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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冰期后海侵，三角洲又渐被海水覆盖，海岸线大致相当于今天海拔4～5 米的位置。 距今约6000～5000 年，三角洲大部分地区成为浅海、潟湖、沼泽和滨海低地。长江口在镇江、扬州以下呈喇叭状，口外一片汪洋，以后在波浪作用下，逐渐堆积了江北的古沙嘴和江南的古沙堤，形成三角湾。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口形势 1、长江口北岸 公元前1 世纪长江三角湾北侧沙嘴的南缘，约在扬州、泰兴以南江岸， 折东北至如皋、李堡一线。沙嘴前端在如皋以东。其东有一古沙洲（扶海洲）将长江主泓分为南北二道。由于主泓流向逐渐偏南，接近北岸的沙洲与沙嘴之间的夹江淤积，沙洲并岸，形成了沙嘴的延伸。如扶海洲并岸后，形成了凹入滨海三角洲平原的马蹄形海湾（即新川港前身）。 六朝时期北侧岸线大致在今泰兴、如皋以南至白蒲以东一线上，沙嘴前端推至如东（掘港），称廖（料）角嘴。南通尚在大海之中。岸外在今南通与海门间涨出东西长40 公里，南北宽17.5 公里的胡逗洲，唐末胡逗洲并岸，又形成今川腰港马蹄形海湾。廖角嘴推展至今佘西附近。 唐时岸外又涨出东洲和布洲，后合为东布洲。北宋前期相继并岸，廖角嘴延伸至吕四。南宋时岸线大致在泰兴、狼山、刀刃山、江家镇一线。今海门县东南部和启东县尚未成陆。 14、15 世纪开始，长江主流移向北泓，海门县（今启东县北）境土地大片坍没。元至正中～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治三次向内陆迁徙。最后除吕四一角外全部坍入江中，终于废县为乡，并入通州。 清雍正以后又开始沉积，形成海门群沙。乾隆年间海门群沙靠岸，形成今海门县。道光年间，海门以东又出现启东群沙。光绪年间启东群沙并岸，廖角嘴移至今寅阳附近。今日北部三角洲面貌基本形成。 长江口北岸沙嘴的伸展，基本上是自西北向东南逐个合并沙洲而形成的。   长江口北岸成陆图 
清朝初期以来海门地方变迁示意图 2、崇明岛 唐朝初年（618年），长江口位于现在的扬州、镇江一带，当时长江口门外（即扬州、镇江以东）出现了两个小沙洲，称为东沙和西沙，面积亦甚小，约数十平方公里。岛上先民从附近江苏丹阳、句容等地迁来，以打渔为生。到了唐神龙元年（705年），始建立崇明镇于西沙，大概这是最早“崇明”两字的出现。在这以后，随着长江口的东移，崇明岛也不断顺江下移，下涨上坍，于11世纪宋朝已在西沙西北面张出了姚刘沙，东北面堆积而成了三沙，而原来的东沙和西沙则渐渐被崩塌冲走。1277 年建立崇明州。元朝时期，又涨出10多个沙洲。 十四世纪，姚刘沙及三沙岛北面土地也大量坍失，面积缩小，明洪武二年（1369年）崇明降州为县后完全坍没。在其下游先后堆积形成了马家浜、平洋沙，长沙等沙洲，其中的长沙即是现在崇明岛的前身。崇明县也依次先后于嘉靖八年（1529年）迁徙于马家滨，二十九年（1550年）再迁于平洋沙，最后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迁至长沙——今崇明县治所在，距今不到500年。清乾隆（1736至1796年）时长沙与周围南沙、平洋沙合并为一沙洲，今崇明岛基本轮廓形成。 崇明岛经历了多次沧桑之变和迁移。十六世纪末以前，崇明县城就搬迁了5次。直到现代，崇明岛也是不稳定的，并呈现逐渐向西北方向发展的趋势，长江口北支水道逐渐变窄变浅，至于崇明岛的南岸，两百年来则处于不断的崩坍中。最初县城离南岸约二十公里，到1949年仅剩下半公里了。解放以来，由于修筑了两百多公里的环岛大堤与一千多条丁字坝，才使南岸的崩坍基本上得到了控制。由于南岸坍塌得到控制，而北岸不断向西北扩展，崇明岛的面积已由1954年的六百多平方公里增加到现在的一千多平方公里。 目前的崇明岛北靠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北支水道最宽处仅1.5公里左右，且水深甚浅，江底已日益淤死，估计不久的将来，随着北支的淤死，崇明岛将与启东、海门连接成为陆地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岛屿了。也许到那时候，今日的长兴、横沙两岛要成为新的崇明岛了。 3、长江口南岸 长江口南岸，在长期波浪作用下，自常熟福山起，经太仓、嘉定方泰、上海马桥、奉贤新寺，直至金山漕泾一线及其以东，形成数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沙堤，俗称冈身。冈身在吴淞江以北有五条，最东一条相当于娄塘、嘉定、马陆、南翔一线。吴淞江以南有三条，最东一条相当于诸翟、新市、柘林一线。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在冈身地带马桥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距今5000 年前冈身已经形成。但最东一条冈身以东的陆地，至今尚未发现魏晋以前的文化遗址，表明其成陆不会太早，大约在公元1 世纪或3 世纪以后。总之，这条冈身地带，堆积时间竟长达3000 年左右。 4 世纪以后，海岸向前推移。8 世纪初，冈身以东约20 公里地带已经成陆。10 世纪初时海岸线已达月浦、江湾、北蔡、周浦、下砂、奉城一线下砂捍海塘。200 年间推进了约10 公里。