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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洙去逝前家道不盛，四子中有三子先其而卒，膝下只有一个三岁的儿子，恐百年后丧事无人主理，遂把后事托付给了范仲淹，宋代司马光撰的《涑水记闻》16卷记载：“尹师鲁谪官监均州酒，时范希文知邓州，师鲁得疾，即擅去官，诣邓州，以后事属希文。希文日往视其疾，师鲁曰：「今日疾势复增几份，可更得几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师鲁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将死者必见鬼神，此不可信，洙并无所见，但觉气息奄奄就尽耳。隐几坐，与希文语久之，谓希文曰：「公可出，洙将逝矣。」希文出至厅事，已闻其家号哭。希文竭力送其丧及妻孥归洛阳”。尹洙去逝后，范仲淹安排欧阳修负责墓志，韩琦负责墓表，自己则为其文集写序，这几个人不仅在宦海之中与尹洙相濡以沫，同进共退，而且同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既是政治的同道者，也是文章事业的同路人。尹洙与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
欧阳修倾力写的墓志铭就是后来著名的《尹师鲁墓志铭》，但是墓志铭一出，尹洙家人门生却很不满意，为什么？你欧阳修对我们家老尹评价太低了，何以见得？在尹夫人以及尹洙的门生们看来，尹洙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大家，可是墓志铭对尹洙古文的成就却只以“简而有法”四个字给予概括，太简单了！其次，当时文坛盛行骈文，尹洙以散文创作打破骈文一统天下的格局，对这一点，欧阳修也肯定不足。还有，尹洙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这一点欧阳修也没有特别强调。墓志文也太短了，跟尹洙的身份不匹配，总之，对尹洙评价不够高，把尹洙的分量掂轻了，要重新评价！但欧阳修很傲才，断不允许改墓志，还专门写了篇《论尹师鲁墓志》，逐一回答尹洙家人门生们提出的质疑
针对第一条，欧阳修认为，“简而有法”的意思是写文章善于取舍剪裁，善于把握轻重褒贬，善于含蓄简练的表达思想。在欧阳修看来，只有孔子的《春秋》这部书才够得上“简而有法”这四个字，因此，“简而有法”是对尹洙极高的评价，并不是贬低。
针对第二条，欧阳修认为，仅就一种文体而言，古文固然很好，但骈俪之文也并不错，骈与散本无优劣之分，它们之间根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彼此互补的关系。有鉴于此，就不再特别强调尹洙以散文打破骈文格局这一点了。
针对第三条，欧阳修认为，宋初以来，在尹洙之前，倡导古文运动的还有柳开、穆修等人，说古文运动是从尹洙倡导开端的，这不符合事实。
最后，针对自己这篇墓志铭何以写得如此简短简练，欧阳修不禁大发议论：
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当年韩愈与孟郊联句作诗，其诗的风格便与孟郊很相似；后来韩愈为樊宗师做墓志铭，文风又与樊宗师很近似。因为仰慕韩愈为文的这种风格，所以我给尹洙作墓志铭，就模仿尹洙语言简练而内涵深远的文章风格，写成的墓志铭也就是文简而意深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尹洙在世的时候，每次见到我写的文章，无不快快地展卷阅读，不过刚刚读了四五行字，便已经知道全文的意思了！他真是我的文章知己，尹洙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赞同我给他写的这篇墓志铭的！我写这篇墓志铭，为的是悼念我逝去的朋友，难道会在乎你们这些晚辈小子（指尹洙门生）说些什么吗？
尹洙的家属对欧阳修撰写的墓志不满意，转而求告韩琦，希望能够在墓表中弥补墓志中出现的“遗憾”。托范仲淹去说说，为此范仲淹亲笔给韩琦写了一封信： “近永叔寄到师鲁墓志，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然后书事实处，亦恐不满人意，请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书意，不许人改也。然他人为之虽备，却恐其文不传于后。或有未尽事，请明公于墓表中书之，亦不遗其美。又不可太高，恐为人攻剥，则反有损师鲁之名也。”(《与韩魏公》)
范仲淹一方面充分肯定欧阳修的墓志铭“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但又说这墓志铭还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实也就是不尽如尹洙家人门生之意之处)。但欧阳修这个人不好说话，他一般不许别人改他写好的文章。可要是换了别人来写，影响力又远远不及欧阳修，写成了也很难流传后世。所以范仲淹希望韩琦能够补充补充。具体做法就是：将墓志中没有写完善写充分的内容，在墓表中多写点，多做些补充，算是个弥补。可是——范仲淹又提醒韩琦——你也不能为了照顾尹夫人及其子女的情绪就片面拔高尹洙，这样一来也会招致人们的不满，反而有损于尹洙身后之名。
这个处理意见，兼顾了欧阳修与尹洙家属的意见，表现出范仲淹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政治智慧。而韩琦后来的《故崇信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尹公墓表》之文也的确比欧阳修撰写的墓志多出二三倍文字。
论尹师鲁墓志 ——欧阳修
《志》言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
