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现状与反思（下）

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嘉宾对谈（二）嘉  宾：高为杰（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徐孟东（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韩兰魁（西安音乐学院教授、副院长），朱世瑞（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青（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温德清（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作曲系副主任），叶国辉（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作曲系主任）。

主持：钱仁平（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
文稿整理：钱仁平、洛秦

时间和地点：2016年11月26日（下午），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续）

朱世瑞：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和成就与过去相比，当然是非常引人注目，引以为豪。相比中国五千年历史，我们曾有很伟大的音乐，但是没有作曲这个行当，作曲家的名字从不记录在案。因为我们是一种传承方式，作品形成过程中，不断有人添加，最后形成曲子。真正将作曲家的作品及其名字留下来而成版本，至此充其量100年。但是，从作曲行当的一些规范、规则、门槛、要求来看，我们至今所取得的那些成就与世界作曲艺术高峰高原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务必要清醒，务必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和意识。如果没有，我们很难前进。我们可能就会在一片歌舞升平、一片自吹自擂声中迷失自我，迷失前进方向，迷失前进动力。

为什么？
我们作曲所采用的从体裁形式到内涵表达，究其根本还是源于欧洲艺术音乐的创作成就。在不断强调我们民族音乐之本的同时，要有这个勇气和眼光看到这一点，承认这一点，不然，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虚伪。在这里我讲述一个思考和一个例子。刚去世的波兰作曲家古雷茨基创作了四部交响曲，其中第三部成为其人生的一个转折。

这部交响曲产生于1976年。起初，在先锋音乐圈子里受到批评，但很快影响超越整个音乐界而遍及人文、艺术及其他学科，受到非常良好反响，成为当年古典音乐唱片销售第一，全球上演，受到高度关注。甚至在芭蕾舞、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中，经常引用或播放这部作品。很值得我们思考。该作品在几方面有突破，其一，传统交响曲中的“快慢快”形式完全彻底被颠覆，因为作品是“慢慢慢”三个慢在一起，但能吸引人。这是艺术本身的力量，当然也是作曲家本身的艺术创造的力量。这种力量不需要任何政府或组织的帮助。只要作品足够好，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这就像当年《红楼梦》诞生时，曹雪芹有谁在资助他？他穷困潦倒，但呕心沥血，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听说当时《红楼梦》问世时，北京流传各种各样的手抄版本，那就说明真正欣赏艺术的人不缺乏，缺乏的是这样有高度、有质量、有创意、有内涵、有深度的艺术创作。

钱仁平：谢谢朱老师讲了一些古今中外典范例子。确实是，艺术创作主要是靠自己内心的追求。现在请杨青老师发言。

杨青：阎惠昌提及，他请一些欧洲作曲家写中国音乐写得像中国人，而请中国作曲家写音乐，写得像外国人。我觉得奇怪了，为什么外国人写的音乐更中国化，为什么中国人写的音乐更像外国人？我想起一些故事。中国作曲家其实非常有抱负。1985年我们在王安国和赵德义、匡学飞老师振臂一呼下，在武昌举行中青年作曲家研讨会。当时我们二三十位青年作曲家对于用什么方式、什么风格写作品吵得一塌糊涂。有人很极端，我们再也不能给欧洲音乐添砖加瓦了等等。那些研讨会也不比“兴城会议”差，也应该会记入史册。

关于中国作曲家的抱负，我遇见过两件事。其一，金湘先生、赵宋光先生和谢嘉幸呼吁成立中华乐派，我参与了好几次研讨会。赞成的有，批判的更多。不同意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乐派没有自己成立的，只有默默做，让别人认可。就如同，浪漫乐派是谁组织成立的？印象乐派是谁组织成立的？没有。我们非常喜欢这些音乐家们的热忱之心，他们想做这种事，想弘扬自己的音乐，一点都没有错。但能不能真正实现中华乐派，我想阎惠昌已经很好地回答了。今年我参加了一个中国音乐学院的研讨会，他们用数亿金钱成立“高精尖研究院”，目的是搞中国乐派。会上我发言说，我表过态了，不太相信能成立一个什么中国乐派。搞中国乐派，首先得有作品，没有作品怎么谈中国乐派。但是，现在作曲家都已经被训练成西方耳朵、西方审美，以及西方结构，所有东西都西方化了。我们没有自己中国音乐深入的血脉，对于民族的声音感，传统的多声感，我们都没有课程。所以，用西方的方式写作的音乐，那它怎么可能称为中国乐派。现在，虽然不是全部，但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跪服在西方大师们的脚下，我们没有什么大师，到现在没有产生。当然希望我们能产生大师，产生伟大的作品，中国还有点乐派。尽管还差得远，但我们必须得做，不做永远达不到。希望此次会议之后30年也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今天在此我们扎扎实实地讨论了一些问题。只有我们自己认认真真做了，自己拍着良心做，总会作出自己的一份天地。只要有自己的天地，只要大家汇在一起，就会有更大的天地。

