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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的“四言”到魏晋的“五言”，虽一字之差，表达的容量和能力却很不一样。“四言”要用两句表达的，“五言”用一句即可。锺嵘曾总结：“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直到唐末，五言诗始终是居正统地位，而后又被七言、七律所超越。  ▲ 郎军《魏晋风骨竹林七贤》纸本 69x138cm 诗歌起源 “诗”的最早期形态就是“歌”，从“三皇治世，五帝定伦”的时候，人们因为社会、个人的种种原因产生了“诗歌”，可惜的是，因为文字在那时还未产生，所以除了一些神话故事和图形石刻，所有可以称之为“文学”的东西都已不可考。《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成书于孔子，其最早作品大致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其中收录的大致是西周至春秋末期的诗歌，《诗经》的作品以四言诗为主，大多数是“二二节奏”的四言诗。而最初的诗歌以四言始，是由中国文字单音节的特征所决定的，四个字组合起来才能形成声调和顿挫的节奏变化。耳熟能详的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都是四言的。上古时候，单音词占绝对优势，汉字一般都是代表单音词，而四言基本上可以“一句成意”，其句法结构和节奏顿挫等方面来说，是一种最简单并且完备的形式。但是四言加单音的形式，在表现力上不够，节奏上也缺少变化。并且由于上古诗歌都是要入乐的，也就是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所以诗经里四言诗出现了大量的重言(叠字)和衬字的形式。 《诗经》里的诗还能“皆弦歌”，而且充当着政治和外交的功能，如公子重耳逃难到秦，背《河水》向秦穆公求助，秦穆公以《六月》应之，答应帮忙。可是，后来诗歌的政治外交功能逐渐退化，也不一定非得要音乐伴奏，于是，诗歌的韵律和节奏便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四言的节奏便显得满足不了这一需求，演变成五言。 《诗经·六月》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 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广，其大有颙。薄伐玁狁，以奏肤公。 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 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从四言到五言 汉代乐府诗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节奏就可以相应的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两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合成词，随之而来的是汉语由单音词为主逐渐转变为双音词为主。这样四言诗在新的语言形式下，表现力就大大折扣了。并且，书面语总是晚于民间口语的，在大量的民间口语歌谣的冲击下，汉代开始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五言诗相比四言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以两个字为一拍的话，五言可以组成两拍半，并且在那半拍的变化上可急促可缓慢，增加了诗歌的变化和美感。  ▲ 清 郑燮 古乐府诗 五言诗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轼题文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 秦始皇时的民歌《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就是使用五言。汉代的乐府诗如《江南》、《白头吟》、《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也是五言。文人作的五言诗，一般认为最早的要算班固的《咏史》。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 另外，由四言变为五言，使句子在语法成分上增加了容量，使一个句子可以容纳主语、谓语或宾语同时出现，从而增强了句子的表现力。《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历史上的诗作总量，以五言诗为最多。唐人写有大量的五言古风及五言律绝，如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五言诗以首句不入韵为常式，间也有首句入韵的。五言古风多是一韵到底，甚少换韵，这与五言律绝诗相似。柳宗元的第五首《饮酒》也是五言诗。 《饮酒》 柳宗元 唐代 今夕少愉乐，起坐开清尊。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 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暄。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 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 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 五言诗体是从建安、正始通由玄言诗、山水诗而确立和成熟的。到了汉末，建安诗人开始对乐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著名的有：三曹，建安七子等等。经过文人的改造，乐府也趋向于整齐的五言的形式。从诗经的“四言”到魏晋的“五言”，虽是一字之差，表达的容量和能力却很不一样。