11 世纪50 年代的海岸线，北起老宝山，中经横沔，在奉城和大团之间，折而西南。150 年间又向东推进7～8 公里。 12 世纪70 年代海岸已抵里护塘，即川沙、南汇、大团一线，海岸又向东推进6～7 公里。明清以来长江口南岸岸线伸展缓慢。万历年间修了外捍海塘，清雍正十一年（1733）南汇知县钦连重修，故称钦公塘，大致即今岸线。个别岸段还在今岸线之外2～4 公里。明中期至雍正年间发生崩坍，乾隆以后逐渐稳定，唯南汇嘴继续向海伸展。  二、长江流域开发加快了三角洲地区的发育 长江三角洲是在长江和东海水流作用下泥沙长期淤积的结果，长江流域人口急剧增加、大规模的耕地开发导致水土流失加剧，产生的大量泥沙进入江道加快了这个过程。 1、历代我国人口变化 据现代人推测，夏代人口约为135万，商代人口约为196万，西周人口约为285万，春秋时期达到1000万左右，战国时期为2000至3000万。 秦朝人口达到3000万以上，但到西汉初大约只剩下1500万至1800万，至西汉末的公元2年增加到6000万以上。王莽时到东汉初，总人口下降到3500万。到东汉后期的永寿三年（157年）稍后，才重新突破6000万。 从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220年三国鼎立形成这个期间，人口损失估计达60％，仅存约2300万。4世纪初的西晋约有3500万。此后南北分裂，北方进入十六国时代，人口多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后的大业五年（609年），才恢复到6000万左右。 隋末的战乱，造成人口降幅超过50％，到唐初仅有2500万。至安史之乱前夕的755年，人口增至约9000万，达到新高峰。唐后期和五代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到960年宋朝初建时估计只有4000万，其境内仅3000万左右，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大观四年（1100年）境内人口超过1亿，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合计也在1000万以上。两宋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此后南宋和金的人口都有增长，至13世纪初，宋、金、西夏、大理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合计已超过1.2亿。蒙古灭金和西夏造成空前浩劫，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仅剩1000余万。元统一时实际人口约7000万。到14世纪中期增加到8500万左右。 明初的人口不足6000万。但到17世纪初，全国人口已突破2亿。但明末的天灾人祸和清初的残酷战争，又使人口降幅达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估计已降至1.2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恢复至1.5亿，以后很快破2亿大关，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创造了4.3亿的新纪录。这便是所谓的“清代人口奇迹”。 太平天国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导致南方人口稠密地区的巨大损失，人口下降超过1亿（最保守估计也有五六千万），以至到1912年尚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 2、我国人口迁移与分布变化 中国历史人口迁移流向呈现四个特征： 第一，游牧民族向中原内迁。东汉初，匈奴分裂，南匈奴迁到河套和陕西、山西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羯、氐、羌等族大量内迁，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以至河北、辽宁等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渗透到黄河流域。辽宋夏金元时期，尤其是元朝时期，边疆各族大量内迁中原，甚至江南地区。 第二，汉族人口由北向南和由西趋东迁移。中原广大人民由于黄河流域战乱和少数民族入侵大量向长江流域迁移。中原人口南迁出现了三次高潮，分别是：两晋之际、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和两宋之际，靖康之乱后。 第三，中原人口由内陆向边疆迁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封建中央政府为开发边疆，充实边防，不断迁徙内陆人民到边疆地区，如秦朝对匈奴作战夺取河套地区后迁徙内陆居民到这里发展生产，政府越族后迁徙内陆居民到这里，促进了河套地区和越族地区的发展。另一种情况是人民自发的向边疆地区迁徙，如唐朝末年，许多中原人民来到契丹境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第四，中国人逐渐向海外迁移，从唐朝开始，我国就有很多人到南洋谋生，郑和下西洋以后更多的中国人向南洋地区迁移并为那里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不同朝代南北方人口比例： 年代 北方籍户口比例 南方籍户口比例 西汉元始二年 81% 19% 唐贞观十八年 45.4% 54.6% 天宝元年 55.5% 44.5% 北宋初年 40% 60% 元代 10% 90% 明嘉靖年间 29% 71% 安史之乱（唐天宝十五年）是重要的界限。