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接受史研究论略

水墨清欢555 201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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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及海外汉学研究。

摘要｜关键词

摘要：白居易接受史研究，一方面生根自本土，一方面需要借镜于异域。其研究的范围，涉及以白集文献整理者为主体的白集编纂史，以历代白居易诗文选本与评点为主体的选本沉浮史，还有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接受效果史，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作品效仿史，以文学批评家为主体的作品评论史，以作家为主体的接受影响史。从时间线索上展开的接受史研究，与从空间领域展开的诗迹研究加在一起，一纵一横，是未来白居易研究值得大力拓展的两个方向。

关键词：白居易；接受史研究；时间线索；空间领域

一

白居易接受史研究，从现代学术意义上讲，始于异域日本，日语称为“受容”，东京勉诚社1994 年出版的《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三、四、五卷，即日本对白居易的受容和围绕白诗受容的诸问题。若以鉴借西方接受学理论而言，则始于20世纪末，代表性文章有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等。进入21 世纪，尚永亮等《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有专章从文化学角度考察元白诗派的传播接受史。此外，还有陈金现《白居易与宋代重“意”“理”的诗学发展：宋人对白居易〈长恨歌〉的接受与详论》（春辉出版社2001 年版）等论著，但全面梳理和研究尚付阙如。

作为唐代最高产的作家，白居易各体兼善，取材广泛，加之精励刻苦，故作品数量之多，在唐代首屈一指，“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白氏集后记》），今存散文750 余篇，诗歌2 830余首。如果数量还不能说明一切，那么，在质量上白居易也堪称大家，他不仅在当时文坛地位很高，对后代文坛影响也很大，堪称世界级文化名人。《诗人主客图》称之为“广大教化主”，可谓恰如其分。正因为白居易作品数量多、地位高，因此对中晚唐以来的后世文学影响极大。借由自己的作品，白居易已超越唐代的时空，经后世读者的阅读与欣赏，证明了其永恒的生命力。白居易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更堪称是文化名人，他上承陶渊明，下启苏东坡，与传统儒释道文化联系密切而广泛，是中国文人的典型代表。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应当也有必要拥有一部系统全面的接受史研究。这一方面可以更全面准确地定位和估量白居易的影响力，借以加深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精义；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了解不同时代、不同审美情趣、鉴赏能力、期待视野、社会思潮及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和变化。而目前学界之所以尚无一部系统的白居易接受史，大概主要是因为关于这样一位众所瞩目的焦点人物，历代留存的文献资料比较丰富，给接受史研究带来一定的挑战性。

相对于文本文献整理的斐然成绩，学界在白居易的外学方面，如个性范式、思想发展、诗歌理论等关键问题上，尚鲜有突破。欲寻突破，往下接着说（用冯友兰语），当为一重要出路。如何接着说？不妨首先了解和认识白居易对后世文人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这是迂回，不是创新，但为了创新或突破，有必要迂回；为了前进，有必要回顾。只有认真地总结历史，才能清晰地认清未来的方向。古今相通，时异境似，历代文人对白居易其人其文的接受历史，是寻找白居易研究突破口的重要参照。

从横通角度看，接受史研究可以参考的理论资源，一方面生根自本土，一方面需要借镜于异域。从本土理论资源看，诗无达诂，比兴附会，词主寄托，意内言外，披文入情，涵泳品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言不尽意，得意忘言，断章取义，笺证训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循名责实，活参妙悟，切己体认，各以情遇，抉隐阐幽，见仁见知，实事求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这些传统诗学中的习见词语、经典命题，蕴含着丰富的接受美学思想。六祖惠能禅师曾云：不是风动，亦非幡动，只是心动，堪称接受理论的最佳写真。“风”者，知人论世之文学外部研究；“幡”者，强调文本维度的文学内部研究；“心”者，注重接受者维度的接受史研究。白香山《与元九书》曾云：“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岂舍之乎。假风以刺威虐也，因雪以愍征役也，感华以讽兄弟也，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以为诗“义”虽“在言外”、在“彼”不在“此”，然终可推论而得确解。钱锺书先生《谈艺录》谓，其事大类西方心析学判梦境为“显见之情事”与“幽蕴之情事”，圆梦者据显以知幽；其于当世西方显学所谓“接受美学”，亦如椎轮之于大辂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于此可见一斑。自唐人孔颖达撰《毛诗正义》以来，中国典籍整理历来有集注、辑释、汇评、会笺、丛话之传统，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接受美学史料，亟待有志于建立中国特色之接受美学者加以开掘和利用。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繁荣。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接受美学引入中国，尧斯（HansRobert Jauss）等《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和《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版），伊瑟尔（Wolfgang Iser）《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霍桂桓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汤普金斯（Jane P. Tompkins）等《读者反应批评》（刘峰等编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年版），刘小枫选编《接受美学译文集》（三联书店1989 年版），斯坦利·费什（Stanley E. Fish）《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等译著，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及《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等论著，推动了国内接受美学研究的展开，为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提供了借镜，许多学者开始将中国文学研究与接受美学结合。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从理论、方法层面上对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研究做了有价值的探索，并以若干经典作品、艺术原型为个案进行尝试。其《文学美学与接受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又略有增补。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2000 年版）及《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邬国平《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亦各有进境。断代方面，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允称先声，张浩逊《唐诗接受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与张毅《唐诗接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版），则互为补充。

