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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9日上午7点，京哈高速公路北京通州台湖匝道内，发生了一次交通堵塞事件。大致的情况如下： 一辆农用货车在匝道上抛锚，停在由高速公路向收费站方向的匝道之内，导致匝道之内两条车道之中的外侧车道堵塞，而此时匝道内侧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大量由收费站驶出的车辆正在有序地驶向高速公路。 这时，一辆在外侧车道上被堵塞的客货两用车（A）越过匝道中间黄色实线，试图越过停在前面的农用货车，正好与匝道内侧的一辆正在缓慢通过的巴士（B）相遇，于是，匝道内侧的通行被中止了。 双方司机互不相让，隔着车窗互相指责，周围所有的汽车则持续摁喇叭，现场混乱。 十分钟后，一辆别克小汽车（C）司机走下自己的汽车，拿着手机对堵塞场面进行了拍摄，获取了堵塞的现场画面。接着走到客货两用车（A）司机面前，告知他违反交通规则，挤占了他人的路权，并要求他倒车，让出道路，否则就会将堵塞画面向交通主管部门举报。 但客货两用车（A）司机并不听从别克小汽车（C）司机的命令，理由是别克小汽车（C）司机不是交通警察，无权执法。 在这种情况下，别克小汽车（C）司机观察到巴士（B）后面存在一定的倒车空间，因此劝说巴士（B）倒车，巴士（B）司机听从了别克小汽车（C）司机的劝告。 如此，客货两用车（A）司机得以越过停在前面的事故车，匝道内侧车道得以再次缓慢通行，巴士（B）顺利驶出匝道，进入高速公路，离开了堵塞现场。 有趣的是，这个时候，别克小汽车（C）司机冲到客货两用车（A）司机的面前，抓住他的衣领，再次指责他违法交通规则，要求他下车道歉，双方产生肢体冲突，刚刚开始通行的匝道内侧车道再次堵塞了。 让我们对这一起交通堵塞事件进行一次必要的辨析： ——A错，因为他越过黄色实线行车，违反了交通规则； ——B对，因为他在实线之内按照交通规则行驶； 但A与B无法达成共识，导致堵塞局面。 C是第三方力量，在A与B之间协调，并且暂时解决了A与B之间的冲突，但随即制造了C与A的冲突，进而导致匝道再次堵塞。 这意味着： ——A和B的合作，属于零和游戏，表现为A+B=2； ——C的介入，表明出现了第三方制衡的力量，使得A、B、C三方的合作秩序成为一个稳定的、均衡的模型，并涌现出每一方的受益效应，表现为：
A+B+C=3
但由于C从第三方的位置转换为冲突一方的位置，因而形成了C与A的冲突，回到了零和游戏的状态，重新回到错误的状态。表现为 C+A=2。 我们的问题意识在于： 为什么在明显可以分辨对与错的前提下，A与B无法达成合作秩序？ C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出现，在A与B的对抗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C在显然占据规则定义的前提下，与A之间形成新一轮冲突，为什么再次导致零和游戏，使得之前暂时形成的合作秩序归于失败？ 在合作制度的意义上，C应该怎么做？ 一个存在商榷空间的解释性答案或许是这样的： A与B无法达成合作秩序，是因为缺少第三方的制衡力量； C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出现，在A与B的对抗中，同时超越了A与B的事实边界，作为一种相对场域范围之内的超边际正义力量，暂时起到了协商和均衡的作用； C与A之间形成新一轮冲突，主要原因是C放弃了自己的第三方超边际正义的立场，转换为冲突中的一方，使得原本出现的三方均衡的稳定模型，转换为两方的对立的不均衡态势。 在合作制度的意义上，C的理性状态，应该始终坚守自己的第三方立场，让自己的正义超越A与B的冲突，并由此形成一种可持续的超边际正义力量。 遗憾的是，C没有这样做，他再一次放弃了自己的第三方立场，回到自己的单向度的立场，如此他终于没有形成属于他的超边际正义。 这样的辨析告诉我们一个关于正义论的问题意识：所有关于正义的问题意识，应该沿着超边际的进路，向上追问。只有超越性质的观念秩序和方法论，才能够把人们的正义理念带出困境。 任何意义上的基于事实的真相向下展开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都只能导致新的困境，并且导致人们始终在不同的困境之中重复自己同样的错误，而且这样的错误一点也不新鲜，都是自己刚刚犯下的错误。 是否赞赏，并不影响交流—— 推荐公众号“任晓雯写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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