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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姓”，因 “皆氏昭武”[1]。昭武诸国地处汇入咸海的中亚两大水系（阿姆河、锡尔河）上，东傍终年积雪 的巍巍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体）及天山等众多山脉，水草 丰茂，土壤肥沃，生五谷与葡萄诸果，出马（尤以拔汗那及康国大宛马著称，输入中原后，为唐 帝国的上品军马）、骆驼、封牛、羊和麝香、獐皮、金、银、铜、铁、瑟瑟（石国东南大山中的 碧玉珠）等。昭武诸国“人皆深眼，多须髯”，自河西故地到客居中亚的数百年间一直与汉人杂 处。玄奘《大唐西域记》就描述过恒逻斯城南十余里的小孤城是三百余户“中国人”聚居的地方 。长期处于汉族农耕文化熏陶下的昭武诸国，其时又面临着突厥、波斯、天竺、吐蕃以及大食等 国的巨大威胁。为此，他们除了在政治上投靠与之交往甚笃且生气勃勃的唐帝国，以求得军事庇 护外，在经济上也以中原为依托，企图于这个诸强虎视的敏感地带得到生存与发展。因为这个地 带的特殊地理关系，使得他们在达到上述目标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完成了对当时世界优秀文化技 术进行中转的历史任务。 子年满20即要出国经商），他们仅在长安一地就常常会聚千人以上。温庭筠《干子》载米亮助窦 乂故事说：胡人米亮劝窦乂买长安崇贤里的一处宅院，因为这宅中的一座捣衣砧乃是货真价实的 于阗玉。窦乂买下宅院后，立请玉工雕琢，果做出腰带玉銙20副，每副值钱3000贯。[2]这米亮 极有可能就是来自米国的珠宝商。 回 回商一起，组成了一个极富有的集团。他们不仅把生意做进了皇宫，还向首都的贵族子弟、商人 及其他有窘况者、资金短缺者发放贷款（当然是高利贷）。 。高宗与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竟将生意做到了四川。肃宗女儿政和公主经商赢利逾万缗钱， 代宗朝的一些节度使、观察使公然在扬州街头倒卖军需品……朝延虽屡下令禁止，却终究奈何不 得。事在今日，当然属于官员经商、军队经商之类，该反对；然而，在当时，从社会演进的角 度看，这是对“重本抑末”、“贵义贱利”传统观念的一次强烈冲击。 聚汇区。昭武诸国国民在向中原流徙与通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上述宗教的一支传播力量 。据宋姚宽《西溪丛语》记：唐贞观五年（631年），何国火祅教穆护（祭司）何禄将该教教旨 奏与唐廷，太宗遂令在长安崇化坊设祅寺。因为祅教在波斯萨珊王朝是国教，所以祆寺其时又 被称作波斯寺。仪凤二年（677年），流寓的波斯王卑路斯才奏请于长安礼泉坊设波斯寺，这比 何禄已晚了将近半个世纪。据《唐语林》载，德宗时代的著名大臣及大书法家颜真卿与康国摩尼 教徒过从甚密，竟以摩尼教僧职称“穆护”作次子颜硕之异名，在士大夫阶层中引起大哗。[3] 康国世袭丞相的后裔、释法藏则在中原继杜顺、智俨后改造印度佛教，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 教——华严宗，并参与玄奘、义净庞大的佛经翻译工程，得到武则天赏识，赐号“贤首”。他后 来又作为中宗、睿宗的门师授菩萨戒，得到三品官待遇。中宗还下令为他造了五所大华严寺。华 严宗“理为性”、“事为相”的教义，后来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源头。 禾稼、米万槌等；曹国的琵琶大师曹保、曹善才、曹纲一家；安国的舞蹈家安叱奴、安辔新与 演奏家安万善；康国的琵琶大师康昆仑（贞元年间有“长安第一手”之称），歌唱家康西等。 他们将兼容了印度婆罗门文化、中亚粟特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希腊文化的西域歌舞带到中原 ，今汉儒士子们如痴如醉。如出自石国恒逻斯的柘技舞，以鼓伴之，矫健婀娜，流波送盼。刘 禹锡因之作《观〈柘枝舞〉二首》赞道：“翘袖中繁鼓，倾眸溯华榱。”同样出自石国的胡腾 舞，则以激烈的跳跃踢踏为特色，豪放刚健，颇具男子雄风。刘言史竟拍案称绝：“石国胡儿 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而出自康国的胡旋舞则以它那旋转如风的遒劲风采，引得两京（ 长安、洛阳）士女争相效仿。杨贵妃、安禄山就是跳胡旋舞的专家。他俩“派对”翩翩，眉目 传情，竟演成一对暗恋的情侣。 龟兹、土龟兹三部乐舞，在长安、洛阳闾阎间大受欢迎；到了隋炀帝时代，更是风靡宫廷， 上流社会趋之若鹜。入唐以后，唐高祖倾心胡乐程度当不逊于隋炀帝，以至白明达、安叱奴 等西域乐舞大师得以跻身显位。武德九年（626年）正月，高祖令太常少卿、大音乐家祖孝 孙开始修订雅乐，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确定《大唐雅乐》。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 宗平定高昌，获得一批高昌乐师交太常少卿，定唐乐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乐、扶 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十部中又分坐、立二部，皆以 琵琶为主要乐器。十部乐既可按曲演奏，又可随声起舞，故又称十部伎（唐谓舞蹈为伎）。 