄巢之兄弟子侄黄揆、黄恩邺、黄浩及外甥林言等）八人，利用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春荒之际，赈济施财，广收民心。很快，黄巢就在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1]集结、组织起义军数千人。待率先起事的王仙芝自长垣（今河南长垣县）[2]东进冤句时，便与其合兵一处。[3]顿时军威大振。 起义军自称“草军”。名虽不雅，但却另有深意：①军中兵士多为出生草野的穷苦百姓，如此称呼，颇接地气；②野草虽贱，但胜在生命力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此称呼，自能鼓舞士气；③骄兵之计：让朝廷以为这只是一群出自草野的“乌合之众”，不值一哂，从而让朝廷放松警惕。 随即，黄巢伙同其余核心人物，一同推举王仙芝为最高统帅，并打出“天补平均”的口号（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那年头，造反的跟现在的“世界小姐”一样累（装得累），一个背负天下——我愿天下均平，一个胸怀世界——我愿世界和平。 “平均”二字，虽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么气势磅礴，却以最通俗的字眼，将利益点赤裸裸地输出，直击贫苦大众的痛点——唐末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豪强、权贵之手，百姓已无立锥之地，再加之赋税繁重、腐败严重，以致各地饥荒不断。 口号简单易记，完全符合“短时记忆容量极限7±2理论”[4]，又带有某种“乌托邦”色彩，自然喊得震天响，感动得各地百姓眼泪都快“逆流成河”。一时间，众人纷纷来投：贫苦饥民有之，流寇有之，父子、兄弟同投者有之，含冤者有之，亦不乏一些富家子弟。 刹那间，黄巢突然明白：这个世界只属于贩卖梦想的人，而非那些真正实现理想的人，一如挖到宝物的，永远比不上空手倒腾宝物的挣钱。而起事之前，他又何尝不是跟那些苦于饥荒的流民一样，对于所谓的梦想，无比渴求，甚至到了一种近乎乞求的状态。直到梦想破碎，才幡然醒悟：我们每个人都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为富有，然而别人却在训练我们去借助和乞求别人的帮助。[5] 【注释】 [1]关于冤句的具体地理方位，有三种说法：①今曹县西北；②今东明县；③今菏泽西南。 [2]方积六先生认为王仙芝首先起义于濮州濮阳县，而非长垣。参见方积六：《黄巢起义考》，10-1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黄巢喜交豪杰侠士，又经常跟私盐贩子打交道，可以推测黄巢与王仙芝一伙人有过往来，而且交情非同一般（性情很相投，业务有往来）。起义前，两人应有一定的共识或密谋。 [4]短时记忆容量极限7±2理论：人短时记忆的容量有限，记忆广度一般为7±2个项目，而后来研究发现语音回路的存在，证实人短时记忆的容量远少于此。 [5]引自[法]蒙田（Montaigne）《论相貌》一文，载《蒙田随笔全集（下卷）》（Montaigne Essais），潘丽珍等译，30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此处引用之意与其原意已截然不同，请辨别。
【第三节 身份】
一个削尖了脑袋想钻进现有体制内的人，竟成了摧毁现有体制的发起人，多么荒诞！不过人生本就如此荒诞，或者说只要人心依旧虚妄、脆弱，就会有荒诞现实的存在：多少人一边在诅咒着特权，一边痛惜自己得不到特权；多少人为流言所累，却又乐此不疲地编造流言……黄巢若是有幸阅看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笔下的小丑，恐怕也会“红着脸躲避”。 不过跟“愚蠢”、“鄙俗”的小丑不同，黄巢可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因为貌寝，故算不上“高富帅”）。但这一说法，也是有争议的——关于黄巢的出身，主要存在三种意见。 有人说，黄巢出身于贫下农民之家，其依据是崔致远的《檄黄巢书》（收录于《桂苑笔耕集》 [1]）：“（黄巢）出自闾阎之末[2]，起于垄亩之间”和《旧唐书·黄巢传·史臣附言》：“黄巢阘茸[3]微人，萑蒲[4]贱类”。然而以上史料却不足以证明黄巢就真的是出身于贫下农民之家。为何？一是檄文之言为达到煽动性目的，往往不择言辞，如陈琳写就的《为袁绍檄豫州文》和骆宾王起草的《为徐敬业讨武瞾叫檄》，那当真是文思喷涌如虚恭[5]连连，骂得酣畅淋漓，但当中之言语不可不谓偏激。而崔致远更在檄文中言：“不惟天下之人皆思显戮[6]，抑亦地中之鬼已议阴诛[7]。”全然一副恨不得将黄巢生吞活剥的样子。故其中涉及黄巢出身的言语，也值得商榷了。二是《旧唐书·黄巢传》所附之史臣附言，并非是在记录史实，而是针对史实作出的评论，与檄文一样言辞激烈，难免褒贬失实，又并未言之凿凿地说黄巢就是出身于贫下农民之家，只是一味地骂他是“贱人”。故亦不可取也。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黄巢出身于私盐贩子之家，而且持赞成意见的不在少数。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资治通鉴》的记载：“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 不过这种说法仍不准确（但并非说黄巢就没有贩过私盐）。