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认识，一剂药的药效应该取决于该药里边的有效成分；或者反过来说，弄清楚了药物中的有效成份，即可推知出该药具有什么样的治病效果。
但证诸中医中药却未必如此。
日本有个药理小组在动物模型研究中发现，“白虎加人参汤”具有很好的降血糖作用，但理论上却解释不通。因为该汤剂由知母、石膏、粳米、甘草、人参五味药组成，其中仅知母和人参有一点降血糖的效用；而粳米是碳水化合物，甘草有甜味，这两种东西只能升糖，怎么会降糖呢？于是，他们认定整个方子的降血糖作用是知母和人参产生的效果，与另外三味药无关。然而，将知母和人参拣出来合用，不管二者的剂量比例如何调整，都没能提高降血糖的效果。而且，两味单独使用都有效的药合起来之后，在剂量比例不适当的时候，其降血糖的效果反而具有拮抗作用！随后，他们又试验，知母加石膏降血糖作用提高，人参加石膏降血糖作用提高，知母人参加石膏降血糖作用也提高，而石膏单用无效果；知母加甘草降血糖作用提高，人参加甘草降血糖作用提高，知母人参加甘草降血糖作用也提高；然后是知母加粳米，人参加粳米，知母人参加粳米……日本人特别有耐心，科研条件又好，五味中药反复组合，反复实验，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怎么搭配，最终都不及中国古人开具的原始经方效果好！
由此产生的疑问是，我们用现代科技手段认定的中药“有效成份”可靠吗？以有效成分来判定中药的思维方法科学吗？
提纯后中药已不再是中药
中药现代化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效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以化学提纯的单体代替中药的总体思路有问题。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中药经提纯后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了！
新世纪之初，美籍华人、身兼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黎念之先生来中国开院士会。会议期间，黎院士通过朋友找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郝万山教授，寻求合作意向。黎院士认为，他作为世界化学工业界的学科带头人掌握着当今世界化学物提取的先进技术；郝万山作为一代名中医拥有中药使用的丰富临床经验，强强联手，用最现代化的提取方法研究中药，应该能够使中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郝万山没有正面否定黎念之的设想，却一连讲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1958年，中国内陆痢疾流行。中药治痢疾，黄连是一味非常有效的药物。可黄连的生长周期需要6年，库存有限而用量突增造成一时脱销。国务院要求从其他中药中提取黄连的有效成分。很快有人从三颗针这种植物中提取出了小檗碱，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黄连素。黄连素应用于临床，一连三年对治疗痢疾效果都很好。然而从1961年后，再用黄连素治痢疾却几乎无效了，因为痢疾杆菌产生了耐药性。而继续用黄连效果依然很好。
第二件事，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人从中药青蒿中提取青蒿素用于治疗疟原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也是三四年之后，疟原虫也有了抗药性。而此时，再用青蒿煮水，效果依然很好。
第三件事，是郝万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一年他到一个专事灭苍蝇、杀蚊子的农药厂办事，结果在该厂的招待所里被蚊子咬惨了。当时，郝万山很不理解。药厂厂长告诉他说，这个厂刚投产的前五年，方圆20里以内没有苍蝇和蚊子，而5年之后，苍蝇、蚊子个头特别大，被蚊子咬后好几年都有包。
三件事讲完后，黎念之院士恍然大悟：中药之所以几千年来不被淘汰，就因为它是复合成分，你把它提纯了，当时效果可能很好，但很快就会被淘汰。从此之后，黎院士完全放弃了用先进提纯手段研究中药的计划。两年后，他再一次到中国开院士会，又一次约见郝万山，但主要是出于信任找郝万山看病，而绝口不再提研究中药的事情了。
药物治病有时就像打拳一样，你总是这一招，对方很容易就能防住你。如果是无招无式，对方就很难防。中药提取的单体就像拳手的一招“杀手锏”，开始使用时可能会出奇制胜，但用得多了，对手也就能想出破解的方法，病菌、病毒就产生了抗药性。单味中药是一种复合成分，多味中药组成的复方更是复杂的复合成分。这种复杂性，病菌、病毒破解不了，我们的现代科技也还研究不透。而这恰恰是中医中药的优势和特色。
名老中医陆广莘先生尝言：单体素不如单味药，单味药不如复方药，复方成药不如辨证用药。信然！
“营养成分”无法反映食物的整体功效
黄芪是中医常用的补气良药。因为它应用范围广，作用重要，多年前即有人对它进行专题研究。但一次次化学提纯，始终未发现它里边含有人们预期的特殊成分。后经结构分析、提取物动物实验等，最后给它的结论是：黄芪有降血压的作用。但是临床上，几斤甚至几十斤黄芪提取物的降血压作用，也不及一片西药胍乙啶那么立杆见影！因此，人们只能从这项研究中得出如下结论：黄芪毫无作用！
