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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阿偶 2017-05-19


重读汪曾祺,是隔了四年之后。四年前,只读薄薄一本《汪曾祺小说经典》,这一次算是较完全地把他主要的作品都读了一遍。那时候是冬末春初。现在却秋高气爽。汪曾祺的文章,是适合在那样寒冷或这样净爽的季节读的。这样的话,说来不免有些玄远,然而我的感觉又确切是这样的。这大约是因为汪曾祺的故事多数温和平易,仿佛秋天从阳光里吹过来的风,穿过了开着门的屋子,那样的一点阴凉,有一种蕴藉的忧伤;又好像冬天里明黄的太阳,不强烈,可又实实在在地滋暖着萧索的万物,这样的欢乐也是内在的。这种忧伤和欢乐常常又是交融的,隐藏在故事的语言之下,浸透在故事的气韵之中。这个秋天渐渐到了它最好的时候,阳光明亮而不炽热,风是明净的,天是明蓝而高远的。一切都寂静而明朗。悬铃木的叶子渐渐失去了水分,每天都有新的枯叶落在地上,踩着时发出细微的破裂的声音。女贞树的叶子仍是深沉的翠绿,枝头挂满如初生葡萄大小的绿色籽粒。汪曾祺的故事和这个季节最好的时光是融得到一起的。


 这大约还因为汪曾祺的小说有一种散淡的意思在里面。他的小说和散文的界限是不明显的,都有一种萧散的气度。我们翻开汪曾祺的集子,有些故事很难说它是一篇小说还是一篇散文,比如《晚饭花》、《故里三陈》。就是《受戒》、《大淖记事》这些被人们划定为小说的文章,那些大段的看似闲笔的风景描写,对地方民俗人事的介绍,都实实在在有着散文的韵味。他的这种萧散是有意为之的。汪曾祺曾说,他年轻时是想打破诗和散文以及小说之间的界限的。他说:“我过去就曾经写过一些记人事的短文。当时是当作散文诗来写的。……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晚饭花集>自序》)他的小说与散文分界的不明显,主要偏向小说的散文化,小说没有一个十分扣人心弦的故事或悬念,没有十分炫目的叙述手法,只是从故事的开始,进展,到结果,由着故事的气脉,那么委委婉婉地叙述起来。这种写法沉稳而老实,我们简直可以说它是“笨拙”。但这种“笨拙”,也是基于一种“修辞立其诚”的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去除了多数复杂的技巧而归于的一种朴素。自然这故事里也有剪裁,有曲折,只是不是为着使它奇崛险怪,好比一弯流水,它的曲折也是自然而然的。它希望的不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猎奇感,而是阅读后留得一番深永的滋味,“春初新韭,秋末晚菘”(《蒲桥集》简介),这样的味道是他所追求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与小说的写作分界模糊的作家,最具代表性的大约是废名。废名的《桥》、《竹林的故事》、《菱荡》以及许多其他故事,说到情节,真淡得好比远远一个女人的脸,只看得清一个轮廓,然而文气里透出那一种深婉窈窕,要使你无端地深信那确实是“有美一人”了。汪曾祺说自己受到了废名的影响。只是废名先生的文字要更为纯净,更倾向于个人的哲思的境界了。“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废名对汪曾祺的影响,更多的是写作的审美层面的追求。在这方面同样对汪曾祺产生影响的,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修了沈从文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史和创作实习。他回忆说:“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也是那些课外经常到沈从文屋子里谈天的学生之一。老师对学生写作乃至性情的影响,更多时候浸透在了这种看似无为的闲谈里。汪曾祺追随沈从文几十年,所受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即使1949年后沈从文停止了文学创作,但文革之后汪曾祺重新开始写作,过去所获得的知识,所接受的影响,渐渐就重新显现出来。沈从文的《边城》、《长河》以及其他许多短篇小说,都是小说里蕴藏了散文的种子。汪曾祺的《受戒》与《大淖记事》,实在是受了沈从文的很深的影响。《受戒》里的小英子,这个小小的姑娘,与《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三三》里的三三,有一种遥遥的相呼应的关系,都是在自然的风日里长养成人,一样地善良美好的少女。而《大淖记事》的前三章,都在不紧不慢介绍大淖的风物与人情,写大淖西头与东头的人的“不一样”所在,直到第四章,才绘出一个巧云来。这种经营,和《边城》的开头三章不写故事,只交待茶峒地理与人情种种的写法,异曲同工。