作家个案方面，陆续有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年版）、杨合林《陶渊明接受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李剑峰《陶渊明接受史（元前）》（齐鲁书社2002年版）、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版）、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 年版）、袁晓薇《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全华凌《清代以前韩愈散文接受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杨再喜《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 年版）、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 年版）、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版）等。综观这些成果可以看出，传统的问题，加上崭新的视角，生发出耳目一新的感

受。接受史研究业已成为热点，是近年来有机吸收外来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较为繁荣的领域。

白居易接受史研究，当围绕白居易其人其诗、其文其学的独特面貌，力求全面准确地展示其对后世文学影响的独特轨迹。为了系统梳理白居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必要全面收集和整理相关文献资料。为此，拟从文献资料的收集入手，彻查现存文献典籍，在此基础上系统整理相关文献资料，为撰写白居易接受史提供史料基础。截至目前，已初步编撰《白居易资料新编》500 余万字，包括中晚唐至近代2 700 多家作者，6 800 多则评述材料，参考书籍3 500 余种。除诗话、笔记、诗文集、地志、碑刻、金石、史籍、年谱、日记而外，旁涉戏曲、传奇、话本、弹词、子弟书、章回小说，及释道典籍、类书杂纂等各类记载，以对白居易生平思想及诗词文赋等各类文学创作进行评述之文献为主，亦包括白居易之世系家族、行年事迹、版本源流、作品整理、真伪考辨、字义疏证、典故诠释、本事考证、鉴赏品评、背景介绍、诗意疏解、诗旨阐发等。此外，白居易同代人与其之唱和酬赠，可以帮助了解其交游等，亦在辑录之列。这些文献资料，有些是以白居易为主，有些是以白居易为参照，顺带提及。在处理尺度上，相关度较高的唐宋文献从宽，元明清文献则严收。这样规模的文献搜集和整理，就古代作家而言，目前尚绝无仅有。在此文献整理基础上的白居易接受史研究，可以拓宽和加深对这位广大教化主影响力的认知，并有益于对其文学史地位的准确定位，自信会在接受史个案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突破。

如果说拙著《元白诗派研究》意在梳理白居易之当代影响的话，那么，承之而下延，白居易接受史研究，则意在清理白居易之后世影响。通过评点、选辑、阐说等各类相关文献的比对，来系统分析白居易其人其诗、其文其学的接受、传播和影响。前贤有云，著书不如编书，推崇述而不作，其实也暗含一种价值判断，即继承高于出新。在大力提倡创新的今日，这种论调不免迂拙。然退一步讲，就算是言必己出，毕竟难以词词语语皆君自造，出新终须来自推陈，何况“参考文献”已成今之规范。众多同侪推尊钱锺书先生，而其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编》，即名为“录”和“编”。这里绝非强调文献整理重过理论分析，收集和整理材料毕竟只是初步工作，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才是最终目的；但没有文献支撑的理论，恰似某些光鲜流丽的广告，让人不免悬心。而理想之境，应如有源之水，有本之花。在个人成长历程中，少影响老，童年经历影响青年、中年和老年；但从群体考量，则恰恰相反，老影响少，前（前辈前代）影响后（前辈前代）。此乃传统之统绪所系。撰写文学史，无非是要勾画出历代层累、前后影响的轨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兰亭集序》），慨之深矣；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旧约·传道书》），则话说得更为斩绝，但不无启迪，亦颇堪玩味。阅读和考察前人在白居易研究领域留下的足迹，相信会对今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镜。