《新唐书·黄巢传》说黄巢“世鬻[8]盐，富于赀[9]”。俨然一富贾。如果黄巢当真是私盐贩子，想必一向主张对于乱臣贼子要“著其大恶而不隐”欧阳修先生（《新唐书》的编纂者之一），总不会替黄巢刻意隐瞒吧？况且，黄家经过几代积累，已经算是家底丰厚了（富于赀）。转为替朝廷办事的盐商[10]再兼贩私盐，无论如何都比光做私盐贩子要好得多：①扯着贩卖官盐的幌子夹带贩卖私盐，不仅可以双重获利，还能获得政府庇护。私盐贩子虽获利不菲，然而一旦被抓，便是死罪，风险太大，又无保障；②唐晚期，盐商之子可以考取功名：唐朝律法明文规定，触犯过大唐法令的人、工商之子以及州县衙门小吏皆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如将上述不合格的士人推举到尚书省应试的，无论是学校的祭酒还是地方官长史，都要受罚。故《新唐书·选举志》说：“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但到唐晚期，条件有所放宽，出身小吏、商贩家庭的读书人也可应试。 不过即使如此，朝廷还是没宽松到允许私盐贩子（其罪之大，不亚于现今之毒枭）参加考试的地步。因为在考试之前，户部都会详细核查应试者的文解（相当于介绍信 ）和家状（相当于履历表）。私盐贩子去应试，岂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唐晚期的监督体系虽然严重失灵，各种制度越来越难以落实，但它顶多算是“高度近视”，还不至于到“失明”的地步。 《旧唐书》只称黄巢“本以贩盐为业”，黄仁宇先生认为这是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的，似乎有失公允。[11] 所以，第三种说法，即黄巢出身于盐商之家（祖上积财渐多，转为盐商，或亦兼贩私盐），相对于前两种说法而言，是较为准确的。[12] 有没有佐证呢？有！宋人张端义《贵耳集》记载：黄巢5岁时，其父与祖父以菊花为题联句。其父先成上联两句，其祖父苦思冥想，无以续接。而此时呆在一边的黄巢随口应道：“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其父大惊失色，想要教训他一顿。其祖父连忙劝阻道：“孙子能诗，但不知轻重，可令其再赋一篇。”黄巢随即应声咏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此处记载，不仅能初见黄巢“上帝已死，我心为王”[13]的狂气，更可表明其祖父、父亲皆通文墨，而且能有如此闲情雅致去赏菊赋诗，恐非整天亡命奔波的私盐贩子所能做到。 【注释】 [1]出于种种原因，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均未参考《桂苑笔耕集》中的内容。 [2]闾（lǘ）阎之末：即乡村下户。 [3]阘（tà）茸： 指地位卑微或品格卑鄙的人。 [4]萑（huán）蒲：指代盗贼、草寇。 [5]虚恭：屁的雅称。 [6]显戮：明正典刑，陈尸示众。 [7]阴诛：冥冥之中受到诛罚。 [8]鬻（yù）：卖。 [9]赀（zī）：同资，财也。 [10]唐代的食盐专卖基本程序是，政府在盐产地设立盐官，盐官低价收购盐户所产之盐，再把这些盐高价卖给有资质的盐商，盐商最后把这些盐卖给老百姓。盐商就相当于渠道商的角色。 [11]详见[美]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2版，1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2]《唐诗汇评》（陈伯海主编）中所附之黄巢小传，称黄巢“出身盐商家庭”；曹书杰先生在《后梁太祖朱温传》中也持此观点；赵俪生先生在《王仙芝和黄巢》（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一书中，如是介绍黄巢和他的家族：“黄巢，曹州冤句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世代代贩盐的富商家族，由合法贩盐到不合法贩盐，从武装保护私贩，到起兵对抗政府，便是黄巢家族所经历的一个过程。” [13]上帝已死：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一句名言，在《快乐的科学》（Die Fr?hliche Wissenschaft）、《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等书中均有出现。
【第四节 虚荣的破灭】
据正史记载，黄巢之所以起事，乃是因多次考进士不中，失望之极而为之。《资治通鉴》载曰：“（黄巢）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而黄巢在最后一次名落孙山后，满怀怨恨地写下一首《不第后赋诗》，可为例证：“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说：“诗歌必须是简洁的，直观的，必须有情感的高潮。”很可惜，黄巢的这首诗非但没有高潮的快感，反而有如刚遭妇人嫌弃床笫功夫一般，透出一股强烈的报复心理：我所失去的，终究会以另一种方式全部拿回；那让我多次沮丧、卑微到尘埃里的长安，我终究会以另一种方式再次瞩目登场。 仔细分析，黄巢报复心理的萌生，恐多半是由于虚荣的破灭。故有人说：“读书多并不一定能帮我们（变得）坦然，有时反而会加重虚荣，所以读书人中不得志的尤多。” 