安史之乱结束后，人口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期间原遭受战祸地区的人口大量南移。位于长江流域的襄州人口增加了120%，鄂州增加了100%，苏州增加了30%，战乱前北方地区保持了过半数的人口优势，战乱后南方地区人口开始超过北方，北宋初年已经占60％左右，至元代，南方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90%。而北方地区4700万最高人口规模从汉初一直保持到清朝中期，期间全国人口的增加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可见，同一时期南方地区相应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开荒造田，耕地面积也得到急剧增加。从漕粮看，唐安史之乱前，漕粮主要来自北方，乱后则主要来自南方，如北宋开封年需550万石，来自南方的比例为72%，末期更是高达90%。 中国由黄河文明进入长江文明，正是从唐宋年间开始。长江流域农业文明的发展，水土流失也大量增加，长江泥沙也大量增加，为河口沙洲的成长奠定了物质条件。也正是从唐宋年间以后，长江口岛屿得到了极大的发育，并呈加快趋势。 三、长江口沙地人的迁移史 沙地人以吃苦耐劳著称。他们特别善于围垦造田，锹和铁搭是他们特有的劳动工具。凭着这么两件简单的工具。他们在沿江沿海一带大显身手，在崇明、海门、启东、南通、如东、海安、东台、大丰、阜宁、滨海等县，乃至黄河口，开创了大片沙地人聚居区。从海门厅建立200多年后的今天，沙地人的子子孙孙大约已有500万人之众。 1、启海、通州沙地人来源 沙地人（音索地宁）的祖先是谁？他们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迁移到海门、启东、南通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的？ 海门、启东，由长江泥沙逐渐堆积而成。经800多年，至唐朝中期，长江口逐渐形成东洲和布洲两个大沙洲，以及大量的小沙洲，其后东洲、布洲淤合，合称东布洲。 唐朝末年，一批北方居民为避战乱，来到东布洲，开垦定居，成为首批居民。元末明初，部分江南人也迁到这里。 五代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始设海门县，在这以后的700多年时间里，海门不时遭到江逼海侵，坍塌无常，县治屡次迁移。1672年，海门【坍海】严重，陆地大批没入水中，居民最少时只剩下4200余人，转移至通东沿江地区，这些人以后被后来的沙地人称为“江北人”。海门不得不撤县缩成海门乡（后改称静海乡）并入南通县。 清康熙年间，海水南泓，崇明岛北侧海门旧地开始涨出大批沙洲，十八世纪初期，崇明岛开始有大量人口迁入新沙垦殖，这些江南沙民在新沙地争夺中战胜了来自北部的江淮方言区移民，在新沙地定居下来，并完整地保持了崇明的方言和风俗。相传最早来海门开垦沙田的是陈朝玉。康熙四十五年（1705年），祖居崇明的陈朝玉携妻涉江来海门拓荒垦殖，此后，在崇明形成了前往海门开垦沙地的热潮，一时间崇海之间江面上到处是张着布帆的沙船，崇明人浩浩荡荡杀向海门，海门土著人惊呼“崇明人篷揽风（常说薄乱疯）”，数十年间，海门人口急剧增加到30多万，是时，海门“群姓益众，皆造房屋，炊烟起如海云，为江海之大聚”（龚自珍语）。 太平天国时期，为躲避战乱，崇明人及苏州沿江一带再一次出现向南通、启海地区的移民潮，清代晚期约咸丰、同治年间，崇明岛时常发大水，冲毁大堤，于是大量崇明人又前往南通海门市、通州区、崇川区、苏州张家港市、泰州靖江市避难，躲避水灾。在清末，光绪年间开始，大量的崇明地主派遣农民工前往启东开垦。勤劳的崇明人向启海、南通等北岸地区的迁移陆续不断，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户口的管制才告结束。 现在讲沙地话的启海、南通沙地人，绝大部分是十八世纪以后从崇明岛迁移至启海、南通地区定居的崇明人，最早的距今也只有300年的历史。1768年（乾隆33年），设江苏海门直隶厅。1912年（民国元年），复称海门县。因沙地不断向东推进，1928年3月，将海门东部一带加上属于崇明县的外沙（从光绪年间到1928年，崇明将长江北支入海口北面的群沙称作“外沙”。这个“外沙”在今启东南部，当时属崇明，由永太、永昌、西庆升、永旺、永丰、北连升、南连升、永隆、永阜、杨家、惠安、永兴、日盈、连珠等构成，如今，崇明习惯将海门、启东统称为“外沙”，称自身为“内沙”）开设启东县。1994年，海门县改为海门市。 【注】坍海，这是江口海边的一种特有现象，因长江流沙堆积成沙洲、陆地，初期尚未厚实，易受海潮影响。沙地有时涨了，有时沉了，有时此涨彼消。严重时，大片陆地，突然没于海水之中，生活在上面的人们，甚是危险。 2、崇明人来自何方 启海人的祖先来自崇明，那么崇明人又来自何方？有人说太仓迁崇明，崇明迁海门，崇明人应来自太仓，然依据尚嫌不足。有人认为崇明人“根”在句容，根据是崇明人的小脚趾头与句容人长得一模一样。