笔者因工作之需，长期承担撰写《中国文学年鉴》唐代文学研究综述任务，持续关注学术动态，迄今已近二十载。尽管相对于研究对象而言，二十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丝微澜，但对研究者而言，却堪称承旧启新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基本知识来源于纸本文献；另一方面，又适逢文献数字化、计算机检索乃至分析工具的飞速发展，心智与技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日益频繁，数据库和网络资源日渐难舍难离。阅读和研究工具的转换，势必引发研究态势的丕变。前辈学者从前只能心领神会的一些朦胧模糊的认知，现在得以借助技术的手段，给予比较清晰准确的描述和印证。

仅就白居易资料收集而言，前辈学者陈友琴（1902—1996）编撰《白居易诗评述汇编》，主要还是利用其供职的文学研究所之藏书，依靠目力披阅纸本文献。尽管作为“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中的开创之作，有垂范后来者的榜样意义，获得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在海外也深受欢迎，并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白居易研究，但今天看来，排除因转述而重复者，《汇编》远未收罗无遗，因此当时即被钱锺书先生私下里讥为“伧荒家当”。笔者1998 年始撰《元白诗派研究》，在得力于《白居易诗评述汇编》的同时，也发现其多有遗漏，开始留意搜辑其未备，原计划在《汇编》的基础上加以补订，但做下来，发现不仅《汇编》的讹误需要修订，遗漏需要补充，搜集范围需要扩大，而且作者先后次序，均需根据近五十年来的研究成果重新编排，新加资料数量巨大，已远非补订所能容纳——《汇编》29 万字，拙撰《白居易资料新编》历经十余年，迄今篇幅已扩大近20 倍。在此期间，颇得益于日新月异的古籍整理和数字化工作，如相继付梓的《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诗》《宋诗话全编》《辽金元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全明诗话》《民国诗话丛编》《清诗话三编》《中华大典·文学卷》等；陆续影印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补编、《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丛刊》《故宫珍本丛刊》《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地方志集成》《清代诗文集汇编》等；《中华电子佛典》《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原文及全文检索版》《古今图书集成全文检索系统》《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数据库以及互联网资源，更为收集相关资料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然，电子文献远未能取代纸本文献。一方面，电子文献尚未足完全可靠可信，纸本出版物尽管亦然，但其历史更为悠久，因而略胜一筹；另一方面，上述从电子文献检索出来的结果，还需要人工加以筛选鉴别，去除重复与无效部分。人脑与电脑，在这段不会很短的过渡期内还需要相帮互补。

二

以上述文献整理作为基础，白居易接受史研究可望展现影响力之全貌，而具体研究范围，则至少应顾及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文集编纂史。

历代书目提要、版本序跋中有关白集的著录，可见白集流传之脉络，编纂之历史。白居易在世时，他的集子曾经历十次编集整理。宋初，白体流行，引领白集由抄本向印本过渡，但数量尚有限。据周必大《文苑英华序》：“是时印本绝少，虽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翱等诸名士文集，世尤罕见。”今日有幸存世的白居易集，有南宋初的绍兴刻本，其中收诗三十七卷、文三十四卷，尽管已失原编面貌，却是存世最早的白集刊刻本，保存了不少白集原注，文字讹误也较少。

明代最早的白集刻本是正德八年（1513）华坚兰雪堂铜活字本《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六年后的正德十四年（1519），郭勋将诗文分开编集，分别编订为《白乐天诗集》四十卷，《白乐天文集》三十六卷，惜前者早己失传。嘉靖十七年（1538），有伍忠光龙池草堂刻姑苏钱应龙重修本《白氏文集》七十一卷。万历三十一年（1603），徐守铭有宁寿堂刻本《王凤洲先生校选白乐天长庆集》二十二卷。而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刊本，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云间马元调刊《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汪立名编有《白香山诗集》，次年由汪氏一隅草堂付梓。这部《白香山诗集》，乃诗集单行椠本，据明胡震亨编《唐音丁签》所收白居易诗，分原《白氏文集》前二十卷诗为前集，将卷二一至卷三七共十七卷诗编为后集，将原附见的应制诗、试作诗、谣吟歌篇十一首编为别集一卷；又收集逸诗八十五首编为补遗二卷，合起来共四十卷，参校众本，加以校正，附以宋陈振孙撰年谱旧本和己撰年谱等，同时采诸相关记载，笺注于各诗之下。其主要特色在于校雠文字，收集逸诗，而笺注并不太多，还偶有疏漏，但在陈振孙所编年谱基础上，对白诗编年加以细致考订，并尝试复原白集前后集分编的原貌，于白诗之编集、校勘、考证、辑轶而言，程功甚伟。