弗朗西斯科·阿尔贝隆尼（Francesco Alberoni）认为，嫉妒是一个人由低处往高处看时的心情，因为他无法达到心中的典范，所以他必须贬低、消灭这个典范。[1]其实虚荣也是一样。但是，“为了摆脱虚荣的恶名，为了掩饰虚荣或傲慢这类字眼所带有的贬义色彩，人们常常会用'雄心壮志’等更为动听的词语来形容自己。想想看，有多少人曾骄傲地告诉我们，他们的抱负是如何高远”！[2] 没能力的人会因为虚荣的破碎而走向极端；有能力的人也可能会因为虚荣的破碎而走向社会的对立面。 此种心境，一如加藤谛三所说：“因为无法正面表达憎恨的情感，所以就要通过行侠仗义的方式来宣泄恨意……他们拿出所谓的正义和真理，真正地想表现的却是自己的愤怒和憎恨。”[3] 这便是由严重的创伤引起的心理扭曲。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Dominic Streatfeild）在《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Brainwash: The Secret History of Mind Control）一书中谈道：严重的暴力和情感创伤有可能导致行为特征发生根本改变。严重的心理创伤超出临界点以后，人的思维难以维持正常运转，精神扭曲、极性反转之后，就是性格的剧变……强烈刺激使精神到达不自然的兴奋状态，最终引发精神能量的释放和非理性行为，比如欣喜若狂的宗教体验或就此皈依。[4] 《红楼梦》中的甄士隐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历了骨肉分离、家遇大火后，不得不寄居岳父家，受尽冷眼。一连串的打击，使得他贫病交加。一日听得跛足道人所唱之《好了歌》，心中顿悟，解出其意之后，便同着跛足道人飘飘而去。 黄巢正是因为“放不下”才会多次应试，所以即使遭逢多次落榜的打击，也绝不会投入任何宗教门下以获得心理安慰。他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毁灭。 不过，即使是多次落榜，黄巢也大可不必如此忿恨，更不必觉得有多丢脸。鲁迅在《说“面子”》中早已讲明：“'丢脸’一律，也是适用于上等人的。”仔细说来，黄巢虽富甲一方，仍不过是四民（士农工商）之末，故竟连“丢脸”也不配。 【注释】 [1]参见[意]弗朗西斯科·阿尔贝隆尼（Francesco Alberoni）：《看透人性的弱点》（Understand Human Nature Completely），刘均韵译，1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2]参见[奥]阿德勒（Alfred Adler）：《理解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汪洪澜译，161页，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 [3]参见[日]加藤谛三：《你活得累吗：度过困难时期的心理学》，王善涛译，5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参见：[美]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Dominic Streatfeild）：《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Brainwash: The Secret History of Mind Control），张孝铎译，20-2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第五节 命中注定】
黄巢之不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其大幸。若他真是一举中考，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基层公务员，像其他官吏一样，浑浑噩噩地了结一生。 但，上天似乎有意让黄巢干一番大事，故先让其满怀希望，再让其数次饱尝绝望，从而猛然醒悟。萧伯纳说：“人生有两种悲剧，一是万念俱灰，一是踌躇满志。”黄巢 则是从第二种悲剧，直接过渡到第一种悲剧。 说到悲剧，或许从第一次应考开始，黄巢便注定悲剧。因为无论如何努力，他都几乎无中第之可能。 其一，录取名额少。唐代入仕主要通过科举、门荫、流外入流（吏员升入九品文官之列）、战功等，因此科举入仕者的比例远小于宋代以后各朝。 其二，考前便已内定。公卷通榜，是隋、唐五代及宋朝初年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于考前将平日所做诗文送至朝廷中的饱学名儒手里，经他们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这样，考生在未考之时，就已有了一定的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公众推荐，即可任用。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靠考场上的临时发挥。主考想要录谁，往往在考前已经内定，考试本身就成了走过场。这无疑是在给达官贵人的子弟大开方便之门。[1] 其三，崇尚姓氏门第。“崔、卢、李、郑、韦、柳、杜、裴等几大世家一直都是唐代最负盛名的望族，翻阅《唐书》即可看出，唐代高官显贵出身于这几大门第的最多。