有人否定此说，认为那不过是“须”，而不是“根”，理由是一些崇明人在明洪武年间，因遭潮灾迁移至句容，明末清初崇明岛开始复涨，一部分客居在句容的崇明人又回到了崇明，这是崇明人自身的迁移。 也有说，崇明人的根在浙江吴兴一代。据史料记载，后周灭唐后，姚氏率1万余吴兴人逃到崇明避难，因北周驻军不能过江，吴兴人便在崇明定居下来。崇明早期有过一个小沙叫“姚刘沙”，据考证，其本意应是“姚留沙”。此为历史的遗迹。其次，从当时的生产水平、交通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看，句容移民无必要也不可能到荒沙洲上来。再从方言的角度考虑，崇明方言与吴兴方言同属吴语系，因此，崇明人的祖先来自吴兴完全是可能的。不过也有人考证说沙地人来自古代南沙县（包括今张家港全市和常熟、江阴的一部分）。 司马东方综合各方面的资料，认为沙地移民来自常熟、江阴（古代南沙县及附近)等江南地区，并经太仓、宝山到达崇明和启海地区。这是因为： 第一，从常熟沿江向东走，经过太仓，便是上海的宝山，这一带方言和风俗，越是往东，与沙地人的差别越小，笔者推想常熟等地的沿江农民与沙地人有内在联系。尤其“点心”两字的特殊含义，几乎使我茅塞顿开。在中国，点心有两层意思，一指糕点一类的食品，一指三顿正餐外吃少量食品充饥解饿，所以不少地方将早餐叫“早点心”。唯独常熟、太仓、宝山沿江农民和沙地人一样，完全颠倒过来用，早点叫“早饭”，吃干饭，还要象模象样炒几个菜，一如其它地方的中饭，解放初还基本如此，现在遗风尚存；却将吃中饭叫“吃点心”，甚至将中午时分叫作“点心快”（快接近中午的意思，中午叫“点向浪”，“点心快特”意指快到中午了，司马东方注）。经过反复思量，笔者认为这与沙地人治沙垦殖的方式有关。 原来治沙的过程比较漫长，先筑堤圩田防断海水倒灌，然后种植芦苇，开沟排水，待盐碱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方可整地种庄稼，可还不能一步到位，因为河浜(沙地人叫沟)里的水依然卤咸不能饮用，而淡化过程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一般中小地主或农户自己开垦的，都以原来的住地或靠近荒滩、有饮用水的地方搭建临时住房作为“根据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先“走田”（俗称走脚田），早出晚归，待解决了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才能举家搬迁。所谓“走田”，是指走上十来里路或摆渡过江，才能在租来或买来或自己开垦的田地劳作，因中饭不能回家用餐，要求早饭必须吃得多，而多吃就得有下饭的菜，使一天劳动中的能量消耗和营养补充尽可能在早晨多解决一点；而中午只能在田头用现成的芦苇搭个小窝，俗称“环洞舍”，吃些点心充饥。语言产生于劳动，吃中饭自然就叫“吃点心”了，而把早、晚餐分别叫做“吃早饭”和“吃夜饭”。 第二，早在公元341年，在今天的张家港东南部、常熟西北部地区曾建立南沙县，县治南沙城（今常熟福山镇），公元540年南沙县更名常熟县，“南沙”这个地名的出现，不仅说明福山一带已形成大片沙地，而且极有可能江北狼山一带也有相应沙地出现。联系到今天海门、启东、南通、通州不少沙地人自称“南沙”人(古有南沙县），而称通东一带为“北沙”人，不客气的称他们为“江北人”（音“港波宁”）；世居江北老土的原住民客气一点称沙地人为“南沙”人，不客气的便称“沙蛮”人。从这些民间称谓中，明显带有当年的历史痕迹，不能视为偶然巧合。 第三，从长江口以南海岸的演变过程看，公园4世纪后，长江口南岸海岸线呈向东不断推移的过程，常熟、太仓最早作为靠近海岸线的地区，当地沙民自然随着海岸线的不断东移而不断向东开垦新的沙地，十四十五世纪马家浜、平洋沙、长沙涨升后，他们陆续通过太仓、宝山来到这里（就是现在崇明岛的雏形，不是古代位于镇江、扬州下游附近的东西沙），并形成特有的沙地文化。十八世纪初期后，北部海门、启东、通州等沙地陆续涨升成陆，勤劳的崇明沙地人开始向北移民，并在与江淮移民争夺新沙地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时也给这些新涨升的沙地带来了完整的沙地文化和习俗。 据崇明县志记载及各方资料，公元696年（唐朝万岁通天元年）初，崇明岛开始有人居住，不过此时的崇明岛是指西沙和东沙，位于今镇江、扬州以东附近，居民主要来自丹徒、句容一带，这是古崇明岛的第一次人口迁徙。公元705年（唐朝神龙元年），在西沙设镇，取名为崇明（“崇”为高，“明”为海阔天空，“崇明”意为高出水面而又平坦宽阔的明净平地）。至十一世纪宋朝时期，东西两沙坍塌严重，在西沙西北面涨出了姚刘沙，东北面涨出了三沙。公元1222年（南宋嘉定十五年）在三沙设天赐盐场，隶通州。127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升场为州，始筑州城于姚刘沙、隶扬州路。至元末明初，东沙已经基本坍没，西沙也所剩无几，姚刘沙南坍北涨，渐与三沙连壤。 十四世纪，姚刘沙及三沙岛北土地大量坍失，面积缩小，公元1396年（明朝洪武二年）崇明由州降格为县，先隶扬州路，后隶苏州府，兼隶太仓州。期间在姚刘沙、三沙下游先后堆积形成了马家浜、平洋沙、长沙等沙洲，崇明县也依次先后于嘉靖八年（1529年）迁徙于马家浜，二十九年（1550年）再迁于平洋沙，最后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迁至长沙——今崇明县治所在。