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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院，蒙尘的“金字招牌”？》专题刊于《艺术市场》2017年5月号上半月刊 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成立的四家画院，北京画院、上海中国画院、江苏省国画院、广东画院一直是画院系统的排头兵，成立时间长，“家底儿”足，是他们天然的优势。就像一棵树最早生长出的枝条，总会先感知到外界的冷暖，也经历更多的风雨，因而对它们发展历程的观察，会让我们对画院这一中国独有的体系有较为完备的认知，也会总结出宝贵的经验，以启未来。 陈毅题写上海中国画院院名
陈翔 上海中国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 为纪念上海中国画院建院60周年，上海中国画院先后举办了“开宗明义第一章——上海中国画院系列文献展”等三个展览。作为纪念系列展中的第一个展览，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表示：“一个文献展，仅仅放几张老照片是不行的，我们把原始的文献资料摆出来，别人看后就会明白画院建院初期的情况。”除了展览，还出版了《上海中国画院1956—2016》，从这厚厚一册书中，画院60年的发展得以详细呈现。
《上海中国画院1956—2016》 “打破围墙，开门办院”
《艺术市场》：如何评价画院这60年的成败得失？尤其在一些特殊时段，画院和画院人是如何坚守的？ 陈翔：上海中国画院自1956年开始筹办，正式挂牌成立于1960年，在整个筹办期间，它就已经开展活动了。从筹备开始到现在的60年来，上海中国画院一路走来的文化积累，对于上海地区的中国传统书画的推动和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很难想象没有画院，中国传统书画、篆刻艺术会是怎么样的情况。至少现在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中国画院不断与时俱进，对海派书画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成立大会 对于历史上的特殊时段，如果从个人的遭遇来讲，当时很多画家特别坎坷和磨难，甚至是一种打击；从艺术本身来讲，这段时间也是一种转折，我们绘画艺术发展的脉络，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拐点。总体而言，画院的发展有曲折、有停滞，但整个艺术发展的脉络并没有断。 1960年，首任院长丰子恺和首批学员论画 《艺术市场》：2012年出台的《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曾涉及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是如何落实的？ 陈翔：其实早在2003年左右，文化部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试点工作就全面铺开了，而我们画院在此之前就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那时，老院长程十发先生还健在的时候，主张画院要“打破围墙，开门办院”，就此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到了2003年，上海中国画院被中宣部、文化部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我们在老院长的基础上，在施大畏院长的带领下，又重新制定了进一步改革的方案和措施，该方案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肯定，还被收录到当年的改革案例中。 上世纪60年代，程十发与丰子恺 在整个画院系统中，我们画院是唯一一个作为改革试点的单位，当时提出的很多想法，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目前我们正在按照改革总体的路线图在走，虽然整个过程并没有当初想象中发展的那么顺利，但我们仍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尝试采用课题制创作模式
《艺术市场》：画院如何完善自身内部管理机制，使得真正优秀的作品和人才得以产生？ 陈翔：这其实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改革措施中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只有明白了改革的目的，才能制定出相应的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画院的改革就是要最大程度地释放艺术家的创造力，让他们能够创造出更多优秀的作品，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 丰子恺《百泉竞流》上海中国画院藏 因此，我们从两个方面开始着手，首先是用人机制的创新，以前画院的画家有固定工资，画多画少、画好画坏，到手的工资都差不多。但现在我们在画院和画师的关系上做了一些微调，以项目为桥梁，采用课题化式的制度，通过跟画家签约项目，让他们来完成我们委托的项目，然后再聘请其当画院的画师。其次，我们还改变了创作模式，课题制是一种新的尝试，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做法，画家的成绩、荣誉、收入跟各自的创作成果紧紧挂钩，这两个是最基本的措施。另外，还对行政上的一些措施进行调整，保证了这两个主要措施能够完全落实。 上海中国画院前辈画师们在画院召开大会 《艺术市场》：画院人很渴望画院系统发挥对社会、对文化应有的作用，也渴望为画院正名，上海中国画院做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果？ 陈翔：当年成立画院的时候，我们把一大批优秀的书画人才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好的创作环境，目的是为了把中国的优秀文化艺术发扬、传承下去。到了今天，有些功能已经发生了一些转换，尤其是画院公益性服务这方面。一方面，我们通过各种改革的措施，使艺术家有更高、更好的艺术创造力，让他们有机会创造出符合时代审美的精品力作。另一方面，我们在保持画院学术品位和学术高度的同时，还要将优秀的艺术成果跟老百姓共享，让艺术服务于大众。 文献展展出的搪瓷盆，其上为画院画家所绘 以前老百姓总认为画院是一个神圣的学术殿堂、金字塔尖，现在我们就是要主动把这些东西送到老百姓当中，从区县一级文化馆、美术馆，到社区街道的文化中心，到部队、学校、企业等机构去办展览，组织画家跟当地的爱好者见面、交流、办讲座，为他们的习作点评。这不仅拉近了艺术家和老百姓的距离，同时也提高了他们欣赏传统艺术的能力。 另外，我们这些年一直跟学校共建，派年轻的画师到小学去义务教学。再将教学的成果拿到我们画院给小朋友开画展。我们希望为他们培养出艺术的种子，在审美教育上激励他们，让他们对艺术、对审美有很自觉、很热情的追求。
