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的友谊

中国古代，文人们的友谊故事真是一部绵长的故事，随便拣一两个来说都要说出好多的篇幅来。较之他们的爱情故事而言，文人间友谊的故事往往要深厚浓烈得多。可以这样说，在了解这些文人的时候，你尽可以不知道他的妻子是谁，不知道他和他妻子的关系是否融洽，或者他到底有几任妻、几个妾、几个情人，但你却不应该不知道他最好的朋友是谁，他喜欢和什么样的人物相交往，他到底和谁的关系不太好，又最耻于与谁为伍。在那些年月，婚姻无非是用来传宗接代的一种形式。但是，朋友却完全不同，他意味着你对这个世界的认同和否定，意味着你和这个世界的联系，你的精神触须所及的高度，你的情感生长所依赖的阳光雨露及养分。

在很多文人的生活中，精神和情感的主要寄托都来自自己同道的朋友、相知的朋友和能够在困难的时局中相互支撑的朋友，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朋友就意味着一切。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适《别董大》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赠汪伦》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些诗歌。当然，人们可能从来没有记住过这些诗歌的名字，也记不得诸如汪伦、董大、辛渐、元二这些名字，但大多人一定还是或多或少地记住了这些诗歌中的几个句子，并时常拿来用用。我以为，上面这些诗歌，应该算是中国古代最好的赠别诗了。

写诗的这些人都神奇地集中在一个时期，也就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那是中国古代最盛大的时期，伟大的诗人层出不穷，且多有交集。

贺知章（约659-约744）、张九龄（678-740）、王之涣（688-742）、孟浩然（689-740）、王昌龄（698-757）、高适（约704-约765）、王维（701-761）、李白（701-762）、杜甫（712-770）、岑参（约715-770）。其余名声稍逊但依然有所作为的诗人还有张说、王湾、王翰、祖咏、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常建、李颀、丘为、郑虔、卢象等。这些大诗人先后同处一朝，大多数人都有交集，有些还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贺知章，比他们中很多人都年长，生于高宗时期。

活了八十多岁的贺知章到了玄宗时期已经是文坛泰斗了，他极度赏识李白的才华，在看了青年李白的诗作之后，直呼李白为“谪仙人”。谪仙人的意思就是从天上贬谪到人间来的仙人，看得出，贺老先生对李白超凡脱俗的盖世之才致以了莫大的敬意。身为秘书监是三品高官，贺知章在玄宗面前隆重推荐了李白。关于他俩的友情，还有“金龟换酒”的著名故事流传下来，而太白先生，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贺知章老死故乡后，太白作诗多首：

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

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对酒忆贺监》

贺知章对李白算是知遇之恩，二人又是忘年之交，他俩的故事算得上是一段文坛佳话。

孟浩然和李白的关系，也有点类似于大人物和年轻才俊之间的关系。李白对孟浩然的崇拜世人皆知，那首著名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是李白写给孟浩然的。

王维、孟浩然与张九龄的关系也基本属于崇拜者与被崇拜者的关系。张九龄官居中书令高位，王维和孟浩然对其人品和才华都崇拜有加。孟浩然还曾在张九龄被贬期间入其幕府。

至于李白、杜甫、高适、王昌龄的关系，就算是开元天宝年间那种最典型的同道文人的关系了。

奇怪的是，王维和李白却没有什么交集。

王维有很多朋友，比如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就是他的朋友，同为诗人的綦毋潜、祖咏和丘为也是他的好朋友，当然，王维最好的朋友非裴迪莫属。两人之间写有很多唱和诗，裴迪这个在唐代诗歌历史上可能并不占一席之地的诗人，也因为自己留存下来的所有诗作都是与王维的唱和诗，而经常被人提及。

很多人对王维和裴迪的友情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大概是因为他俩往来唱和的诗歌比较多。还有好事者喜欢找冷门、爆热点，他们认为两人诗作中所用词汇触动了现代人敏感的神经，比如这首《赠裴迪》：