清乾隆时长沙与周围南沙、平洋沙合并为一沙洲，今崇明岛基本轮廓形成，考虑到崇明岛总体上不断下移的特点，当时崇明的大致位置应该在常熟、张家港附近，为这一地区人民移居沙岛提供了方便条件，这也为崇明人来自常熟等地这个说法提供了一个证据。可见，现在的崇明人主要是在十四、十五世纪以来的移民，与当年来自丹徒、句容的东、西沙时期居民并无多大关系，与姚刘沙、三沙居民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来自姚刘沙、三沙的移民可能占有一部分）。 民国时期，崇明先后隶属江苏南通专区和松江专区。抗战时期，隶属于上海特别市。抗战结束，前后隶属于江苏苏州，南通。解放后，隶属江苏南通专区。1958年12月1日，崇明县随同其余当时9个县（嘉定、宝山、上海、松江、奉贤、南汇、青浦、川沙、金山）重划归上海市管辖。 如果把来自句容、丹徒的东西沙居民算起，江南人来到崇明岛（不是现在的崇明岛）居住已有1300年的历史。今天崇明岛露出水面那是十四世纪以后的事情，可见今日崇明沙地人来到崇明岛也就是五、六百年的历史。 3、沙地人北上兴垦 1901年，清末状元、海门籍实业家张謇(1853－1926)建通海垦牧公司，大批海门人和崇明人（上海人称其为北沙人）来到今通州市东北三余地区和如东县东南参加沿海滩涂的围垦并在那里定居。他们将海门方言带到那里，最后形成了今天的三余湾崇启海方言飞地。范围包括通州市东北部三余镇、海宴镇、东余乡、北兴桥镇、恒兴乡，及如东县掘东地区（兵房、大豫）。 在今海安县东北角斜镇(原角斜镇、沿口镇)和旧场镇一带(旧属东台县)，亦有一批海门人于20世纪初移民于此，在那里形成了角斜――旧场启崇海方言岛。 1917年，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海门人）与张察创办“淮南草堰场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并率大量海门、南通的百姓，来大丰废社兴垦，开辟了大丰县东部的广大地区，种棉花，办纱厂，兴水利。这些移民的后代，至今仍然自称是“海门人”，说海门话，有时还称当地人（本场人）为“江北人”。不过已经逐步被本场话同化，目前仅在南阳、通商、裕华等地农村仍使用沙地话。那么为什么启东移民也自称“海门人”呢？ 因为当时向大丰移民时，启东尚未成立，其大部分地区当时仍属于海门县。1928年由海门部分乡镇，加上祟明外沙成立启东县，北部吕四地区1942年并入启东（1912-1942年间属南通县）。 由于同样的原因，崇启海方言随着沙地人的脚步，也踏上东台、盐城、射阳、灌云、滨海等苏北县、市的沿海地区，在那里形成零散的崇启海方言点。 沙地人北上兴垦的历史不足百年。 3、部分沙地人回江南故乡 虽然有沙地人来自张家港等地一说，不过现在的张家港常阴沙沙地人，主要是来因长江江道的演变由江北南通回到江南他们曾经的故乡。 张家港沙地人过去主要集中在常阴沙，常阴沙原是长江中的一个沙洲岛，并靠近长江北岸，原属位于江北的南通县（今通州市）管辖，由于长江北汊江道冲刷，南汊江道不断淤积，使其与南岸相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划归位于江南的常熟县管辖，1961年拆常熟县和江阴县部分地区设置沙洲县，常阴沙成为沙洲县属地，1986年沙洲县改张家港市，常阴沙改属张家港市管辖。从此，常阴沙沙地人从江北又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江南。 4、古南沙县人来自何方 初步考证，古南沙人主要来自浙江嘉兴、湖州一带。自吴越国隐后，吴越故都杭州附近的吴越世家子弟被迫迁离故土，同时随之迁移还有一部分吴越遗民。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是以钱迪为首的杭嘉湖地区吴越世家及遗民，他们西绕太湖北上至今无锡、苏州等长江沿岸地区。他们是沙地人更早的先民。 因此，从嘉兴、湖州，至苏州的常熟、张家港、太仓和上海的宝山，至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至南通的通州、海门、启东，都有着大致相似的民俗习惯和方言，而且越靠近的两地，相互越相似。这个迁徙路线是吴语区人口流动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长江三角洲沙地人分布现状及迁徙史初探 一、沙地人的分布 在北起江苏射阳北部、南至上海奉贤南端，绵延一千多里的沿海地区和长江口两岸的16个县市（尚有南通市崇川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未按县市数列入）中，都有讲“沙地话”的聚居人群，他们习惯上被称为“沙地人”。启东、张家港的沙地人也自称“沙上人”（音“索朗宁”），在崇明用“沙上人”称呼有贬义，故一般不用于自称，有时贬称外沙人为“沙上人”，往往自称“本沙人”、“大沙人”、“南沙人”或者“内沙人”，而称北岸的启东、海门、通州、如东等地的沙地人为“北沙人”、“外沙人”（真正的崇明外沙实际上是指今启东南部曾属于崇明县的群沙，现已经与北岸并接，1928年启东成立时被划入启东县管辖）。而启海沙地人往往自称“南沙人”，称通东方言区的人为“北沙人”或“江北人”。上海的奉贤、南汇等地的沙地人还被称为“沙帮人”。而如东、大丰、东台、射阳等地的沙地人都是在二十世纪初跟随张謇垦荒种棉来到这里的，他们主要来自海门（当时启东尚未成立），因此至今自称海门人，如“大丰海门人”、“如东海门人”等。