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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成果文库——《互联网国际政治学》出版

 pursuitman 2017-05-18


  

历史性与时代性:人类进入互联网轴心文明形态




思接千载,胸怀天下。人类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但历史的轮回惊人地相似。早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诞生了对东西方文化影响致远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不仅有被尊称为古希腊“三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中国的孔子、老子等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百家以及印度的释迦牟尼,这些先哲的文明思想对彼时的社会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他们以道德的标准、对真理的相对认识和绝对认识、科学及理性的思维,审视所处的世界和时代,这一历史时段被称之为“轴心时代”。


从公元前800年走到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沧桑,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这些先哲的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互联网是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21世纪初的互联网生态,解构了旧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建构了新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以数字化和虚拟化的方式与传统社会碰撞,迸发出史无前例的创新力量,这种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车轮,互联网成为人类文明的轴心。互联网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普遍性与特殊性:互联网国际政治学兼具 世界性和国别性


一般认为,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文化,构建出一整套国际政治理论,用于描述、解释现实世界。因而,西方学者“先入为主”,设计国际政治话语体系,逐步掌握、不断巩固着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但是,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文化所创设的国际政治理论,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传统的窠臼。伴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中国由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区域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对话语权的需求在相应增强。面对西方国家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为了打破或者说削弱其强势地位,提升中国话语权,中国学者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中国学者争论道,认为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总体特征,但其特殊性表现在文化的区域性缺陷上,这就限制其普遍性。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存在其他区域文化,例如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因此,简单套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对中国古代及现当代现象的解释力是远远不够的。由此,中国学者尝试基于中华文化,为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付出了努力。但基于这样一个悖论,即因为他者,如除了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之外,仍然能够以中国学者质疑西方学者的方式方法,来诘问中国,即基于中国带有“国别性”色彩的中华文化所建构的国际政治理论,其解释是否具有“普适性”?因此,如何跳出世界性和国别性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怪圈,就成为我们推进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发展道路上所不得不面临的障碍。


显然,基于“自我”与“他者”的视角,国别性和世界性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而解决这一相对性问题,我们需要寻找具有“绝对”属性的工具,超越东西方之间围绕“国别性”和“世界性”的循环争论,而“技术”则具有这样的属性。技术是一种工具、一种客观存在,能够被相异文化背景的不同国际政治行为体使用,并能产生相应的、同等的效应。在互联网“轴心”时代,再也没有比互联网更能适合我们的“工具性”技术了。特别是围绕对技术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创新国际政治理论过程中,在“国别性”和“世界性”之间的犹豫徘徊,但这并不否定互联网的“非中性”作用,即互联网一旦被国家行为体使用,它就不仅仅是技术工具,也成为一种国际政治工具,即追求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的工具。


故此,以互联网为载体,研究其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内在逻辑,构建兼具“国别性”和“普适性”的理论框架,用于描述、解释,乃至预测世界,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基于上述的思考,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成此书《互联网国际政治学》。


 理论性与实践性:互联网国际政治学理论创生与实践框架


 本书研究内容概括为“两大部分”,即互联网国际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具体内容包括“研究两大作用,梳理四组关系,对比六个国家,构建一个战略”。


“两大部分”包括:构成“互联网国际政治学”前提和基础的理论篇、实践篇。理论篇包括“两大作用”和“四组关系”,即互联网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机理,互联网在国际政治中的“非中”作用,互联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内在逻辑,互联网拓展国家主权的实现方式及其困境,互联网作用于国家形象的路径分析,互联网与外交决策的民主化途径。实践篇包括“六个国家”和“一个战略”,即世界上主要国家行为体——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的互联网战略形成的现实依据、战略特征及目标和经验借鉴,中国互联网战略建构的理论要素和治理框架。


全书结构如下。

(一)互联网国际政治学构建的现实依据


互联网是信息革命的标志性产物。从技术层面讲,互联网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计算机互联网系统,使用标准的Internet协议套件(TCP / IP协议),搭建了全球信息服务平台。自1969年互联网诞生以来,已经从专业军事互联网发展成为人类共享资源的信息库。1994年,中国互联网接入国际互联网。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的出现和运用,使人类社会各领域发生了许多颠覆性变化,改变了人类世界的空间轴、时间轴和思想维度。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全球性、交互性、直接性、全天候、高效率、低成本、便捷性八大特点。它突破了种族、国家、地区等有形或无形的‘疆界’,真正体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人类交往;它依托虚拟的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实现了点对点的对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然而,互联网 “双刃剑”的特性,也使全球性问题凸显,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化。


互联网时代国际政治的新变革、新思维与未来展望。一是从互联网的发展对国际合作与博弈空间、国际政治行为体的互动方式与外交决策模式三方面的影响阐释互联网的发展给国际政治带来的新变化。二是阐释互联网的发展构建了国际政治互动的新舞台,在此舞台上进行的国际合作与博弈,其手段、方式和途径都与传统的国际合作与博弈有所不同,因此,也使得人们对国际合作与博弈有了更新的认知。三是从国际合作与博弈空间的拓展、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影响的增大、“制网权”的争夺可能促使国家间权力的斗争更加激烈、非国家行为体通过互联网对国际政治影响进一步增强多个方面论证互联网的发展可能对国际政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二)对互联网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机理分析