“多听听不同意见是好事情”
《艺术市场》：当前外界对画院的质疑不少，你怎么看？ 陈翔： 现在外界有一些言论认为，现在画院画家的艺术素养跟老一辈的没法比，画院当年成立的时候，聚集了一批大名鼎鼎的海派艺术家，学者型的画家特别多。
程十发、王个簃、唐云等在画院合作创作 在这方面,现在我们确实薄弱了一点，但这是不同时代背景所导致的。每个时代的艺术家有不同的特点，现在的画家视野更加开阔、知识面更广，跟时代的贴合度更高。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这批画家的创造力，挖掘他们的潜能，激发他们对探索和创新的渴望，要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进而推动传统艺术向前发展。 另外，我们还要把有学术性的、高深的、有品位的东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老百姓听，让我们的艺术成就、学术成果不再束之高阁；我们画院不能成为画家的小圈子、俱乐部，要把画院建设成大众都可以来欣赏、交流、参与的公共服务平台。不管是在办院宗旨还是为民服务上，都要做到老院长程十发先生所说的“打破围墙，开门办院”。
程十发捐赠藏画亲笔信
《艺术市场》：学者的批评、媒体的监督对画院成长有何帮助？ 陈翔：多听听不同的意见对画院的发展来说是好事情，但是对提出的意见我们也要具体分析，不能人云亦云。首先，对画院的种种误解，一些是对艺术现象的一种主观理解，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针对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偏见，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年画院成立的特别多，鱼龙混杂，但真正属于官办的画院，数量并不多，很多地方性、党派的，甚至是私人的画院非常多，但外界对此通常分不清楚。其次，艺术市场兴起以后，很多画家打着画院画家的旗号，让很多人产生了误解，他们借着画院的名头捞自己的钱，也没有为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事实上，画院本身存在的价值实际上是党和国家的文化意识需要一个主力军来贯彻和实现。在美术方面，画院其实是主力，不论是什么阶段，我们都能够一直把党和国家的文化意识贯彻下去。
程十发《少数民族儿童和羊》 上海中国画院藏 画院成立60年来，我们积累了大量经典的、主旋律的作品，对我国的文化艺术建设，特别是对中国书画的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如果缺少了画院这个环节，新中国的美术史怎么写？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的作品也不一定会产生，仅靠艺术家个人和自觉来做这件事情，效果不一定好，毕竟有组织、有规划、有资金、有保障的来贯彻才会更好。
“馆院一体化”利大于弊
《艺术市场》：当前，美术馆、画院“馆院一体化”的形式很普遍，其利弊各是什么？ 陈翔：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或许比较多，但上海中国画院和上海美术馆是各自独立的，我们画院虽然也有美术馆，但其实就是一个展览场所，平时举办一些观摩、展览、陈列等活动，主要是为艺术创作而服务，给画院的画师提供一个进行学术交流、学术借鉴、学术研讨、学术提高的平台。虽然也接一些外来委托的画展，但总的来讲数量不多，这也不是它的主要作用。
“开宗明义第一章——上海中国画院系列文献展”展览 总体而言，“馆院一体化”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如果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互相促进的系统或链条，就会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但关键在于怎么运作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艺术市场》：对于上海中国画院而言，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那么面对未来，又有何期盼？ 陈翔：画院从当初成立到现在的60年来，我们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以及画家队伍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画院的定位、职能和画家，我们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现在我们不仅仅要面临着传承中国优秀艺术的传统，还要发展、创新，做好普及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我们希望为上海的美术培养人才，而不仅仅是为上海中国画院的后备力量而培养。
第二任院长程十发题字“精艺报国”
原标题：《陈翔：释放艺术家创造力 推动传统艺术向前发展》 | 微信编辑：梁毅 孙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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