传承于日本的和刻本白集，价值较高者是17世纪江户时代的那波道圆（1595—1648）刊活字本《白氏文集》七十一卷，这个版本是以朝鲜半岛所传本为底本复刻而成的，《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虽然其刊刻年代为后水尾天皇元和四年（1618），仅相当于中国明万历末年，不算早，但其所据覆宋本，则约为南宋高宗时刻本，其源出自五代东林寺本，卷帙顺序与中国通行的“前诗后笔本”有很大的不同，其前集五十卷先诗后文，诗二十卷，文三十卷，保存了《白氏长庆集》前集五十卷第一次结集时的原貌，皆长庆四年（824）春以前作品；其后卷五十一至卷六十、卷六十一至卷七十，分为两个单元，均先诗后文，保存了白氏《后集》前十卷和后十卷分次编辑的面貌，还比绍兴刻本多出若干诗文。但与绍兴刻本相比，那波本文字讹误较多，校勘质量略逊，而且删去了极为有用的原有小注。金泽文库旧藏本《白氏文集》，现存二十多卷，散藏于金泽文库之外。虽系唐钞本之转钞本，但文献价值可与唐钞本相媲美。历代白居易文集编纂的历史，是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其二，选本沉浮史。

和他推崇的前辈诗人杜甫相比，白居易诗歌的经典化比率相形见绌。这不能尽归因于数量太多，拣择不严，选本的因素也很重要。作为古老的古典文学批评方式，选本与评点、序跋、诗话等，共同构成中国文学批评的形态，其影响力不可小觑。“选书者非后人选古人书，而后人自著书之道也。”层出不穷的各类选本中，作家作品的入选比率，是作家地位高低的晴雨表，作品关注程度的显示器，对接受者的阅读趣尚有很大的导向和牵制作用——“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

唐以来的选本及评点中，选编白诗者，有唐人《又玄集》（韦庄）、《才调集》（韦縠），宋人《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署刘克庄）、《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赵蕃、韩淲选，谢枋得注）、《诗林广记》（蔡正孙）、《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于济、蔡正孙编，徐居正增注）、《东莱集注类编观澜文集》（吕祖谦）；元人《瀛奎律髓》（方回）、《唐音》（杨士弘）；明人《唐诗品汇》《唐诗正声》（高棅）、《唐诗纪》（黄德水等）、《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周珽）、《唐诗归》（锺惺、谭元春）、《唐诗解》（唐汝询）、《唐诗镜》（陆时雍）、《石仓历代诗选》（曹学佺）；清人《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金圣叹）、《唐诗快》（黄周星）、《雅伦》（费经虞）、《诗法醒言》（张潜）、《而庵说唐诗》（徐增）、《唐诗评选》（王夫之）、《唐诗评三种》《增订唐诗摘钞》（黄生）、《唐七律选》（毛奇龄）、《唐诗别裁集》（沈德潜）、《中晚唐诗叩弹集》（杜诏、杜庭珠）、《网师园唐诗笺》（宋宗元）、《初白庵十二家诗评》（查慎行）、《唐诗三百首》（孙洙）、《唐宋诗醇》（弘历）、《唐诗成法》（屈复）、《唐诗合解笺注》（王尧衢）、《五七言今体诗钞》（姚鼐）、《（朱选）玉台新咏》（朱存孝）、《十八家诗钞》（曾国藩）、《唐诗选》（王闿运）、《历代诗评注读本》（王文濡）、《诗境浅说》（俞陛云）等。考察其所选白诗篇目和具体评点，是研究白诗接受史的重要一端。

其三，接受效果史。

白居易的科试文章，当时曾被士人当作学习仿效的程式。白诗当时广泛流传于宫廷和民间，歌伎唱他的诗，寺庙、旅舍贴有他的诗，僧侣、官人、寡妇、少女读他的诗，宫中妃嫔甚至以诵得他的《长恨歌》而自负。相传写有白诗的帛可以当钱用。荆州市民葛清文身，在身上刻满白诗，称为白舍人行诗图，围观的人十分羡慕。四明人胡抱章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行于东南；后孟蜀末杨士达亦撰五十篇，颇讽时事。不但如此，白诗还远播朝鲜、日本、越南、暹罗（泰国）。今敦煌所见抄本白居易诗及托名“白侍郎”诗作，晚唐出现、后世多有翻刻的白居易《新乐府》单行本《白氏讽谏》，日本《文德实录》、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中的记录，以及现存源自平安时代抄本的多种古抄本《白氏文集》，可以印证上述说法。白居易身后，其诗仍广为流行，晚唐五代的罗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黄滔、杜荀鹤、贯休，宋代的晁迥、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元代的王恽，明代的宋濂、吴宽、唐寅、文征明、袁宗道，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赵执信、俞樾、黄遵宪等，都是受到白居易影响很深的文人。白居易声名传播历久未衰，与这些重量级文学接受者的拥趸和推崇密不可分。