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而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云师鲁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则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学，则又述其论议云：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既述其论议，则又述其材能，备言师鲁历贬，自兵兴便在陕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为而元昊臣，师鲁得罪。使天下之人尽知师鲁材能。
此三者，皆君子之极美，然在师鲁犹为末事。其大节乃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其临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
既已具言其文、其学、其论议、其材能、其忠义，遂又言其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又言其死后妻子困穷之状。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废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穷，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君子偕老”是也。不必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也。故于其铭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减”，意谓举世无可告语，但深藏牢埋此铭，使其不朽，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而世之无识者，乃云铭文不合不讲德，不辩师鲁以非罪。盖为前言其穷达祸福无愧古人，则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无害，故勉徇议者添之。
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则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见，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韩文公墓志》、李翱《行状》不必同，亦互见之也。
《志》云师鲁喜论兵。论兵，儒者末事，言喜无害。喜非嬉戏之喜，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学，岂是薄颜回乎？后生小子，未经师友，苟恣所见，岂足听哉！
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尹洙去逝前家道不盛，四子中有三子先其而卒，膝下只有一个三岁的儿子，恐百年后丧事无人主理，遂把后事托付给了范仲淹，宋代司马光撰的《涑水记闻》16卷记载：“尹师鲁谪官监均州酒，时范希文知邓州，师鲁得疾，即擅去官，诣邓州，以后事属希文。希文日往视其疾，师鲁曰：「今日疾势复增几份，可更得几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师鲁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将死者必见鬼神，此不可信，洙并无所见，但觉气息奄奄就尽耳。隐几坐，与希文语久之，谓希文曰：「公可出，洙将逝矣。」希文出至厅事，已闻其家号哭。希文竭力送其丧及妻孥归洛阳”。尹洙去逝后，范仲淹安排欧阳修负责墓志，韩琦负责墓表，自己则为其文集写序，这几个人不仅在宦海之中与尹洙相濡以沫，同进共退，而且同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既是政治的同道者，也是文章事业的同路人。尹洙与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
欧阳修倾力写的墓志铭就是后来著名的《尹师鲁墓志铭》，但是墓志铭一出，尹洙家人门生却很不满意，为什么？你欧阳修对我们家老尹评价太低了，何以见得？在尹夫人以及尹洙的门生们看来，尹洙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大家，可是墓志铭对尹洙古文的成就却只以“简而有法”四个字给予概括，太简单了！其次，当时文坛盛行骈文，尹洙以散文创作打破骈文一统天下的格局，对这一点，欧阳修也肯定不足。还有，尹洙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这一点欧阳修也没有特别强调。墓志文也太短了，跟尹洙的身份不匹配，总之，对尹洙评价不够高，把尹洙的分量掂轻了，要重新评价！但欧阳修很傲才，断不允许改墓志，还专门写了篇《论尹师鲁墓志》，逐一回答尹洙家人门生们提出的质疑
针对第一条，欧阳修认为，“简而有法”的意思是写文章善于取舍剪裁，善于把握轻重褒贬，善于含蓄简练的表达思想。在欧阳修看来，只有孔子的《春秋》这部书才够得上“简而有法”这四个字，因此，“简而有法”是对尹洙极高的评价，并不是贬低。
针对第二条，欧阳修认为，仅就一种文体而言，古文固然很好，但骈俪之文也并不错，骈与散本无优劣之分，它们之间根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彼此互补的关系。有鉴于此，就不再特别强调尹洙以散文打破骈文格局这一点了。
针对第三条，欧阳修认为，宋初以来，在尹洙之前，倡导古文运动的还有柳开、穆修等人，说古文运动是从尹洙倡导开端的，这不符合事实。
最后，针对自己这篇墓志铭何以写得如此简短简练，欧阳修不禁大发议论：