例如河北范阳世族卢氏，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到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的九十年中，登进士第者达一百一十六人，从每年取士不过三十名而论，这个数字十分惊人。”[2] 其四，公行贿赂。这个好理解。僧多粥少，世族门阀的条件又都差不多，这个时候就看谁够“意思”了。 黄巢虽小有诗才，但比起诗圣杜甫，差了几个境界（杜甫尚且“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只是商人之子，居于四民之末，更遑论跟世族门阀比了；虽不差钱，却也不屑用行贿这种方式来博取功名（从小就心高气傲）。如此说来，黄巢应考不第，多多少少有点儿“命中注定”的意思了。 退一万步讲，就算黄巢有幸考上，也未必能够谋得一官半职。 唐代，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吏部选试（铨试）合格，才被授予官职。选试包括身、言、书、判四个方面。《新唐书·选举志》载其标准为：“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3]；四曰判，文理优长。”换言之就是：生得一副好皮囊，写得一手好书法；语言表达没问题，判案公文很在行。 也就是说，要当官，长相就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4]最好还能符合“美男”标准：第一项标准是肤色白皙，宛如珠玉；第二项标准是眼有神采，瞳仁漆黑；第三项标准是关于身形和气质的，讲究秀骨清像，仪姿卓然。 很可惜，黄巢同学的相貌都巧妙地避开了这些形容词。 《残唐五代史演义》说黄巢身长一丈，膀阔三停，面如金纸，眉横一字，牙排二齿，鼻生三窍。此虽小说家之言，却有一定借鉴意义。更有野史、传说记载：黄巢出生时，哭声如雷，像是有怒气，头发微黄，鼻孔上扬，额头中间有一蛇形图案，牙齿尖锐带勾（正中间长两颗犬牙），舌头一吐，甚是吓人。 空穴来风，未必无因。黄巢之相貌，大概可以想见。 不过对于相貌的苛求，非唐一朝之特色，而是自古有之。上到官员，下至贱民，似乎都有一个具体化的“脸型标准”。 这种“以貌取人”的现象愈演愈烈，至清朝为盛。清朝的人才选举制度除了人尽皆 知的科举制度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近乎苛刻的制度——“大挑制度”[5]。所 谓“大挑”，“挑”的不是举人的文章而是他的脸型、身材，概括起来是八个字“同田 贯日身甲气由”。脸型虽然多样，一个举人却除非有一张“上二等”的脸才有做官的资 格。所以在那个时候能不能做官，完全得靠自己父母给力，结晶出一张“上二等”的 脸。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大挑制度”对脸型极其挑剔，却也有人因为丑得“别具一格”而幸运入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搏出位”。 不过，以上所说都是针对普通人。至于王侯，那就是另一番考量标准了。古人认为王侯的命格非同凡人，相貌就必须有格局奇特的地方，最好是狼貌、虎貌甚或鹿貌…… 譬如《荀子·非相篇》里所列举的圣人贤王，无一不是貌似钟馗，一如车祸现场：孔子的脸长得如同傩神；周公瘦得好像立着的枯树干；皋陶[6]脸色青绿，如同削去皮的瓜……禹瘸着走路，汤半身不遂；尧和舜都有两个瞳仁。[7] 自命不凡的黄巢，看罢《荀子》，不仅自信心陡增，更恨不得穿越至上古，直叫女娲捏泥人时捏得再随意一些。 【注释】 [1]参见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72-76页、8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同上，90页。 [3]在唐朝，无论考哪一科，都要求“楷书字体，皆得正详”。[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唐书判》说：“唐人无不工楷法。” [4]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卢杞：相貌奇丑，面色如蓝，也官至德宗朝宰相。 [5]大挑制度：清朝乾隆年间制定下的一种科考制度，为的是让已经有举人身份但又没有官职的人有一个晋身的机会。三科（原为四科，嘉庆五年改为三科）不中的举人，由吏部据其形貌应对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每六年举行一次。 [6]皋陶（gāo yáo）：上古人名，相传为舜的司法官。 [7]原文为：仲尼之状，面如蒙倛（qī）；周公之状，身如断菑（zī）；皋陶之状，色如削瓜……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翻译出自安小兰译注版《荀子》（中华书局，2007）第39页。
【第六节 逼不得已】