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84 位诗人分为广大教化、高古奥逸、清奇雅正、清奇僻苦、博解宏拔、瑰奇美丽六派，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可见其地位之一斑。明人江进之《雪涛小书》云：“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启境，异事同功，名曰‘广大教化主’，所自来矣。”褒奖之至矣，而王世贞《艺苑卮言》却说：“张为称白乐天‘广大教化主’。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少年与元稹矫靡逞搏，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道未成，慎勿轻看，最能易人心手。”至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又反其道而称扬：“白公之为广大教化主，实其诗合赋、比、兴之全体，合风、雅、颂之全体，他家所不能奄有也。”仅就“广大教化主”而言，历代评论之褒贬即悬隔如云泥。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再以元和体为例，其指称对象最早是元和年间“江湖间新进小生”之“自谓”，“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之“自谓”，长庆三年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又用来指称元白之诗，此后在不同读者的不同视域下，指称对象愈加纷纭复杂，莫衷一是，或扩指韩愈、樊宗师、张籍、孟郊、白居易、元稹，或斥言“当时轻薄之徒”，或仅指白居易的全部诗歌。可见有不同的接受者，便会有不同的期待视野和接受取向，便会形成接受过程中的错位和变异。白居易接受史上的元和体这一个案，正如一柄双刃剑，既扩大了影响，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杀伤力，使诗人的清名反受其累。因此，白居易自己在不以为然与矜持自恃之间，也不免显出游移徘徊。

其四，作品模仿史。

没有谁的成功可以简单地复制，但没有哪一部名作不可以模仿。仿效越多，经典化机率越大。此以《琵琶行》为例。自唐宣宗“胡儿能唱琵琶篇”的御评起，《琵琶行》即进入经典化过程。后世以同题或同体方式模仿《琵琶行》之作，有陈谦（1144—1216）《续琵琶行》（今仅存两句）、白玉蟾（1153 ？—1243 ？）《琵琶行》、戴复古（1168—1250 ？）《琵琶行》、方回（1227—1307）《于氏琵琶行》、杨维桢（1297—1370）《李卿琵琶引》、周巽（1376 前后）《琵琶曲》、胡应麟（1551—1602）《琵琶行并序》、谈迁（1594—1658）《续琵琶行寄张深之都督并序》、吴伟业（1609—1672）《琵琶行并序》、杜浚（1611—1687）《琵琶行》、屈大均（1630—1696）《琵琶行赠蒲衣子》、李兰（1692—1736）《题琵琶亭即用香山原韵》、桑调元（1695—1771）《琵琶亭叠白韵》、曹秀先（1708—1784）《衍琵琶行有序》、陆费瑔（1784—1857）《江船琵琶曲》、吴寿平（1808 举人）《续琵琶行》等。其中曹秀先《衍琵琶行》，将香山《琵琶行》的每一句衍为四句，依次而下，逐句扩写，把88句616 言的《琵琶行》，衍化成352 句2 464 言的巨篇。诗云：

浔阳江头夜送客，吴楚中间开水驿。儿童报导司马来，名曰居易姓曰白。枫叶荻花秋瑟瑟，一派秋声吹觱篥。江上凄清总可哀，况是相逢骊唱日。主人下马客在船，纷纷别绪若为牵。冀得石尤风一起，明朝系缆此江边。举酒欲饮无管弦，寂然对酌当离筵。多少渔灯散江面，照成李郭两神仙。醉不成欢惨将别，天涯分袂情难说。浔阳作郡送迎难，只愁柳条尽攀折。??满座重闻皆掩泣，欣慨胡然遽交集。怜渠不早立身名，中流壶系判呼吸。座中泣下谁最多，乐极悲来泣当歌。怀土思乡全不耐，镜中发白影婆娑。江州司马青衫湿，半世豪雄付歌什。酒阑归散客亦行，商妇回向客船泣。

蜜中兑水，却也敷衍细致，肌理清晰。其门人杨复吉《衍琵琶行跋》称赞说：“浔阳江头，商妇琵琶。自有白傅一诗，遂成双绝；今更得地山夫子引而申之，千秋韵事，鼎足而三矣。” 不吝拥趸，但在诗史上，这篇《衍琵琶行》实在默默无闻。历史无言，却述说一切；流水不语，但淘尽尘沙。

