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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诗与五言诗之间的跨越 [一点资讯]

2017-05-17  JieZHoun

从《诗经》的“四言”到魏晋的“五言”,虽一字之差,表达的容量和能力却很不一样。“四言”要用两句表达的,“五言”用一句即可。锺嵘曾总结:“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直到唐末,五言诗始终是居正统地位,而后又被七言、七律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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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起源

“诗”的最早期形态就是“歌”,从“三皇治世,五帝定伦”的时候,人们因为社会、个人的种种原因产生了“诗歌”,可惜的是,因为文字在那时还未产生,所以除了一些神话故事和图形石刻,所有可以称之为“文学”的东西都已不可考。《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成书于孔子,其最早作品大致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其中收录的大致是西周至春秋末期的诗歌,《诗经》的作品以四言诗为主,大多数是“二二节奏”的四言诗。而最初的诗歌以四言始,是由中国文字单音节的特征所决定的,四个字组合起来才能形成声调和顿挫的节奏变化。耳熟能详的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都是四言的。上古时候,单音词占绝对优势,汉字一般都是代表单音词,而四言基本上可以“一句成意”,其句法结构和节奏顿挫等方面来说,是一种最简单并且完备的形式。但是四言加单音的形式,在表现力上不够,节奏上也缺少变化。并且由于上古诗歌都是要入乐的,也就是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所以诗经里四言诗出现了大量的重言(叠字)和衬字的形式。

《诗经》里的诗还能“皆弦歌”,而且充当着政治和外交的功能,如公子重耳逃难到秦,背《河水》向秦穆公求助,秦穆公以《六月》应之,答应帮忙。可是,后来诗歌的政治外交功能逐渐退化,也不一定非得要音乐伴奏,于是,诗歌的韵律和节奏便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四言的节奏便显得满足不了这一需求,演变成五言。

《诗经·六月》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

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广,其大有颙。薄伐玁狁,以奏肤公。

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

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从四言到五言

汉代乐府诗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节奏就可以相应的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两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合成词,随之而来的是汉语由单音词为主逐渐转变为双音词为主。这样四言诗在新的语言形式下,表现力就大大折扣了。并且,书面语总是晚于民间口语的,在大量的民间口语歌谣的冲击下,汉代开始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五言诗相比四言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以两个字为一拍的话,五言可以组成两拍半,并且在那半拍的变化上可急促可缓慢,增加了诗歌的变化和美感。

清 郑燮 古乐府诗

五言诗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轼题文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

秦始皇时的民歌《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就是使用五言。汉代的乐府诗如《江南》、《白头吟》、《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也是五言。文人作的五言诗,一般认为最早的要算班固的《咏史》。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

另外,由四言变为五言,使句子在语法成分上增加了容量,使一个句子可以容纳主语、谓语或宾语同时出现,从而增强了句子的表现力。《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历史上的诗作总量,以五言诗为最多。唐人写有大量的五言古风及五言律绝,如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五言诗以首句不入韵为常式,间也有首句入韵的。五言古风多是一韵到底,甚少换韵,这与五言律绝诗相似。柳宗元的第五首《饮酒》也是五言诗。

《饮酒》

柳宗元 唐代

今夕少愉乐,起坐开清尊。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

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暄。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

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

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

五言诗体是从建安、正始通由玄言诗、山水诗而确立和成熟的。到了汉末,建安诗人开始对乐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著名的有:三曹,建安七子等等。经过文人的改造,乐府也趋向于整齐的五言的形式。从诗经的“四言”到魏晋的“五言”,虽是一字之差,表达的容量和能力却很不一样。这一点,钟嵘总结过:“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因为这种诗歌体裁,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而汉代恰为五言诗的成熟时期。正是在汉代,五言诗经过数百年自在自为的发展,终于脱离了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从属于音乐歌舞的民间歌谣、乐府歌辞阶段,而跃进到重在个人抒情述志、具有独立语言艺术特点的文人创作轨道,从而为诗歌自觉走上繁荣昌盛、成就辉煌的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言”要用两句表达的,“五言”用一句即可。这使它比四言诗前进一大步,另方面,它又使汉代的杂言(一首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均有)规范化而成为诗的标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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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阮籍,陶渊明等对五言诗的贡献也是很大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分成了士人之诗和贵游之诗。五言诗格律,或者说近体诗格律的形成,主要还是由贵游诗人的努力而成的。而贵游诗人则在形式上开始下功夫了,这个时候,一部分诗歌开始脱离音乐而独立存在了。贵游诗的代表有太康体,玄言诗,元嘉体,终于到了永明体,开始了古体诗到近体诗的转折。