受行政区域影响，沙地人也分别被称为或自称启海人、启东人、海门人、崇明人、兵房人、常阴沙人、三余人等。不过“沙地人”这个称谓在沙地人族群中是比较通用的（浙江萧山人也自称沙地人，那是指钱塘江沙地人，与长江口沙地人并非一个族群）。长江口沙地人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一）江苏省 1、南通市（地级） （1）启东市（县级） 启东市境内，沙地人分布于除吕四镇、天汾镇、秦潭镇以外的大部分地区，约100万人说沙地话。只有一小部分人说吕四话（通东话），虽然大部分沙地人不懂通东话，但沙地话却在通东方言区通行。 （2）海门市（县级） 在海门市，沙地人主要分布于海界河以南地区。在海界河之北，也有一片沙地人分布区。包括海门镇、三星镇、天补镇、三和镇、德胜镇、三厂镇、常乐镇、麒麟镇、悦来镇、三阳镇、临江镇、海永乡、万年镇南部地区和国强、四甲、树勋、余东、包场、刘浩等乡(镇)的小部分地区，沙地人人口约60--70万。 海门境内北部地区通行四甲话（通东话），分布于老运盐河之北及河之南老通吕公路两侧地区，包括货隆、王浩、正余、东灶等乡(镇)和国强、四甲、树勋、余东、包场、刘浩等乡(镇)大部分地区，以及万年镇北部地区。历史上，这些地区多系古海门县(958-1672)属地。早在公元7世纪初，这一带人的先民即已来到这里从事盐业生产。五代时，其地属浙西晋陵郡。古代晋陵属地，即今江南常州及其附近地区。四甲话（通东话）当来源于古常州一带吴语。 （3）通州区（原通州市、南通县，县级） 通州区沙地人主要分布于南部靠海门的沿江通海地区（张芝山镇）和东北部的三余湾启海方言飞地，人口约25-30万。 1901年，清末状元、海门籍实业家张謇(1853－1926)建通海垦牧公司，大批海门人和崇明人（上海人称其为北沙人）来到今通州市东北三余地区和如东县东南参加沿海滩涂的围垦并在那里定居。他们将海门方言带到那里，最后形成了今天的三余湾海启方言飞地。范围包括通州市东北部三余镇、海宴镇、东余乡、北兴桥镇、恒兴乡。三余湾启海方言飞地还包括如东县掘东地区（大豫、兵房等地）。 （4）南通市区（开发区、崇川区，县级） 包括南通技术经济开发区，崇川区新开镇、小海镇、竹行镇以及南通农场、种畜场、东方红农场，人口约10万。 （5）如东县 如东东部新兵房镇（原兵房和丁店）、新大豫镇（南坎和东凌）、新长沙镇（北坎）、新掘港镇（华丰、掘郊、原掘港镇） 大约20万人（属于三余湾启崇海沙地方言飞地）。 （6）海安县 在今海安县东北部角斜镇(原角斜镇、沿口镇)和旧场镇一带(旧属东台县)，亦有一批海门人于20世纪初移民于此，在那里形成了角斜――旧场海门方言岛，人口约10万。 2、盐城市（地级） （7）大丰市 大丰东部新南阳镇（原南阳镇与通商镇，不含原王港乡）、新裕华镇、新丰镇的18个村，约8万人，不过目前除南阳、通商、裕华外，已普遍说本场话，公共交际已很少说海门话，老年人之间和农村还有海门话的存在，但已日见衰微了。不管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在沙地人聚居区都有本场话、沙地话双语并用现象，其间有各种过渡词语和说法。 （8）射阳县 射阳东部新合德镇（原合德镇与大兴乡与合兴乡）大部、新临海镇（原临海镇一部分）、新陈洋镇（原陈洋镇一部分）、新耦耕镇（原耦耕镇一部分）、新海通镇（原海通镇一部分）、新千秋镇（不含原鲍墩乡），大约20万人。 （9）东台县 东台东部新三仓镇一部分及一直往东到黄海的村落人数少量，介于一万人左右（沙地话处于弱势地位，使用人数日趋衰落不久必然被当地方言统一）。 （10）滨海县 滨海县新五汛镇（原北坍乡莫湾村一带）及一直东到黄海的村落，人数少量，介于一万人左右（沙地话处于弱势地位，使用人数日趋衰落不久必然被当地方言统一） 3、苏州市 （11）张家港市 苏州张家港市新乐余镇（原乐余镇和兆丰镇）、新锦丰镇（原锦丰镇和三兴镇）、常阴沙农场、新南丰镇北部，约20万人 4、泰州市 （12）靖江市 靖江市约1.5万人（占当地人口的2.5%） （二）上海市 （13）崇明县 除去农场上海知青外，崇明全岛沙地人约70万。 （14）宝山区 宝山东部 约10万 （15）南汇区 南汇东南部，包括老港镇、书院镇、泥城镇、彭镇镇、芦潮港镇、新港镇、东海镇、果园乡等沿东海沿岸约10万人。 （16）奉贤区 奉贤区的平安、奉城、塘外等沿海村镇约2万 综合上述各聚居地的沙上人，总数估计有近400多万人，然而语言、风俗、生产劳动乃至生活习惯等都大致相同，这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吴方言中非常特别。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也值得我们探究，比如各地沙上人，在历史上，治沙植棉、纺纱织布都非常杰出优秀；而在今天，至少在教育领域、建筑领域中，各地沙上人的整体素质、水平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比较突出，他们不同于生存环境、人文环境相同的城市，散布在几万平方公里的不同地区为什么有如此相同的表现？那么在沙上人的骨子里肯定存在着相同的元素，挖掘这些相同的元素对振奋精神开发沿海经济、推动长江三角洲飞跃发展应有积极的作用。司马东方编纂 二、沙地人迁徙史初探 本文先就沙地人的来源问题作一点肤浅论述。 一. 沙地人源自句容说当可否定 今天的沙地人如何演变发展而来？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沙地人来自江苏句容。