互联网作用于国际政治的路径。互联网作为一个技术实体,直接作用于国际政治行为体(如个人、国家、跨国公司),之后传输于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或几个方面。也就是说,互联网是自变量,国际政治行为体是中间变量,互联网对国际政治作用的结果是因变量。互联网以其独特形式影响国际政治的发展。相对于普遍存在的独立行为体而言,互联网是一个技术性实体,是一个广泛而便捷的沟通和交流的虚拟平台。但是,互联网作为国际政治范畴中的自变量之一,它以自身的独特方式渗透到各个行为体之中,以互联网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或是引导行为体的行为,或是否定行为体的行为,并迫使行为体服从其内在的法则以更好地维持自身的利益。互联网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影响,也必然投射到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上,即一方面影响互动的频率和范围,另一方面也增添了互动的方式。互联网通过对行为体之“内在”和行为体之“外在”施加影响,从而实现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互联网开拓了国际政治新空间。首先,互联网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其内在运行逻辑的外在表现。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的路径,是通过个人、国家与国际体系三个层次进而来影响国际政治。其次,互联网作用于国际政治之运转核心,即国家利益、权力与安全,说明没有绝对的互联网自由,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至上。最后,揭示互联网助推国际结构变迁之作用,即催化、同步和建构作用。互联网作为信息媒介,可促使某些社会因素推动国际政治中的变革;作为先进技术,可促使国际政治自身的进展与时代发展不断相互确认;伴随微博和社交网站出现的人人互动的交际方式,使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进化的条件在互联网世界中有所形成。


(三)对互联网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使传统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外交决策发生变化的缘由进行探究,以及主要国家行为体的互联网战略


理论来源于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因此,本部分提出互联网作用下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及外交决策合作与博弈的新模式。与此同时,梳理与归纳了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互联网与国际互联网对接前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及外交决策等方面的变化合作与博弈对中国的影响,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证。


美国发明了计算机,创造了互联网。美国的互联网战略是美国传统霸权在互联网领域的新投射,是美国从技术层面、资源层面、信息层面到法理层面抢占全球网络空间制网权和制高点的新转折。


在观念层面,美国率先提出“互联网自由”、“连接自由”的概念,意图以互联网方式进行政治宣传、价值观引导和思想传播,牢牢掌控网络空间的文化信息权。在技术保障层面,美国将网络基础设施列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加大对互联网及相关性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增强美国通信基础设施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同时强调要高度重视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并提升互联网技术的创新能力。在制度管理层面,美国率先引入“网络战”概念,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网络应用于战争的国家。进一步强化网络空间安全的集中领导和部门合作,将互联网安全工作的领导和协调的层级提升到总统层级,并与情报收集、军队、民事等工作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性的互联网安全协调体制。同时,注重互联网国际合作,大力推行网络外交。

 

除美国之外,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也都出台了自己的互联网战略,这必将深刻地影响或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未来的格局。


(四)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大战略建构


本部分是在我们探究了互联网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机理,提出了互联网作用下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及外交决策发生新变化后,梳理与比较了世界上主要国家行为体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的互联网发展战略的基础之上,结合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提出加速构建多层次、复合型的中国互联网治理大战略,主要包括构建中国网络主权战略,应对国家互联网安全威胁的综合性安全保障战略,互联网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战略,以及中国的网络外交战略,这也是本书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的重要体现。




科学性与人文性:互联网国际政治研究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互联网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同时,也推动着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为互联网国际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无限生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主要物化形式就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变革是一个时代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从古代、近代到现当代,人类生产工具变革经历了刀耕火种、铁犁牛耕、机械种植到物联智能,互联互通,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空间不断拓展,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等不同路径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在此过程中,新的命题会不断产生,互联网国际政治学也需要设置新的研究议程,以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框架,增强描述、解释和预测的能力,并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实践应对能力。例如,针对现实性问题和持续性热点问题的新角度的解读,互联网国际政治学将探讨逆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互联网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而在国际体系转型期,因互联网而衍生的量变,在怎样的条件下会导致质变等一系列新问题。再如,互联网作为科学技术工具的典型代表,作为自变量,它起着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互联网国际政治学建构之中,与 “制度”、“文化”等一系列元概念具有怎样的原生性密切关联,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互联网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将推动不同学科间如国际政治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外交学和军事学等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渗透,并为国际政治理论不同流派之间的对话搭建新的平台,提供不同的视角分析。


互联网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空间,如何使用好互联网,维护好网络空间,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回答的问题。这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自身不断增长的知识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保持平衡。”

(余丽教授在2017年5月17号国家社科规划办的颁奖会上)




目录

第一章

互联网国际政治学建构的现实依据

第二章

互联网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机理

第三章

互联网在国际政治中的“非中性”作用

第四章

互联网拓展国家主权的实现方式及其困境

第五章

互联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内在逻辑

第六章

互联网作用于国家形象的路径分析

第七章

互联网与外交决策的民主化

第八章

美国的互联网战略

第九章

英国互联网战略

第十章

德国互联网战略

第十一章

日本互联网战略

第十二章

俄罗斯互联网战略

第十三章

印度互联网战略

第十四章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和现况

第十五章

中国互联网战略建构的理论要素

第十六章

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大战略建构


作者

余丽


博士、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得者,河南省优秀省管专家,河南省优秀社科青年专家,河南省教学名师。兼任教育部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国际政治研究会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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