从五言到七律

直到唐末,五言诗始终是居统治地位的主要正统形式,而后才被七言、七律所超越。此外,如六朝骈体,如沈约的四声八病说,都相当自觉地把汉字修辞的审美特性研究发挥到了极致。它们对汉语字义和音韵的对称、均衡、协调、和谐、错综、统一种种形式美的规律,作了空前的发掘和运用。它们从外在形式方面表现了文的自觉。灵活而工整的对仗,从当时起,迄至今日,仍是汉文学的重要审美因素。

七言诗的形成受“楚歌体”的影响较深。《楚辞》中的《九歌》,有七字一句的诗句,如“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其中便是“四 三”节奏。这影响了后来的七言诗。最早的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不过,不太成熟,因为句句押韵,成熟的七言诗则是隔句押韵。

杜甫《春夜喜雨》

五言、七言、绝句、律诗的区别,表面上看起来是字数、句数的区别,但其实蕴含了诗歌发展的历程。我们知道唐诗宋词有“格律”,讲究平仄、音韵、对仗等等,但“格律”并不是自古有之。我们看诗经楚辞乃至汉乐府,都对诗句的字数、平仄没有很严格的要求。从南朝开始,沈约讲究声律对偶,才开始越来越关注诗歌形式上的美学。律诗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格律越来越严格的诗体,经过了许多代的发展与完善。所以说杜甫很伟大,抛开他忧国忧民不讲,一是他是集大成者,前人的写法他都有继承,另一方面就是他让律诗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春夜喜雨》

杜甫 唐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江南逢李龟年》

杜甫 唐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相比之下,绝句在格律上面就相对宽松一些,同时绝句更具有歌咏的性质。从格律的角度讲,明显七言律诗比五言律诗更难写。七言诗更重视声调气势,五言诗更重视情韵与意识。五言律诗与七言律诗相比往往更清新凝练。王维的五律就比较多,读起来清新脱俗。韦应物的五律也比七律多,因为他年轻时在做唐玄宗的近侍,没有怎么读书,到了安史之乱之后才开始写诗,声调气势跟吟诵有关需要从小培养,他学诗比较晚,写诗比较靠思考,所以五言诗写得好一些。但是推到极致,五言绝句又变难了,因为字数有限,就需要非常凝练,非常敏感地抓住某一个点。

李白《望庐山瀑布》

《望庐山瀑布》

李白 唐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唐代是中国诗歌大放异彩的时代。在唐代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中,七言古诗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唐诗之所以称其为唐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七古在唐代的兴盛。七古作为一种古老的诗体,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终于在唐代走向成熟。在以往的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盛唐及其以后的七古作品。但对文学史稍加关注就不难发现,任何文学体裁的发展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必定是社会,文人的心理以及整个社会心理发展的共同结果。七古的发展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盛唐诗人是在综合了前代七古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转益多师,才最终创造了七古的辉煌。盛唐七古的最后准备期——初唐,前承汉魏六朝,后启盛唐,虽然在这一时期七古的面貌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但正是在“四杰”等初唐七古诗人的努力下,七古获得了走向高潮的必要准备。初唐时期,七言古诗的体制得以正式确立,从四杰到张、李、沈、宋诸人,七言古诗经历了一个从形式到风格方面的缓慢演变的过程。初唐诸诗人都为七言古诗的成熟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并开启了盛唐七古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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