应该承认，我们人类目前的科学能力还远未达到预期的水平。按照中国古人的认识，任何实体物都有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形、气、质(神)；按现代科学的认识，实体物也包含了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质量、能量、信息。我们现行的提纯手段可以对中草药或食物的形(质量)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却无力探讨其“气”(能量)的究竟，至于它的“质”(信息)，则更属茫然了。而事实上，中药或食物的药性是形、气、质的综合体现。以适于浅表研究的手段去探究深层次的事物，得出荒唐的结论是毫不奇怪的。
明白了上面的道理，我们就可以推知天然生长和人工种植或养殖的药物疗效天壤之别的内在原因了：它们从“形”上分析，“成分”差不多，可能量、信息的差距就大得没边了！
中草药如此，食物也是这样。
提到食物的营养，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这种食物中有多少蛋白质，有多少维生素，有多少矿物质。然而，这些成分能反映食物的整体功效吗？
受现代科学发展的局限，我们现有的各种仪器仅只是从“质量”的层次上对食物的“营养成分”进行研究，而对能量、信息无从入手。这就决定了通过化学提纯手段获取的“营养成分”无法反映食物的整体功效，更无法解释食物被人体摄入后和人体发生的动态反应过程。
举个例子，同样含有蛋白质，吃了羊肉会让人上火，吃了螃蟹会觉得胃寒，甚至有人会觉得胃痛、腹泻。同样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辣椒会让人发热、出汗，而西红柿却可以祛火。同样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绿豆可以清热解毒，而小米却可以滋阴养血。这仅仅用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而用中医有关食物的性、味和归经的理论则很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
传统医学认为，不仅中药具有四气五味，我们日常食用的各种食物也有不同的性、味、归经。不同性、味、归经的食物适合不同体质的人食用。中医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食用原则。如脾胃虚寒的人，宜多食温补的食物，不宜多食性凉清火的食物；阴虚内热的人，可多食清补的食物，不宜多食性温生火的食物。
现代营养学过分强调营养成分，忽略食物的整体特性，是片面的，用以指导人们健康饮食也是行不通的。
中医治病不着眼于病
西医治病，必须先弄清楚致病的具体原因。是病菌就杀病菌，是病毒则抗病毒，是炎症就消炎，是中毒则解毒。中医治病则往往不需要这样具体。
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中医药大学（当时为北京中医学院）的刘渡舟老先生带着几个学生在河北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办班讲学。当地有个当时属于保密性质的工厂发生了火灾。火在燃烧过程中，有许多有毒的化学物质弥漫在空气中，参与救火的消防人员及这个工厂的部分工人共有六十余人因吸入了有毒物质而出现了中毒症状。这种有毒物质很厉害，中毒者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呼吸道黏膜水肿、肺水肿，食道黏膜、胃黏膜水肿，胸闷、胸痛、憋气、发烧，严重者已经昏迷。北京、天津、唐山各医院抽调了一大批专家前往抢救。在抢救过程中，他们已经查明了引起中毒的化学物质是什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毒物没有特效解毒药。只好对症处理，呼吸困难的给氧，呕吐不能吃饭的就输液。治疗了三天，所有病人发热不退，症状不减。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提醒，北京中医学院的老师在附近讲学，何不请他们来会会诊。于是派了一辆破吉普车把刘渡舟等人接了过来。路上西医大夫向中医们介绍了这次中毒的化学物质，希望中医能提供一种针对这种毒物的特效中药。陪刘渡舟同去的郝万山想起了甘草水和绿豆汤，但刘渡舟一言不发。到达现场后，一连看了三四个病人，症状大致一样。刘渡舟遂在郝万山耳边说了两句话：“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于是郝万山立即开方：柴胡2000克，黄芩1000克……支上大铁锅，煮好之后，清醒的人拿大碗灌，不清醒的人用大注射器往胃里灌。轻的病人，当天症状就得到有效缓解，昏迷最严重的病人第四天早晨也醒了！
这则事例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西两种医学治病的差异。中医治病，着眼点不在病而在人，它通过整体地调整人体，把人体的正气激发出来，让病人自身的正气充盈而抑制病邪。而正气一旦压倒了邪气，病便不治而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