新编《崇明地方志》（见上海地方志网）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据明正德《崇明县志》载，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最早前来东、西两沙定居者为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大多来自江苏句容一带，也有来自江北的。1025年（宋天圣三年）东沙东北新涨的沙洲因姚、刘两姓前来居住，故名姚刘沙。1101年（宋建中靖国元年），涨三沙，句容人朱、陈、张三姓来此定居。北宋末年，汴京（今河南开封）鲁惠公后裔第六十二世施天瑞任宋大夫总辖，为避靖康之难迁居崇明。其弟天寿先迁句容，后于明洪武、永乐年间亦迁崇。 明正德年间编纂的《崇明县志》是沙地人地方志中较早的一种，沙地人源自“句容说”的文献依据大概就是此志。于是乎，崇明文史学者多持此观点，而启东海门的沙地人原本就是崇明沙地人，不仅赞同接受，有的还发扬光大一番，如有位海门文史作者这样写道：“沙地文化这是一个很专业又很具区域特色的群体文化现象。它特指句容、崇明、启东、海门一带的沙地，他们有着相类似的传统习俗。”他还借用文学家、诗人卞之琳的话，说太平天国时期，不少人避战乱从江南各地（包括句容）前来海门定居。以此证明源远流长的沙地文化来自句容。 笔者不能苟同这种观点。古代所有文献都是封建地主文人写的，尤其是家谱，历来就是士族地主作为辨别门第高低，标榜身份的依据，如果依此认定他们是崇明岛的奠基者，等于否定了开发崇明的真正主人---没有家谱一字不识的大量农民的历史作用。 首先从时间和地域上看，崇明西沙、东沙大约在唐武德年间（618--626年）露出水面，那时西沙的位置大约在镇江扬州东部附近，距离句容很近，岛上居民多数来自句容、丹徒一带是完全可能的，不过那时西沙、东沙面积不过几十平方公里，人口也不会太多，至十一世纪宋朝时期，东西两沙坍塌严重，期间在西沙西北面水域涨出了姚刘沙，东北面水域堆积成了三沙，至元末明初，东沙已经基本坍没，西沙也所剩无几，姚刘沙南坍北涨，渐与三沙连壤。至十四世纪，姚刘沙及三沙岛北面土地也大量坍失，面积缩小，明洪武二年（1369年）崇明降州为县后完全坍没。 而现在崇明岛是在十四世纪开始涨升起来的，早期地理位置与常熟接近（由于水流的冲刷作用，长江三角洲沙岛往往上冲下淤，目前的崇明岛位置已经下移至南通以东），常熟等地居住着已有数百年开荒垦殖沙洲经验的沙民，而且从东晋以来，侨居这一带的士族地主就一直利用政治特权疯狂掠夺土地，可能迫使沙民移居附近新涨沙洲。因此可以肯定，东、西沙时期和姚刘沙、三沙岛时期的居民人数不多，而且与现在的崇明岛地理位置相差较远，不会成为当今崇明沙地移民的主体。而句容本土东连镇江，西接南京，为典型的丘陵地貌。这些习惯山地生活的居民为什么远距离大规模迁徙崇明？而且，常熟、南通以下新涨沙洲无一例外受海潮影响，沙岛上均无淡水供人饮用，必须得依靠当地沙民，才能开荒种地，否则将寸步难行。可见句容人（句容、丹徒）可能是第一代崇明岛（东西沙、姚刘沙、三沙）的主人，这是导致误解的一个原因，以致以讹传讹，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次，任何群体语言，如果没有强势干扰，生命力都很顽强。比如，客家话的源头就是东晋南下的北方话，与当地许多原住民的土话至今没有合到一起。同住海门的沙地话和通东话经过二百多年历史的并存局面，于今犹然，并未改变。因此最早前来崇明定居的句容姓氏，如果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么今天的沙地话应和句容话一样归入江淮官话体系。这也印证了崇明沙地人的主体并不是来自句容的。句容来的几个姓氏的人数不多，犹如一桶水倒进长江里，纵然飞起几朵浪花，终究改变不了江水的本来味道和颜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句容来的子子孙孙，虽有家谱一类的东西证明他们的老祖宗来自句容，但他们自己早已成为新沙地人了。 至于传统习俗，除汉民族共有的外，可以肯定，沙地人的传统习俗大都类同常熟、太仓等地的吴地习俗，与句容相去甚远。是故可以肯定，沙地人源自句容说是没有可靠的历史依据的。 二、追根溯源，沙地人来自古代南沙（今常熟）佃客 如果沿着长江走一走，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从常熟沿江向东走，经过太仓，便是上海的宝山，这一带方言和风俗，越是往东，与沙地人的差别越小，尤其“点心”两字的特殊含义，几乎使我茅塞顿开。 在中国，点心有两层意思，一指糕点一类的食品，一指三顿正餐外吃少量食品充饥解饿，所以不少地方将早餐叫“早点心”。唯独常熟、太仓、宝山沿江农民和沙上人一样，完全颠倒过来用，早点叫“早饭”，吃干饭，还要象模象样炒几个菜，一如其它地方的中饭，解放初还基本如此，现在遗风尚存；却将吃中饭叫“吃点心”，甚至将中午时分叫作“点心快”（快接近中午）（中午叫“点向浪”，“点心跨特”意指快到中午了，司马东方注）。经过反复思量，笔者认为这与沙上人治沙垦殖的方式有关。 原来治沙的过程比较漫长，先筑堤圩田防断海水倒灌，然后种植芦苇，开沟排水，待盐碱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方可整地种庄稼，可还不能一步到位,因为河浜(沙上人叫沟)里的水依然卤咸不能饮用,而淡化过程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即以张謇的同仁泰垦牧公司为例，1903年圩田13000亩，到1935年已垦7380亩，其中能种棉花的只有3600亩。