更有甚者，湖北天门人熊莪之《琵琶行分句吟草》，据《琵琶行》八十八句，逐句分咏，逐句诠发，分韵五言，如第二首《枫叶荻花秋瑟瑟》（得“秋”字）云：“一碧浔阳水，何堪瑟瑟秋。荻花堆岸屿，枫叶卷汀州。感物频增慨，行人易惹愁。无边皆暮景，不尽此长流。绚日飞溪口，凝霜满渡头。难为三宿去，且作半宵留。月冷朦朦印，云凉淡淡浮。西风帆影远，两地恨悠悠。”全部共计排律88 首。自叙中云：“七千四十字，同史游《急就》之章；八十有八篇，仿陆子《连珠》之体。镂金错采，敢诩龙雕；弄月吟风，难藏鸠拙。白公佳咏，真惭依样之葫芦；黄土香魂，岂类无盐之刻划，质诸同好，请共解嘲。”自谦中有自诩。后附胡德坤《琵琶行分句吟草题词》亦赞云：“八十八章花作字，令人一读一生香。”

作品模仿的形式，既有创作过程中的效仿、模拟，也有唱和，同时不限于体式体裁、艺术风格、写作技法、词语典故等的学习，有时还采用主题沿承的形式。以《琵琶行》为例，除仿拟扩续与唱和之外，还有《衍琵琶行》这样的扩写，《琵琶行分句吟草》这样的改作，更不限于体式体裁上的继承。至于只是在主题上沿承《琵琶行》天涯沦落之感，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学习《琵琶行》的艺术风格、写作技法、词语典故等，则更数不胜数。

《琵琶行》主题沿承所体现的琵琶亭诗，将《琵琶行》生发出叙写故事与遗迹咏怀两大主题，并逗惹出后世诗人不同的情感接受取向，不妨比附佛教中十二缘起的第七支——受（vedanā）的三种情形，即苦受、乐受、不苦不乐舍受，约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超然物外，寄托今昔之慨。始作俑者，是吴处厚的《题九江琵琶亭》：“夜泊浔阳宿酒楼，琵琶亭畔荻花秋。云沉鸟没事已往，月白风清江自流。”承其调者，有李彭《小憩琵琶亭呈环中养正》、周紫芝《琵琶亭二绝》、喻良能《琵琶亭》、周弼《琵琶亭》、钱子义《咏史诗·浔阳江》、朱芾煌《浔阳江过琵琶亭》、宋鸣珂《月夜泛舟琵琶亭次王梦楼太史壁间韵》等。

第二类，微讽乐天未能忘情仕宦。肇其端者，为夏竦《江州琵琶亭》：“年光过眼如车毂，职事羁人似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涕泣满青衫！”继其基调，又有南宋江湖诗人戴复古的《琵琶亭》。还有史沆《题琵琶亭》、魏了翁《舣舟琵琶亭次福士张元龙以诗代柬韵》、岳珂《将发琵琶亭》等。宋濂的《题李易安所书琵琶行后》开篇基调与夏竦差不多：“佳人薄命纷无数，岂独浔阳老商妇。青衫司马太多情，一曲琵琶泪如雨。”而结尾则已经比较辛辣了：“生男当如鲁男子，生女当如夏侯女。千年秽迹吾欲洗，安得浔阳半江水。”更有甚者，诟詈香山，谓其犯教败俗。其琵琶之辞，必当毁板，琵琶之亭，及庐山草堂应当拆毁灭迹，庶几乎风流种绝。俨然要兴起一桩诗案。

还好，尚有第三类，对乐天报以同情之理解。这一基调是欧阳修奠定的。宋仁宗景祐二年（1036），欧阳修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途经长江，登琵琶亭，写下两首诗：“乐天曾谪此江边，已叹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九江烟水一登临，风月清含古恨深。湿尽青衫司马泪，琵琶还似雍门琴。”《琵琶亭上作》“雍门琴”用雍门子周以善琴见孟尝君的典故，借指哀伤的曲调。昔雍门子以琴见孟尝君，陈辞通意，抚心发声，孟尝君为之增欷歍唈，流涕交横，韩娥曼声，哀哭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还为曼声，长歌十里，长幼喜跃抃舞，难以自禁。若非真情流露，何以如此感人？大概是因为同病相怜吧，所以倍感凄凉。女诗人叶桂女也有相似的感慨——“乐天当日最多情，沪滴青衫酒重倾。明月满船无处问，不闻商女琵琶声。”张耒诗学白乐天，更有切身体会，其《题江州琵琶亭》云：“危亭古榜名琵琶，尚有枫叶连荻花。呜呼司马则已矣，行人往来皆叹嗟。司马风流映千古，当日琵琶传乐府。江山寂寞三百年，浔阳风月知谁主。我今单舸泛江潭，往来略已遍东南。可怜千里伤心目，不待琵琶泪满衫。”