钱仁平：感谢杨青老师，下面有请温德青老师。
温德青：我有两个感慨。一是关于中国当前的音乐创作。国家在音乐艺术方面投资很多钱当然是好事，但一些命题创作也有一定负面因素，造成跟风现象。由于单位组织申报，导致社会上很多青年作曲家没有机会。

例如，一个留德回国的青年作曲家，经过我、陈其钢和廖昌永一起推荐，才获得一个小项目，否则不可能。

二是作曲家发展机制问题，一位作曲家有点才能，就可能会被任命行政职务，然后作品就少，非常可惜。这种机制不改变，不可能出现伟大的作曲家。希望能有很好的机制给作曲家、理论家提供充裕时间和待遇，让他静心写作，他一定会创作出有质量的作品。谢谢大家！

钱仁平：感谢德青老师的呼吁。下面请叶国辉老师发言。
叶国辉：从作曲本身谈一些感受。首先，作曲教学要更好地回归到作曲本源的状态。无论什么样的创作方式，都涉及作曲的思维方式，以及相适应的技术准则等。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的作曲有一定的“稀释”状态，各大音乐学院基本上都有，即作曲专业分化出多媒体音乐或者电子音乐。“稀释”和分化的结果造成作曲专业的后备梯队丧失了获得专业电子音乐训练的机会。但是，无论国内或国外，比较著名的作曲家对于电子音乐技术的掌握，而且电子音乐对他们创作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从作曲本身格局来看，我强调要重视音乐创作的逻辑状态，我们现在多媒体、少媒体、各种媒介，各种包装使得我们音乐创作本身受到干扰，受到“稀释”。这种干扰和“稀释”会制约我们创造者的思维。再就是，我们希望年轻学生在创作空间、创作把握上要作更多的思考。作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很私密的创作过程。当你的作品、你的音乐让人家听到的时候，你的心和灵魂已经向人家敞开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创作，如何去深入地表达自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侧重。刚才韩老师提及昨天我们作曲系音乐会上有通俗音乐，我们以一种非常开放的方式，把古今中外所有资源让学生来共享。现在当代音乐的元素非常多，同时，我们也大力地提供一些传统音乐的实践。例如，12月7日举行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音乐会，我们作曲系20多个学生跟中国最有名的5位昆剧老师学唱腔设计。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感悟到一种有意思的东西。从二度创作角度讲，一方面是提供给我们音乐呈现的机会比原来多得多了，纸上谈兵的状态似乎已经成为过去。正如各位老师说，我们在量和质上要做得更加努力，要把我们的作品力推演出。最后我想说，我们今天在座的40、50、60后，期待更多的70、80后在传统的感召下去潜心创造，谢谢大家。

高为杰：听了大家发言，我要说说自己的想法。刚才也提到，音乐有各种分层次，听众的层次不同，场座的类型、体裁不同，分层次是肯定的。但是，关键的问题不是里面有没有通俗的，或有没有高深的。对我们作曲家来讲，关键的问题是作品的质量。虽然大家提及现在很繁荣，但应该看到问题，即大量作品的质量不行。

怎么样才能有好的质量呢？
对作曲家来讲，我觉得要有两个“真”。
第一，写作品要有真情实感；
第二，创作要有真才实学，没有这两个“真”，写不好作品。

只是，有的作曲家有真才实学，但他明明是为了应付，他没有用真情实感写东西。没有自己真实的感受，写出来的东西是虚假的。有些人有真情实感，但没有真才实学也不行。至于乐派的问题，它完全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中国乐派也好，中华乐派也好，本身是用西方概念提的。有乐派是好事，但要通过作曲家、音乐家的努力去创造，结果就自然可以产生出来。

朱世瑞：我补充，虽然从整体上讲，我们和西方艺术音乐创作的高度相比有差距，但我们有个别作曲家及其作品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以交响曲的创作为例，朱践耳先生的交响曲是我们中国音乐交响曲创作的高峰，是一个里程碑。去年他出版了其创作回忆录，他叙述了自己每一部作品经历和背景，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总结。我觉得这本书也是值得我们好好研读的，这样的创作和理论的实践相结合，我们要学习。

钱仁平：谢谢朱老师，感谢各位在我们这场论坛中讨论了这么多，每个人都讲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主办方和策划者希望我们这个会议跟以往有些改变，看来达到了预期，我们也相信未来“中国音乐发展论坛”的档案会更丰富，谢谢大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