说起黄巢，很多人不自觉地就会想起另一个人——洪秀全。因为这两人的共同点实在是太多了：①同样被家族寄予厚望；②同样是家里兄弟之中唯一读书求取功名的；③同样是屡考不中；④在落榜后都受到莫大的精神刺激（一个愤而写诗明志，一个回家大病一场）；⑤同样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起义；⑥同样是在起义后扯起了平均主义的大旗。 洪秀全当年创立“（拜）上帝教”，并非如历史教科书上所说，是要以宗教名义来给信众洗脑（实施精神控制），以达到造反的目的。他只不过是想出人头地罢了。人嘛，总是想着往上爬，既然正路不让走，那就走邪道，只要能出名得利就行。至于洪秀全最后是如何被“逼上梁山”的，我比较赞同张鸣先生的说法，即事情的发展已远超乎洪秀全本人的预料，最后不得不反：本来无足轻重，但一旦其信众或者追随者达到了一定规模，并卷入了当地的政治斗争，那么就很可能跟当地的官府发生问题。而跟官府发生问题，就等于跟朝廷发生问题，这么一步步地走，最后不反也得反了，所以最后太平天国就反了。[1] 但黄巢之反，与洪秀全或有所不同。倒是王仙芝起事，与洪秀全同是事出无奈。 王仙芝走贩私盐，干的是掉脑袋的买卖。有研究称，唐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到五分之二”。王仙芝的行为，就等同于“与国争利”了。跟朝廷抢钱花，下场可想而知——有盗坏与鬻鹻[2]皆死。[3]官军的追捕、围剿，使得王仙芝等私盐贩子的反抗力度也不断地提高。在朝廷的严厉打击下，最后不得不走上武装走私的道路（也就不可能不与朝廷发生武装对抗了）。但朝廷同时也说了：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4]这样，王仙芝就落到了一个“横竖都是死”的境地。[5] 生活就是这样的无奈，你本想安静地好好洗一个澡，却被人硬塞一块肥皂。要么享受，要么反抗，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 【注释】 [1]参见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第70-71页，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 [2]鹻（jiǎn）：即盐卤。 [3]见《新唐书·志第四十四·食货四》。 [4]同上。 [5]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和唐末的王仙芝起义，皆是被峻法所逼，走投无路而反。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在其论著《论犯罪与刑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中总结道：“严峻的刑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甚则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第七节 待时而动】
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1] 沉默良久，直男王仙芝终于决定反了。不是因为真的愤怒（爆发），而是怕别人把他的沉默当成默认。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王仙芝的处境十分不妙。因为当时领天平节度使[2]（管辖曹、郓、濮等州）的是高骈，又被加授同中平章事（宰相衔）[3]。 这个高骈可不好惹：①出身将门：其祖父高崇文，是唐宪宗时期名将，世代为禁军将领；②自身武功了得：发一箭，能同时射中两只大雕，也就是《射雕英雄传》中靖哥哥耍的“一箭双雕”之技；③跟彪悍的少数民族多次交手，几乎就没有输过。 造反不是造人，不是你想造就能马上造的，关键是要看你的对手允不允许。在“高阎王”的眼皮子底下闹事，简直是嫌命长！ 明明已经决定要跟这个世界决裂，却偏偏还要先夹起尾巴向它表示顺从。憋屈，实在是憋屈！但眼下除了等待，似乎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是啊，有时候并不是你有能力、有想法、有组织、有计划就能成事的。最终能决定你成事与否的关键因素，恰恰是最不可捉摸的（或者说是意料之外的）机遇。一如法兰斯．约翰森（Frans Johansson）所说：“成功是随机的，且随机程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意料之外的机运才是制胜的关键。”[4] 不过这个机遇很快就降临到王仙芝的头上：因为南诏作乱（南诏寇巂州[5]，掠成都），僖宗遂命高骈调离郓州（今山东东平县），任西川节度使（治所在成都府），以平敌乱。而且高骈临走时还抽调了一部分天平军。这就大大减轻了郓州、曹州、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地区的反抗斗争的压力。 王仙芝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于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正月初三发布檄文，揭露唐政府的黑暗统治。[6] 除提出“平均”这个新观点外，满篇檄文也只是泛泛而谈的慷慨激昂的痛陈之词，主题大意无非是“（官）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 口号响亮，言辞激烈。对于檄文而言，有这两点就够了。“事实上，感情奔放的胡言乱语和响亮的口号，比逻辑无懈可击的精确言辞更可能引起失意者的共鸣。”[7] 准备完毕。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五月，王仙芝正式发动起义。 关于“起义”，要特别说明的是：它既不诞生于受压迫最严重的时候，也不由最受压的人们所发起。对于前者，用托克维尔（Tocqueville, A.）