唐太宗还亲自主持创作了《秦王破阵乐》（以后又改为《七德舞》及《神功破阵乐》）与《 功成庆善乐》，作为宫廷常备节目，其间大量融入西域乐舞风格和技巧。 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 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对此，太宗回答说：“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 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 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 之，知公必不悲耳！”这时，尚书右丞魏也支持太宗说：“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 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听了，连连点头称是。[4] 度，反映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而后太宗和魏关于音乐与人的关系的看法，无疑缘 自他们固有的人本主义思想。 。贞观七年（633年），太常卿萧瑀建议，在表演《破阵乐》（即《七德舞》）时，对“前 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可“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对此， 唐太宗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在当时朝臣中，尚有不少原属刘武周、薛举等的部下，“今若重 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5]。这就是说，会大大刺伤他们的心，不利于安定团结。 唐太宗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将“人和”视为君臣和睦、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从而确保了 “贞观之治”的成功。 坛霸主地位的有力冲击，唐太宗们以落落大方的态度因势利导，既利用又改造，使之渐与华 夏乐舞融为一体，成为中华传统艺术的一部分，并且还影响到整个东方。今天日本和朝鲜的 舞蹈中，还保留有一种假面具舞——这是唐时经长安传入的康国苏莫遮舞（即拔寒胡戏）。 载，即公元751年）。他们与唐交恶，从表象看是镇西域的主帅高仙芝及唐玄宗在外交政策 或民族政策上的措置失当所致，[6]但从当时国际政治格局来看，乃是迅速膨胀的阿拉伯帝 国与正由极盛走向衰落的唐帝国势力相遇的必然结果。唐自此失去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 流域）地区，政治势力退到葱岭以东，但物质文明仍继续向西传播。其中最重要的是造纸 术与丝织术的西渐。 ·穆悉林麾下大将）带到康国首府萨末鞬城（今撒马尔罕城）设厂造纸。公元793年，造纸 术传到波斯。793年、794年，大食王诃论（即阿拔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调撒马尔罕中 国造纸工去帝国首都巴格达建新厂。不久，造纸工场又出现于大马士革。至10世纪，阿拉 伯帝国境内遂普遍用纸，埃及纸草始渐绝迹。与此同时，阿拉伯造中国纸又源源涌进以羊 皮作书字工具的“黑暗的欧洲”。不过，直到1150年，西班牙才第一个得以在欧洲开设造 纸厂。稍后，法国在1189年、意大利在1276年、德国在1390年、英国在1494年相继设置 造纸厂。至于美国建厂则是1690年的事了。中国造纸术的传播，为基督教的新教革命与欧 洲文艺复兴提供了引人注目的先进载体。 传授丝织、绘画及金银等工艺技术。尔后，丝织等技术传到与大食毗邻的拜占庭帝国。11 47年，南意大利西西里王罗哲儿二世通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从今希腊的科林斯等地（属 拜占庭）掳劫到2000名丝织工人。自此，意大利才渐有丝绸生产；而西班牙、法国、英国 、德国等欧洲大国，则是13世纪以后才开始建立丝绸工业。 些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而最先拥有这些先进文化技术的中国，在帮助欧洲摆脱蒙昧与黑暗 后，自己却掉到了他们的后面，并且一掉就是数百年。 留学生及商人的大批涌入，西方的先进技术也络绎传到东土。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即 列有天竺药方。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唐新本草》就收录了大食、波 斯及天竺的不少药物，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玄宗时期僧 一行撰《大衍历》也参考过天竺历法。唐末僧人守温还仿拟天竺梵文字母体系建立起汉语 声母系统，为汉语音韵学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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