这一点，钟嵘总结过：“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因为这种诗歌体裁，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而汉代恰为五言诗的成熟时期。正是在汉代，五言诗经过数百年自在自为的发展，终于脱离了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从属于音乐歌舞的民间歌谣、乐府歌辞阶段，而跃进到重在个人抒情述志、具有独立语言艺术特点的文人创作轨道，从而为诗歌自觉走上繁荣昌盛、成就辉煌的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言”要用两句表达的，“五言”用一句即可。这使它比四言诗前进一大步，另方面，它又使汉代的杂言（一首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均有）规范化而成为诗的标准格式。  ▲ 明 祝允明 草书杜甫秋兴八首诗之一 纸本 37x106.5cm 左思，阮籍，陶渊明等对五言诗的贡献也是很大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分成了士人之诗和贵游之诗。五言诗格律，或者说近体诗格律的形成，主要还是由贵游诗人的努力而成的。而贵游诗人则在形式上开始下功夫了，这个时候，一部分诗歌开始脱离音乐而独立存在了。贵游诗的代表有太康体，玄言诗，元嘉体，终于到了永明体，开始了古体诗到近体诗的转折。 从五言到七律 直到唐末，五言诗始终是居统治地位的主要正统形式，而后才被七言、七律所超越。此外，如六朝骈体，如沈约的四声八病说，都相当自觉地把汉字修辞的审美特性研究发挥到了极致。它们对汉语字义和音韵的对称、均衡、协调、和谐、错综、统一种种形式美的规律，作了空前的发掘和运用。它们从外在形式方面表现了文的自觉。灵活而工整的对仗，从当时起，迄至今日，仍是汉文学的重要审美因素。 七言诗的形成受“楚歌体”的影响较深。《楚辞》中的《九歌》，有七字一句的诗句，如“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其中便是“四 三”节奏。这影响了后来的七言诗。最早的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不过，不太成熟，因为句句押韵，成熟的七言诗则是隔句押韵。  ▲ 杜甫《春夜喜雨》 五言、七言、绝句、律诗的区别，表面上看起来是字数、句数的区别，但其实蕴含了诗歌发展的历程。我们知道唐诗宋词有“格律”，讲究平仄、音韵、对仗等等，但“格律”并不是自古有之。我们看诗经楚辞乃至汉乐府，都对诗句的字数、平仄没有很严格的要求。从南朝开始，沈约讲究声律对偶，才开始越来越关注诗歌形式上的美学。律诗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格律越来越严格的诗体，经过了许多代的发展与完善。所以说杜甫很伟大，抛开他忧国忧民不讲，一是他是集大成者，前人的写法他都有继承，另一方面就是他让律诗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春夜喜雨》 杜甫 唐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江南逢李龟年》 杜甫 唐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相比之下，绝句在格律上面就相对宽松一些，同时绝句更具有歌咏的性质。从格律的角度讲，明显七言律诗比五言律诗更难写。七言诗更重视声调气势，五言诗更重视情韵与意识。五言律诗与七言律诗相比往往更清新凝练。王维的五律就比较多，读起来清新脱俗。韦应物的五律也比七律多，因为他年轻时在做唐玄宗的近侍，没有怎么读书，到了安史之乱之后才开始写诗，声调气势跟吟诵有关需要从小培养，他学诗比较晚，写诗比较靠思考，所以五言诗写得好一些。但是推到极致，五言绝句又变难了，因为字数有限，就需要非常凝练，非常敏感地抓住某一个点。  ▲ 李白《望庐山瀑布》 《望庐山瀑布》 李白 唐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唐代是中国诗歌大放异彩的时代。在唐代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中，七言古诗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唐诗之所以称其为唐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七古在唐代的兴盛。七古作为一种古老的诗体，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终于在唐代走向成熟。在以往的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盛唐及其以后的七古作品。但对文学史稍加关注就不难发现，任何文学体裁的发展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必定是社会，文人的心理以及整个社会心理发展的共同结果。七古的发展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盛唐诗人是在综合了前代七古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转益多师，才最终创造了七古的辉煌。盛唐七古的最后准备期——初唐，前承汉魏六朝，后启盛唐，虽然在这一时期七古的面貌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但正是在“四杰”等初唐七古诗人的努力下，七古获得了走向高潮的必要准备。初唐时期，七言古诗的体制得以正式确立，从四杰到张、李、沈、宋诸人，七言古诗经历了一个从形式到风格方面的缓慢演变的过程。初唐诸诗人都为七言古诗的成熟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并开启了盛唐七古的先声。 声明：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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