不相见，不相见来久。

日日泉水头，常忆同携手。

携手本同心，复叹忽分襟。

相忆今如此，相思深不深？

很多好事之徒更联想王维妻死以后再不婚娶的事实，借此猜测王维的性取向。其实，完全没有那么复杂，中国古代男人之间友情的炽烈程度远远不是现代人可以用现代思维简单揣度的。文人在诗歌和文章中描述同性之情时用到相思之类的字眼实在是司空见惯，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孟浩然和张子容的关系也有点像王维和裴迪的关系。孟浩然虽然从未仕进，但是名声不小，和张九龄、李白、王维等均交好，但他最好的朋友却是一个叫张子容的人。张子容的诗作被收录至《全唐诗》中也可能是因为他和孟浩然同隐鹿门山之故。孟浩然写给张子容的诗也有很多“挂帆愁海路，分手恋朋情”（《永嘉别张子容》）一样的句子。友情笃深，笔下自有，没人会去怀疑孟浩然的性取向。

王维诗作中唱和诗不少，且很多赠别诗也情真意切，看得出他的朋友不少。他这人除了曾经误入安禄山政权成为一生污点之外，对友谊还是坚贞的。安史之乱前夕，中书令张九龄被贬，很多人惧怕李林甫的权势，不敢和张九龄来往。王维曾经得到过张九龄的赏识和提携，在这样的情势下，他写下一首热情洋溢的诗篇给予自己恩师一般的朋友：

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

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

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

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

——《寄荆州张丞相》

就只从这一首诗来看，王维也是一个不为局势跌宕所左右、珍视朋友情谊和知遇之恩的清洁之人。“举世无相识”这一句虽有起兴的意味，是为下一句“终身思旧恩”做铺垫的，但是口气之决然，还是有点扫荡一切，不留余地，看得出张九龄在王维心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王维和李白同年出生，而且李白两次到长安时间也并不短，起码有三四年时间。即使从李白开元十八年( 730)第一次到长安算起，到761年他们先后辞世，这两个人至少也有30年可以交集的各种机会和可能，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诗作以及别人的记录中都没有留下他们相交甚至相识的任何证据。这就让人浮想联翩了，既然王维是一个喜结交的隐士，而李白更是一个喜欢四处周旋的蹦跶之人，但偏偏这二人怎么就这样轻易错过了呢？

在盛唐大诗人中，杜甫对友情的珍视或者说渴望要来得更强烈些。他留下的诗歌不少，寄友诗也很多。如果同是写诗的文人朋友，他更是不吝笔墨大加赞扬，比如对高适、李白之类的诗歌才华从来都不加掩饰地大声叫好，甚至对未曾谋面的孟浩然，也一并倾情称颂，看得出这人心眼实诚。当然，他一生几乎所有时间都沉沦下僚，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友情格外需要，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而相对来说，性情旷达恣肆如李白、粗犷豪迈如高适未必就像杜甫这样细腻柔软了。

比如杜甫和高适的关系，就有点不大容易说得明白。

高适和杜甫是年轻时便认识的朋友，他们曾经一起共游梁宋，关系不错。杜甫流落到成都的时候，仕途偃蹇。而高适已经发达，任彭州刺史，后又任蜀州（崇州）刺史。彭州或崇州距离成都都不过几十公里的路程。

杜甫初居成都时，时有衣食之虞，他写给老友高适的诗简直是在明白无误地索要援助：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

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

看这首诗，估计大家会有一个误会，以为杜甫和高适的关系简直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杜甫竟然敢对彭州刺史高适毫无忌惮地伸手要东西。