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8]对于后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解释道：实际上，奴隶（最受压迫的人们）的枷锁通常都是由其他人（勇敢、明智的领袖）打破的。而这些人之所以有能力（或力量、勇气）打破枷锁，是因为他的枷锁更松、更轻。[9] 显然，这与大家所想象的只存在于文艺作品和电影浮华辞藻中的那种“揭竿起义”大相径庭，但它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注释】 [1]出自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原文于1926年4月12日发表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2]节度使，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称。另，唐谓节度使所治军州为藩镇。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唐军平定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三月，从淄青节度所领分出曹州、郓州、濮州，置郓曹濮节度使，治郓州（今山东东平县）。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赐号天平军。 [3]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简称。意即与中书、门下协商处理政务（唐初，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综理政务；中书、门下二省位处宫内，尤为机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并为宰相，其余以他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也为事实上的宰相。但是，尚书左右仆射的相权自贞观末年即已开始削弱，到唐玄宗时，已完全被排除于宰相行列之外；中书令、侍中在安史之乱以后，经常用来加授给元勋大将们，也逐渐变成虚衔。于是唐代后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需另兼职事官衔）才是实质宰相。此外，以节度使之身份而兼中书令、侍中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也是虚衔（被称为“使相”），权作笼络之用。 [4]参见[美]法兰斯．约翰森（Frans Johansson）：《运气生猛》（The Click Moment），陈仪译，4-6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5]巂（xī）州：巂州属剑南道，西接吐蕃，南邻南诏，两面受敌，常遭入侵。 [6]方积六：《黄巢起义考》，04页。 [7]参见[美]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The True Believer :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第2版，梁永安译，13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8]参见[法]托克维尔（Tocqueville, A.）：《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2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参见[意]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被淹没和被拯救的》（I sommersi e i salvati），杨晨光译，18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第八节 耿耿难眠】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六月，王仙芝与二把手尚君长、尚让等人攻陷濮州、曹州，俘获壮丁上万人。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薛崇没有“高阎王”的本事，却承继了他的火暴脾气，直言要将草贼团灭。“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以前牛皮吹破没人管，可是随着“草军”的登台，薛崇注定是个陪衬的笑话。当然在《资治通鉴》中，他的出场次也数不多（约摸等于他的丢脸次数）。一次是现在的兵败逃窜——“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击之，为仙芝所败”，一次是两年后的兵败而亡——“黄巢陷郓州，杀节度使薛崇”。不知懿宗朝那群人当初将薛崇调入兵部是何打算（咸通八年任其为兵部员外郎，咸通十年十月又被任为兵部郎中）。 不过王仙芝却无心看薛崇的笑话，而是趁胜攻城拔寨。所到之处，势如破竹。 蓄势已久的黄巢看准时机，迅速聚集数千人响应。 两者合兵，声势浩大。 