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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的中国拥有一千二百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号称天朝上国。其之盛，不单盛在疆广，更盛在军威将强，武功雄伟，使得四夷宾服，甘愿称臣。 此刻的中国前所未有的强盛，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遥遥领先于那几个世纪。
宋朝时的中国先后拥有二百八十多万平方公里与二百万平方公里，是为北宋与南宋，几百年岁月的逝去得到的却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疆域的丧失，下场不可谓不凄凉。国土仄狭也就罢了，还有强邻环伺，常年觊觎偏于一隅的弱小宋朝。这种境地之下，宋朝纳贡求存方才苟活，与唐朝形成了血淋淋的鲜明反差。 形象来说，若宋朝是交保护费的小弟，那唐朝就是收保护费的大哥。 活在现代，深明历史轨迹的你，若有机会穿越唐宋，你会选择唐朝还是宋朝？倘若犹豫不定的话，在来看看唐宋皇帝们的下场。 唐朝太宗李世民霸权天下，不可一世，四海之内皆尽折服。到了玄宗时期，中国再次迎来一个巅峰，国力与军事俱为强盛，邻国毫不敢犯。中间还出了首位女皇武则天，更是一生传奇。在如此强大实力的守护之下，唐朝百姓也跟着扬眉吐气，神气不已。 反观宋朝，徽宗钦宗被金国掳走，客死在异乡；高宗被打败时一度逃到海上避难；恭宗被元朝抓走成了囚徒；最后一个小皇帝赵昺困于崖山，被逼到无路可走，七岁幼龄便投海自尽，仓促了结一生。 靖康之耻、割地求和、禅位于元、崖山悲歌，宋朝百姓经历了一次次摘胆剜心之痛，见证了一幕幕城下跪膝之辱。 那么现在再问你一次，你愿回到唐朝还是宋朝？ 若让我选择的话，我宁回弱宋不回盛唐。原因很简单，只因唐朝有一条戒令。 严格说起来，这条戒令在中国由来已久，可真正将其严厉执行的则是在唐朝。在唐朝首都长安，当执金吾（官名）在傍晚时分敲响鼓声后，老百姓们便知道，不能再出门活动了。若要出门，只能等到次日清晨钟楼声响起之时。 没错，这条戒令就是禁夜。 每当百姓们劳累一天，欲在晚上进行业余活动时，都会不自觉算准时间，预想差不多到点时，就会各自告别，纷纷归巢。到了第二天白天再次出来做工，如此往复。之前中国历史上虽有禁夜这条律令，但从未见过哪个朝代像唐朝宽控的这般严格。 唐朝一年之内，只有三天不“禁夜”，那就是元宵节以及前后各一天。这三天称作为“放夜”，其余三百六十二天里，到了夜间百姓就不能从事任何外出活动。所谓的夜生活在唐朝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空想。 这条戒令在与唐朝的坊市制度相配合，简直不能在酸爽了。坊市制度说的是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严格分开，并用法律和制度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严加控制。 也就是说坊有坊的规矩——禁止夜间活动。而市也有市的规矩——无论是地点还是交易时间，官府都有所控制，而且比坊更加严格。 同时，长安又划分了许许多多的“坊”，每个“坊”都是封闭式建筑，不同“坊”之间用高墙隔离起来，形成一块一块的“豆腐状”。我们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中就能窥看当年长安的面貌：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这种封闭式管理。进一步约束了百姓之间的往来自由。 西方有位哲学家说过：人，生来就有一颗向往自由的灵魂。而如此严苛下的“禁夜”犹如一种恶政，以治安为名，堂而皇之地限制人的自由，稍有触犯，便罪责加身。晚唐诗人温庭筠就因“犯夜”被虞侯逮到，而“败面折齿”。 相比而言，宋朝虽国力羸弱，但却是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朝代，也是百姓最自由的一个朝代。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处处都有茶坊、酒肆、面店等商铺，车马喧嚣过市，百姓忙忙碌碌，文士风流韵韵，力夫竞竞营营，这种繁荣之下的平和我们从《清河上河图》中，也能感略一二。 身为宋朝首都的汴京与杭州，更是一个不夜城。夜市未息，早市便已开场，甚至还有鬼市与跳蚤市场的出现。 近代著名教育家曾给宋朝一个“中国所以成为今日之现象，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的评语，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曾言道：“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之所以如此不同，我想与禁夜有着莫大干系。一个去除“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卸下精神上的枷锁，那么人所迸发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又怎能小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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