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位适与白乐天同寿的清代九江关督——沈阳人唐英，他不仅捐俸重葺琵琶亭，自撰大量琵琶亭诗，还在琵琶亭壁间左右皆悬诗板，置笔砚，以征游人过客题咏，后辑为《辑刻琵琶亭诗》一卷，可谓风雅长留，是《琵琶行》与琵琶亭沿承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乾隆八年（1743）琵琶亭修成，唐英喜撰《春游琵琶新亭唱和》，序云：“琵琶亭，唐白香山遗迹也。在九江榷署之左，相距不里许。历久倾圮，间有古今题咏碑碣，半沦没于寒烟蔓草中，孤亭攲仄，旦晚莫支。予司榷江州，数至其地，不忍古迹荒落，因捐俸，新其亭，更创小楼三楹以供登眺。以冬春雨雪，未遽竣工。癸亥二月九日，始得明霁，而楼宇适成，爰偕同事诸君子，泛舟一游，凭栏远瞩，兴会勃然，率成俚语二章，诸君属和。”情绪显然已经超然于前代琵琶亭诗的悲欢，语调轻松明朗，袁枚《琵琶亭吊唐蜗寄榷使》曾感慨：“一曲琵琶白傅赏，千秋过者犹闻响。??蜗寄先生抱古欢，来持英簜守江关。??懒征商税爱征诗，满亭铺遍砑光纸。一纸诗投两手迎，敲残铜钵几多声。姓名分向牙牌记，宾主重申缟纻情。??关心别有山阳恨，不听琵琶泪亦流。”对这位“懒征商税爱征诗”的官员兼诗人加以凭吊和追慕。

除主题沿承之外，《琵琶行》对后世的影响，还涉及（1）体裁之接受，其大端表现为乐府歌行体与叙事之融合。（2）题材之流播，涉及其他体裁，如明代佚名所撰《粉蝶儿·白居易琶琶行》套曲。清代子弟书《琵琶行》，弹词《浔阳琵琶》等。戏曲方面，据庄一佛《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敷演《琵琶行》题材之历史剧有宋元阙名之《琵琶亭》，元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泪》，明传奇《青衫记》，清杂剧《四弦秋》《琵琶行》，及清传奇《司马衫》《琵琶亭》。其中宋元阙名之《琵琶亭》，清传奇《司马衫》（清王鑨撰，今佚）、《琵琶亭》未见著录。此外，爱新觉罗·敦诚（1734—1791）有《琵琶行传奇》一折，题跋不下数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但存世者只有元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明顾大典《青衫记》，清蒋士铨《四弦秋》，及清赵式曾《琵琶行》四种。（3）后世以《琵琶行》为主题的书画及题画诗词，也是其接受史研究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已知此类相关绘画作品有五十余幅。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诗画一律”“有声画”“无声诗”“无形画”“有形诗”等语汇，传递着诗画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作为《琵琶行》接受史研究之重要一途，形态各异的《琵琶行》书画（包括题跋），丰富了原作的内涵，扩大了其艺术表现，跨越时空，不断生发出新的魅力。书画同源，亲如姊妹。《琵琶行》走入绘画，最迟是在元代，元人张雨（1283—1350）有《浔阳琵琶图》诗，张渥（？—约1356 前）绘有《琵琶仕女》图，熊梦祥（1299—1390）、郑东、宗本先（1308—1381）均有题诗，元末明初人平显、洪武间钱逊及祝允明（1460—1526）亦有《琵琶士女》诗。刘因（1249—1293）有《白乐天琵琶行图》诗，释善住（1278—1330 ？）有《琵琶行图》诗，叶颙（1300—1374 后）有《题浔阳商妇琵琶图》诗，高启（1336—1374）则有《白傅湓浦图》《湓浦琵琶图》诗，高得旸（1352—1420）有《题浔阳琵琶图》诗，可知，《琵琶行》诗意画创作自元代初见端倪。可惜这些画今已不存。现存最早的《琵琶行》诗意画是明人郭诩《琵琶行图》。此后乃蔚为大观，或以书配画，或以画补书，诗书画相得并彰。在历代书画家笔下，《琵琶行》在诗歌与音乐之外，转化为与诗画并胜的艺术形式，展现出别样的魅力。仅就书迹而言，不仅可以比勘不同书家不同版本文字流传之异同，更可加深《琵琶行》经典化问题的认知。各色书迹，或隶或楷或行或草，或洒脱或凝重或飘逸或朴拙，各擅胜场，但均围绕《琵琶行》这一不朽之作，以己之心感受，入笔之意阐释，与不幸贬谪的诗人相共鸣，予飘泊浔阳的歌女以同情。正是这一过程，推动《琵琶行》逐渐确立其经典地位，同时也促进其由经典走向大众。笔者撰有《白居易诗歌的图像化传播——以明代〈琵琶行〉书迹著录与流传为中心》，初开其端，而后续之深入研究，尚大有可为。