小说结构既散,叙述的手法也并不夸张,也不有意制造传奇的情节,然而汪曾祺的小说中的人物,却多数给人一种传奇的印象。这大约是由于人物自身遭遇本身的复杂离奇,再经过作者稍稍以意为之的削减与改变,想象与夸大,便成就了这样的故事。《老鲁》中的老鲁,从行伍上退下,到昆明乡下的捉襟见肘的穷学校当校警,犹自那么勤勤恳恳每天挑着水。《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和陆长庚,一个成年捧着一把紫砂壶,在街上逛来逛去说闲话,然而一到孵鸡鸭的三四月,就守在炕房里,守过几个极其要紧的日子,炕出那一带最漂亮的小鸡小鸭来;一个是那一带放鸭的第一能手,“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然而命运不济,几次鸭瘟的打击使他发誓再不养鸭,而养鸭的手艺偶一亮出仍使人赞叹。《八千岁》里的八千岁,开着当地最殷实的米店,性格却极勤俭,总是穿一身老蓝布二马裾,吃最粗糙的米,喝最粗涩的茶,吃最简单的青菜豆腐,下午茶永远是两个草炉烧饼。这些人大多有自己所擅长的一两样事务,却要么际遇离奇,要么性格古怪。这些传奇的人往往又有些或可爱或洒脱的性情,他们中有些仿佛流落人间的落魄名士,有一点骄傲的神气,骄傲里往往又使人觉得一些苦谑。然而看去,又使人觉得这样的离奇原是极自然的事,仿佛在故事讲出之前,就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应该存在着似的!他的小说和散文的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写故乡的,写昆明的,写张家口的,写文革的,写北京的。大多是根据他的生活实际经历而来。汪曾祺小说里的传奇性,表现得明显的又大多是他写高邮家乡大淖地区的人事的文章,写到昆明的故事时,也时时显现出来。这时气韵最为圆转。而写到文革和在张家口坝上劳动时的文章时,这种传奇性就有所削弱。不仅如此,汪曾祺最动人的文章,不论小说或散文,都是以记录家乡大淖或昆明的生活的为多。


从1920年出生,到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生活了十九年。他所生长的地方有一大片水,即《大淖记事》里所说的“大淖”。汪曾祺曾说,他的小说里也多“水”的意象(正如沈从文说自己的小说里多“水”的意象一般),这与他从小生长在水边大约是分不开的,他也像他的老师沈从文那样,从小喜欢用一双眼睛各处去听去看,各样风俗人情,各种印象气味,留存在心里,多年之后,这些记忆仍不可磨灭。《受戒》的后记说:“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童年对人一生的影响是重要的,对一个作家,尤其是性格温和、感觉丰富敏锐的作家的来说,童年或许尤为重要。游子的家乡有时候实已脱离了故乡本身的实在,而真成为一种独立生存于游子记忆中的“梦”了。汪曾祺童年与少年的生活留给他一生的记忆与眷念,此外还教给他乐于观察的习惯。汪曾祺在昆明呆了七年。先是在西南联大读中文,毕业后(他是肄业的),在昆明乡下一个同学办的中学里当老师。直到1946年秋天离开昆明去上海民办致远中学当老师。昆明的生活,虽然极其穷困潦倒,却正是最好的青春时光,这段生活在汪曾祺的记忆里,永远有一种飞扬的神采。即使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炊,说起来也是一种有味的自嘲。昆明的雨,昆明的花,昆明的人,昆明的联大,昆明的翠湖,昆明的茶馆,昆明的菌子……昆明几乎无一不是美的不是好的,就连昆明的跑警报(抗日时期日军飞机来轰炸,便跑到郊外防空洞躲避,名为跑警报),他写出来好像也那么值得怀念的样子!文章的气味是和文章的内容相关的。有时候,一种文章动人,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它所记述的那个时代动人。


汪曾祺赞赏行云流水般的文章,“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他觉得那样的文章最是自由自在,自适自然。他的故事爱跑野马。中间跑,开头也跑。他总是说着说着,就要把一个照我们普通的观点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小处,说得那么详细那么动人。譬如小河见到一朵花,一棵草,都要流过去招呼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这原是周作人形容废名的文章的),又譬如流着流着,忽然走了长长一段弯路。然而他的野马不是信着缰绳乱跑,却是跑到足够处,忽然就收回来了的。因为这时时的跑野马,使故事也显得格外丰盈,格外自由和从容。《异秉》里写王二的发达,而跑到源昌烟店的生意,而跑到保全堂药店的先生与在药店学做生意的陈相公的生活,而跑到酱园的食客张汉轩,而终于跑回“凡有走了一步好运的,也莫不有与众不同之处”,跑回王二的“异秉”,跑回陈相公等试验自己是不是也有王二的“异秉”。这时才知道先前的那些看似无意的着笔,实实每一笔具为着这最后的收束。而故事就在这些野马之中有了实实在在的筋骨,血肉,气味。他的语言也是淡淡的,不大会用十分秾丽的或有强烈抒情意味的词汇。但这平淡不是枯淡,好比苏轼说陶渊明的诗,“似淡而实美”。在平淡的语言里,也常常会出现尖新的意象,“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平淡是“第二次的平淡”。我们随手就从《小学校的钟声》里找几句:


  “小学校里的欢声和校园里的花都融解在静沉沉的夜气里。那种声音实在可见可触,可以供诸瓶几,一簇,又一簇。我听见钟声,像一个比喻。我没有数,但我知道它的疾徐,轻重。我听出今天是西南风。”  这样富于内在张力的文字!要使人屏住了呼吸才好。有时候他又用一些看似最平常的、似乎人人都想得到的、然而确实又人所未言的话,比如《葡萄月令》: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象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昆明的雨》: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对物事和语言的感受能力都细致得教人感动。他有一支极优秀极动人的写景的笔,使人不得不赞叹那简直是近于天生的才能。他常常写短句。简洁干净。他有烟火气。他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写。然而他真是简洁干净。他有这样敏锐的观察的天分,他的白描于是真是簇簇拥拥,纷至沓来,姿态横生。《大淖记事》里写大淖: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的,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浆是浆衣服用的。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响。……” 


 就是这样,他还远远没有写够呢。于是他写了那么洋洋的三章。他又是“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语),他是努力变成故事里的人物,再去体会他们的思想与情感的。所以他的语言,尤其是对话,没有学生腔或学问腔。用他自己的比喻就是,“像一串结得很好的果子”(《说短》),很妥帖地生长在文章里。《看水》里写小孩子小吕第一次在晚上独自去坝上看水:


“天上真干净,透明透明、蔚蓝蔚蓝的,一点渣滓都没有,象一块大水晶。小吕还很少看到过这样深邃、宁静而又无比温柔的夜空。说不出什么道理,天就是这样,老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一片蓝。可是天上似乎隐隐地有一股什么磁力吸着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觉得很舒服,很受用,你愿意一直对着它看下去,看下去。真好看,真美,美得叫你的心感动起来。小吕看着看着,心里总象要想起一点什么很远很远的,叫人快乐的事情。他想了几件,似乎都不是他要想的,他就在心里轻轻地唱:


 哎——


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


照见我的阿哥在他乡……


这好象有点文不对题。但是说不出为什么,这支产生在几千里外的高山里的有点伤感的歌子,倒是他所需要的。这和眼前情景在某些地方似乎相通,能够宣泄他心里的快乐。” 


这真确确是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的语言。用词朴素,情感自然。并不把华美的词汇、也不把自己的想法加到这个生长在农村的小孩子身上,他只是写“真好看,真美”,这是一个小孩子的最朴素的感受。它是贴切的,真实的。他说:“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关于小说语言(札记)》)。他以为一个作者的语言和他的性格是相关的。他对语言的态度是严肃的。汪曾祺的性格是怎样的呢?他自己说:


 “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象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晚翠文谈>自序》)      他的文章的确不是大文章。他说他是写不了长篇的,也写不了雄辩的、华丽的大文章。他说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有人说他的文章像一幅一幅风俗画,他表示同意的同时,又说:


 “风俗画小说是有局限性的。一是风俗画小说往往只就人事的外部加以描写,较少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大作心理描写,因此人物的典型性较差。二是,风俗画一般是清新浅易的,不大能够概括十分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缺乏历史的厚度,也达不到史诗一样的恢宏的气魄。因此,风俗画小说常常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主流。这一点,风俗画小说作者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因为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重视而气愤。”(《谈谈风俗画》)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汪曾祺对他自己作品的认知。实际上,他的文风,在当时,在现在,从来都算不得是主流。然而汪曾祺是不可缺少的。他的作品不大,却结实,经看。那么干净明朗,给人以向上的希望。他的文章是温热的,好比春日晴光转绿苹。他于是自成一格。他曾记自己画一幅画送给宗璞,只在纸的一角画一丛牡丹,题曰: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


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这里的“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真乃是夫子自道。汪曾祺的文章自也有其缺点。八十年代是他最好的时候,到了九十年代,有时候便未免流于滑熟。叶兆言《我所知道的高晓声与汪曾祺》里说:“在后来的写作中,汪曾祺似乎总是有太多的才华要表现,表现才华最后演变为挥霍才华,结果才华仅仅也就是才华,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这一段话,我以为是很切中肯綮的。叶兆言认为是因为八十年代作家的身分地位有一个很快的上升过程,上升得太高太快,竟不免成了一种损害。我的感觉是,汪曾祺后来的文章有时因为太“熟”了,未免显得有些“轻”,失去了文体庄重的意味。其失在“过”,过犹不及。然而汪曾祺是独特的。他的大多数文章,是开得那么好,那么丰盛,那么自由,那么使人爱这人间生活的、山野间静静的大丛大丛的花。若定要取一种花来譬喻的话,我以为却并不像牡丹,而是春天时满坡的映山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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