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当年韩愈与孟郊联句作诗，其诗的风格便与孟郊很相似；后来韩愈为樊宗师做墓志铭，文风又与樊宗师很近似。因为仰慕韩愈为文的这种风格，所以我给尹洙作墓志铭，就模仿尹洙语言简练而内涵深远的文章风格，写成的墓志铭也就是文简而意深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尹洙在世的时候，每次见到我写的文章，无不快快地展卷阅读，不过刚刚读了四五行字，便已经知道全文的意思了！他真是我的文章知己，尹洙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赞同我给他写的这篇墓志铭的！我写这篇墓志铭，为的是悼念我逝去的朋友，难道会在乎你们这些晚辈小子（指尹洙门生）说些什么吗？
尹洙的家属对欧阳修撰写的墓志不满意，转而求告韩琦，希望能够在墓表中弥补墓志中出现的“遗憾”。托范仲淹去说说，为此范仲淹亲笔给韩琦写了一封信： “近永叔寄到师鲁墓志，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然后书事实处，亦恐不满人意，请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书意，不许人改也。然他人为之虽备，却恐其文不传于后。或有未尽事，请明公于墓表中书之，亦不遗其美。又不可太高，恐为人攻剥，则反有损师鲁之名也。”(《与韩魏公》)
范仲淹一方面充分肯定欧阳修的墓志铭“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但又说这墓志铭还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实也就是不尽如尹洙家人门生之意之处)。但欧阳修这个人不好说话，他一般不许别人改他写好的文章。可要是换了别人来写，影响力又远远不及欧阳修，写成了也很难流传后世。所以范仲淹希望韩琦能够补充补充。具体做法就是：将墓志中没有写完善写充分的内容，在墓表中多写点，多做些补充，算是个弥补。可是——范仲淹又提醒韩琦——你也不能为了照顾尹夫人及其子女的情绪就片面拔高尹洙，这样一来也会招致人们的不满，反而有损于尹洙身后之名。
这个处理意见，兼顾了欧阳修与尹洙家属的意见，表现出范仲淹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政治智慧。而韩琦后来的《故崇信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尹公墓表》之文也的确比欧阳修撰写的墓志多出二三倍文字。
论尹师鲁墓志 ——欧阳修
《志》言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
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而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云师鲁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则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学，则又述其论议云：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既述其论议，则又述其材能，备言师鲁历贬，自兵兴便在陕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为而元昊臣，师鲁得罪。使天下之人尽知师鲁材能。
此三者，皆君子之极美，然在师鲁犹为末事。其大节乃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其临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
既已具言其文、其学、其论议、其材能、其忠义，遂又言其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又言其死后妻子困穷之状。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废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穷，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君子偕老”是也。不必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也。故于其铭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减”，意谓举世无可告语，但深藏牢埋此铭，使其不朽，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而世之无识者，乃云铭文不合不讲德，不辩师鲁以非罪。盖为前言其穷达祸福无愧古人，则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无害，故勉徇议者添之。
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则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见，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韩文公墓志》、李翱《行状》不必同，亦互见之也。
《志》云师鲁喜论兵。论兵，儒者末事，言喜无害。喜非嬉戏之喜，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学，岂是薄颜回乎？后生小子，未经师友，苟恣所见，岂足听哉！
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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