后来，杜甫的昔日友人严武镇成都，给予了杜甫不少的帮衬。玄宗、肃宗去世后，严武被召回京城。杜甫送别严武，一直从成都送到绵州。这不是一个近距离，绵州（今绵阳）距离成都有上百公里，可见杜甫对严武感情深厚至依依不舍。也就是在这个当口，成都少尹徐知道谋反。兵荒马乱中，杜甫一时半会儿回不了成都。严武遂托付梓州刺史章彝照顾自己的老友。而这个时候，即公元762年到764年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里，高适在完成剿灭徐知道叛乱之后，被朝廷任命为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也就是高适接替了昔日严武的位置。这对杜甫来说绝对应该算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他至少不必在梓州和那个没有太多文化的章彝混在一起了。想想看，高适和杜甫是年轻时便结交的诗友，彼此知根知底，情投意合，杜甫赶回成都投奔高适总比把家人接到梓州寄居要好得多吧？但事实是，杜甫选择了后者。

高适任彭州刺史和蜀州刺史期间，杜甫没有举家投奔彭州或蜀州就已经是一件让人琢磨的事情了。现在高适到了成都，杜甫依然不至，这就更让人生疑了。在梓州待了一年半，正是高适镇成都的时间段，杜甫不仅没有回归成都的打算，最后竟然决定离开四川。而正在启程离川的路途之中，突然听到严武再次接任高适回到成都担任剑南节度使的消息，杜甫喜极若狂，马上打消离开四川的念头，转身回到了成都，并入严武幕。

当然，杜甫在成都、高适在彭州和崇州的时候，他们两人一直是有诗歌往来的。杜甫还专程跑到崇州去拜访过高适。但是，写诗归写诗，抒情归抒情，所有这些文字似乎都抵不过活生生的事实。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严武对杜甫有实实在在的帮衬，杜甫在诗作中也有对严武的帮衬予以间接的感谢。而高适呢，一直感念旧情，到了彭州任上即寄书杜甫相问询。从我前面引用的杜甫写给高适的诗作看，高适也可能偶尔给予杜甫有生活资助的。在杜甫《酬高使君相赠》  一诗中，也有“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之类的话。只是，杜甫对高适的帮助显示出了审慎而有节制的态度，他不想把两人平等而清高的友谊变成一种施与关系。—方高高在上的施舍，而自己却饥寒交迫潦倒苦痛，这样的关系多少失却了精神交往的崇高性。

在高适这厢，其表现绝对算不上好，只能说差强人意。高适从来不是那种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虽然他曾经跟随哥舒翰北上边城叱咤了好一阵子，但他骨子里从来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侠义精神。在蜀地，官居高位的他和沉沦下僚的杜甫的关系显然不是旁人想象的老友相见深情相拥，充其量也只是拍拍肩膀、浅笑嘻哈一番，然后“王顾左右而言他”。

杜甫心里太明白不过了。这个时候的他什么都不是，除了没有一官半职，甚至连一家人的生计维持也极为勉强，完全是乞食而生的落魄文人一个，没有太多人会待见他，更没有人会预见到这是一颗被埋藏于沙砾中的宝石。所以，即使在成都和梓州混得未必舒心，但是他终归不会去投奔高适。那种尴尬和微妙，杜甫显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设想，于是，也就来个鸿雁传书，把友谊维持在一种相对超脱的境界，甚好。

至此，杜甫以他适度的自尊和克制维持了和高适这段可以称作友情的关系，直到几年后高适撒手人寰，他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地悲痛欲绝。

但是，李白和高适的友谊，就没有那么容易简单维持了。

李白跟错了人，他跟从的永王璘最后是由时任淮南节度使的高适带领军队镇压下去的，高适因此飞黄腾达。而李白呢，一生朋友无数，大多不是仙就是侠，出了大事，我们熟悉的岑夫子、丹丘生，包括汪伦之类人物仿佛都没有什么作用了，他只有把挽救自己垂死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昔日老友现今显贵的高适的身上。但李白也着实太天真了一点。昔日，高适、李白、杜甫同游梁宋，相互认同，彼此欣赏，看似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但时过境迁，李白、杜甫的地位与高适现在的地位已经差距甚大。杜甫政治上干干净净，都还不敢轻易触碰年轻时期孕育的单纯而脆弱的友谊，只是小心翼翼地维持，不敢过多僭越。李白此时已是污点脏衣的人物，更何况高适还是凭借镇压李白的主人得势的，李白这个时候希望高适来帮自己说话，是有点苛求高适了。