其五，作品阐释史。

历代文学批评家撰写的诗话诗论、序跋笔记中，富含着大量有关白居易作品的评论与考释。评论多为概括性，如李肇所谓“浅切”，苏轼所谓“白俗”，王若虚所谓“情致曲尽”，李东阳所谓“浅俗”，锺惺所谓“浅俚”，周敬、施闰章、姜宸英、徐煜所谓“真率”，许学夷所谓“流便”“率易”，叶燮所谓“舂容暇豫”，赵翼所谓“坦易”，潘德舆所谓“锻炼自然”。

考释内容则或针对具体作品，或围绕生平事迹。篇幅较多较为集中者，有宋人晁迥《法藏碎金录》，葛立方《韵语阳秋》，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计有功《唐诗纪事》，洪迈《容斋随笔》；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胡震亨《唐音癸签》；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吴景旭《历代诗话》，宋俊《柳亭诗话》，赵翼《瓯北诗话》，翁方纲《石洲诗话》，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等等。这是白居易接受史研究中所占分量最重的内容。

其六，接受影响史。

接受影响史，以文学家为主体，当兼顾其文与其人。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接受史并不仅仅是其文学主张、诗文风格的继承，还应包括对其思想情趣、性情风仪、人格范式的接受，两者在接受史之位置同等重要。其中后世文人中屡见不鲜的五老会、七老会、九老图，五老堂、真率会、耆英会、后耆英会，均与白居易密切相关。白居易其人与其文的历史价值，最终实现于其接受过程，创作主体与接受对象的不同，往往会使其作品风貌发生变化。

白居易前期主张为政治为人生的文学观，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后期乐天知命，对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加以实践、发挥和改造，成为后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财富，其人格范式滋养了中国后世文人的精神家园。宋人早有“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的说法。乐天型人格范式，上承陶渊明，下启苏东坡，是中国文人三大人格范式中的重要一环。白居易曾自比“异世陶元亮”（《醉中得上都亲友书以予停俸多时忧问贫乏偶乘酒兴咏而报之》），其实陶渊明，晋代之白乐天也；苏东坡，宋朝之白居易也。明人袁宗道钦慕白居易、苏轼，其书斋取名“白苏斋”，了解其志向的弟弟袁中道称其为“以示尚友乐天、子瞻之意”（《白苏斋记》）。

接受影响史，还应兼顾影响与接受双方，其间因果有如水洒在地上，浸湿附近的土壤是水的本性，但被浸湿的程度则需要视土壤具体情况而定。影响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时是单一的，有时则是多元的；有些是显见的，有些只是暗合；有的具有事实联系，有的则只具有些精神心智上的共通，性之所近，貌亦相随而已。其间未易轻断因果，只宜摆明条件。而且其间既有影响之焦虑，也有接受之快意，还有在某种环境之下的互逆或反仿。兼顾接受与被接受，并观影响与被影响，这样，故事才完整。

三

综上，包含以白集文献整理者为主体的白集编纂史，以历代白居易诗文选本与评点为主体的选本沉浮史，还有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接受效果史，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作品效仿史，以文学批评家为主体的作品评论史，以作家为主体的接受影响史，这六个方面，大致涵盖了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范围。这样，从时间线索上展开的接受史研究，与从空间领域展开的诗迹研究加在一起，一纵一横，正是未来白居易研究需要大力拓展的两个方向。

与歌唱家不同，文学家的价值往往不能立刻得到体现。成功的歌唱家可以在剧场上第一时间享领观众的掌声，而大多数文学家则需要默默等待，等待超越空间的传播，等待超越时间的考验，等待超越偏见的评判，有时很久，或许是几百年以后，可能才会迎来共鸣，得到印可（借用佛家语）。正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白居易当然是幸运的，没有等那么久。更为难得的是，他拥有持续未断的众多异代知音，他们接受白居易文学遗产滋养、融会于自身创作的同时，也不断提升拓展了白居易的影响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随着其接受史研究的深入开展，白居易其人其文的魅力，必将获得新的理解与认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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