此时蝗虫偏偏又跑来凑热闹，遮天蔽日，所过之地，连根草都不留下（蝗虫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 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市长）杨知至却上奏称：“蝗虫到了京畿，慑于赫赫皇威，都不吃农作物，抱着荆棘而死。”真是人有多大胆，话有多无耻。[1] 群臣听后，冒了一身冷汗。气氛一度降到冰点。而此时宰相们却自顾自地嗨了起来，组团“无耻者联盟”，进言称贺。节操碎了一地。 群臣见风使舵的本领，硬是比船夫还厉害，转而纷纷附和。霎时，宣政殿[2]里听取“喏”声一片。 僖宗，信了；百姓，哭了。 于是，“草军”轻轻地挥了挥衣袖，带走了许多壮丁（饥荒时候募兵，就如同美国1857年招工一样，只道一声“管饱”，从者如云）。 是夜，黄巢久久难以入眠。 焦灼的野心在这温柔的良夜里蠢蠢欲动。 【注释】 [1]这种无耻到近乎天方夜谭的鬼话，并非京兆尹杨知至的突发奇想，而鉴于前人事迹的灵感启发：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唐玄宗担心大雨会伤害庄稼，杨国忠便叫人专拿好庄稼给玄宗看，并说：“雨水虽多，但并未伤害庄稼。”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秋雨连绵，河中府池盐多被毁坏。而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恐盐户减税，便于十月九日上奏唐代宗，称“雨虽多，不伤盐，还有瑞盐生”。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很是感慨：“唐朝官员蒙蔽君主，由来已久，早已成了一种习惯（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2]宣政殿：宣政殿是唐长安城大明宫中的第二大殿，是常朝殿堂，相当于皇帝办公室。百官们到宣政殿朝见皇上被称为“常参”。
【第九节 行路难】 外面那么乱，僖宗却无心去看看。因为他的“阿父”田令孜告诉他，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马照跑，球照打”（僖宗甚爱打马球）。 田令孜嘴上虽然这样说，身体却很诚实——微微打颤。僖宗不是沈复，更不是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一门心思扑在斗鹅、击球等娱乐事业上，心思散漫，眼睛散光，故而未能明察秋毫。[1] 于是，再一次的，僖宗又信了。 因为他实在没理由不去相信眼前这位面貌慈祥的长者，一如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对于娜塔丽娅（Natalia Pushkina）的盲从。 这位面貌慈祥的长者，本姓陈，字仲则，四川人，有一兄长，名叫陈敬瑄。咸通年间，陈仲则被宦官田某收为养子，去势后入内侍省[2]做宦官，改姓田。僖宗为普王时，田令孜只是个马坊使。所谓马坊使，大抵相当于《西游记》中孙行者担任的“弼马温”一职，领马匹驯养之事。说到底不过一马夫耳。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十日谈》（Decameron）第三日第二则故事中，马夫尚能与王后温存，[3]而田马夫却只能憋屈地干咽口水。除了不择手段往上爬之外，田马夫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出路。 是时，在他面前有无数个障碍等着他去跨越，其中万难越过的是掌控宫禁内外的“四贵”。所谓“四贵”，即执掌机要的枢密使[4]二人和典掌禁军的神策军护军中尉[5]二人。 前者是皇帝近侍，权同宰相；后者则为禁军最高将领，总揽兵权。纵有盗天之能，也万难取而代之。想想自己的前途，田令孜不禁“悲伤逆流成河”。 难道找条出路就这么难么？ 都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却不知晋升之路难此千百倍！ 就在田令孜苦思无果的时候，一个的伟岸的身影突然映入他的脑海之中。 【注释】 [1]清·沈复《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托尔斯泰传》（La Vie de Tolsto?）：“（托尔斯泰）明亮的眼睛仍然锐利深沉,显得坦白直率、胸无城府却又明察秋毫。” [2]内侍省：或称内侍监、司宫台，专用宦官，由内侍监、内侍、内常侍等为首官，掌传达诏旨，守御宫门，洒扫内廷，内库出纳和照料皇帝的饮食起居等事务。 [3]详见[意]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十日谈》(Decameron)，钱鸿嘉等译，172-17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枢密使：《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徐连达主编）载，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始设内枢密使，以宦官充任，掌承受表奏，出纳帝命。后权任渐重，至于干预朝政，废立君主。 [5]神策军护军中尉：为唐朝禁军最高将领，分左、右二人。唐德宗时，以北军不可恃（恃：依赖，倚仗），置神策军为天子禁军，以宦官充任护军中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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