很多人因此怪罪高适，我个人看来，这倒不必。我前面已经说了，从高适和杜甫的关系来看，就大致知道高适的为人。作为朋友，这人不够意思。

拔刀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固然值得称颂。既然高适不是这样的人，也就不必严苛于他。如果希望或者强迫对方去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这样的任务一旦完成，双方都有可能玉石俱焚，那就更不能简单苛责那个不能完成任务的人了，也因此不能把友谊最终的不欢而散归罪于不能完成任务的那一方。

相比起来，杜甫要比李白聪明一些。送些禄米之类的接济，不管对施与的一方，还是得到的一方来说，都是自然而然心安理得的。而较高层次的诗文唱和则把年轻时期的文人友谊上升到了一种不涉名利和依附关系的洁净高度。这是一种适可而止的友谊，也是需要智慧才能小心维护的关系，杜甫做到了。

这种友谊，溪水一般从年轻时期流淌至暮年岁月，看似无痕，但有心人怎么可能不触摸到其中涟漪起伏？

盛唐时期，文人的个体特征强烈，时代的气质特征也强烈，两者交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诗歌时代。这个时代的政治气息相对来说清明干净，没有强烈的结为朋党、抱团取暖以御外敌的需要和风气，被株连或被连坐的案例一直都存在，但并不算极端和残酷。所以，文人们大可各自为政，挥洒个性。见便见了，高兴了也便高兴了，开怀了也便开怀了，一起郊游，一起唱和，然后拱一拱手，互道珍重，扭头便走，各奔东西。

这种见，也是不见。

甚至有时候，不见也是一种见。见与不见都不重要。李白认同孟浩然，王维也认同孟浩然，但是王维居然也不用认识李白。

即使李白对孟浩然拥有一往情深的炽烈感情，但就目前可以得到学术界公认的说法是，他们两人一生中无非也就见了两面而已。第一面，是年轻的李白仰慕孟浩然，特地到襄阳拜访；第二面，是后来二人在江夏的会面。还有人考证他俩兴许有第三次、第四次见面，但也都可能是短时间的。相互之间有一种默认和相惜，不在乎是否成天黏糊在一起，更不在意是否鸿雁传情寄托相思。直到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孟浩然曾经给李白写过哪怕一首诗，但这丝毫不妨碍李白大大咧咧地说出“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之类的话，好一派敞亮而不加丝毫掩饰的表白，这就是那个时代文人的可爱之处。

杜甫和李白的关系也同样。有人统计出来，杜甫写给李白的诗超过李白写给杜甫的诗多达五倍以上。杜甫一会儿冬日怀李白，一会儿又春日忆李白，还要不断地梦李白。李白却总是回音寥寥，但这依然不能阻止杜甫春夏秋冬的持续念叨和感怀。

这样的友谊，大而化之，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味，显露出盛唐时期大气清明的时代风气和文人品格。或者更直接地说，那个时候，虽然大师云集，但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所谓的文人圈子，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

他们曾经聚在一起，然后又散了。但散了，并不是说他们已成陌路之人。他们从一开始的相识到最后的四散开来，都不过是在用各自的方式顺着自己的内心愿望御风而行罢了，自在，从心所欲，这就是盛唐诗人的开阔境界和精神的包容度。

人们总说盛唐有那么一种气象，其实这种友谊的表现方式也是一种气象，后世的人是模仿不来的。

这个时代，所有的遇见都是一种必然，而所有的不见也不过是偶然的擦肩而过。

其实，他们都见到了对方。

（摘自《沈腰潘鬓：中国古代文人的风仪与襟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0月版，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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