而一般中小地主或农户自己开垦的，都以原来的住地或靠近荒滩、有饮用水的地方搭建临时住房作为“根据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先“走田”（俗称走脚田），早出晚归，待解决了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才能举家搬迁。所谓“走田”，是指走上十来里路或摆渡过江，才能在租来或买来或自己开垦的田地劳作，因中饭不能回家用餐，要求早饭必须吃得多，而多吃就得有下饭的菜，使一天劳动中的能量消耗和营养补充尽可能在早晨多解决一点；而中午只能在田头用现成的芦苇搭个小窝，俗称“环洞舍”，吃些点心充饥。笔者小时候常看到那些走田的农民，肩挑泥箩担，一头挂着农具，一头挂着饭箩和一陶罐茶水，中午就在环洞舍里吃点心，很晚才收工回家，除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和下雨天外，基本天天如此。语言产生于劳动，吃中饭自然就叫“吃点心”了，而把早、晚餐分别叫做“吃早饭”和“吃夜饭”。因此笔者推想常熟等地的沿江农民与沙上人有内在联系，否则这些沿江农民应和生活在其它地区的苏南人一样，将吃早饭叫吃早点或吃粥，将吃中饭叫吃饭。 今年春，笔者在儿子家过年，偶然打开常熟政府网，在历史大事中看到这样一个材料： 太康二年 （281年），毗陵郡置暨阳县，境内南沙乡割属暨阳县。 成帝咸康七年（341年），以南沙乡建立南沙县，隶于晋陵郡。 梁大同六年（540年），南沙县地置常熟县，县治设南沙城（今福山镇），隶于信义郡。是为常熟县名之始。 原来早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常熟福山一带隶属毗陵郡（今常州）的暨阳县（今江阴、张家港一带），即以“南沙”为地名，西晋永嘉之乱后，有大量的北方士族地主南逃至南沙，故在341年，建立南沙县（位于今张家港东南部、常熟西北部地区），县治南沙城（今常熟福山镇），北方侨迁的士族地主掌控了南沙一切政治经济大权和绝大部分土地，尤其长江口南侧新涨沙洲(今常熟东部和太仓北部的所谓“高乡”地区，大都由此类沙洲演变而来)，无一例外地全被他们掠夺去了，故新建的南沙县为侨县，是苏州地区唯一的侨县。颇有意思的是公元540年将南沙县更名常熟县，取其“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之为灾，则岁得常稔”之意。可今天的常熟人常称外地人为“野人”，孰料自己的老祖宗也是北方来的“野人”。但遥想当年，中原经济文化确实比南方发达，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没有完成南移之前，“南沙”犹如今天的“江北”，在中原士族的眼里可能是落后的代称，其所以后来以“常熟”替代“南沙”、“南沙城”改为“福山镇”，都隐含着这层意思。 “南沙”这个地名的出现，不仅说明福山一带已形成大片沙地，而且极有可能江北狼山一带也有相应沙地出现。联系到今天海门启东不少沙上人自称“南沙”人，而称通东一带为“北沙”人，不客气的称他们“江北”人；世居江北老土的原住民客气一点称沙上人为“南沙”人，不客气的便称“沙蛮”人。从这些民间称谓中，明显带有当年的历史痕迹，不能视为偶然巧合。 开垦长江中新涨沙洲的，在东晋南朝时，是士族地主田庄中“注于家籍”的部曲、佃客；北魏到隋唐实行均田制后，自耕农数量有所增加；中唐均田制瓦解后，确立了租佃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大土地私有制，此后开辟沙洲的劳动者主要就是租种地主田地的佃农，还有部分自耕农。这一基本形式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笔者小时候看见父亲在板凳背面都写有“颍川陈惠夫”，父亲只读过四年书，不会知道颍川（今河南郑州南）这个地方，很可能我的祖先也许是西晋永嘉之乱或北宋靖康之变时逃难到江南的中原农民，最多是个无名分的庶族地主，否则就该有家谱传世。 最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常熟福山和张家港市塘桥一带（即古代南沙县）的稻区居民，多不称中饭为“点心”，而隔壁相邻的棉区正好相反，多称“点心”。这又为何？如前所述，当年南沙城，即今福山镇，原先不仅是晋陵（今常州）的郡城，还是信义郡（今常熟、江阴、张家港、无锡一带）的郡城，东晋时的郡城相当于今天的省市一级政府所在地，可见南沙县是士族地主最集中的地方，人数相当多，他们之间一直用晋语交流。张籍（766—830年）是苏州人，贞元进士，他在《永嘉行》一诗中这样写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里的“南人”是指西晋永嘉之乱南徙落户江南的北方士族的后代，在五百多年后的唐后期，依然保留了晋语。他们是世族地主，不用上沙洲劳动，当然不会将中饭说成“点心”。可见“点心”一词的应用，是区分当地世族地主及其后代与开荒佃客及其后代的标志性语言。 在常熟徐市的《黄氏家乘》中，能体味到宋元以后的常熟、崇明、海门之间的乡土联系。这部家谱是黄姓第25代孙黄汉荣在前人六次修订《黄氏家乘》基础上，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完成续辑。在南宋建炎（1127—1130年）中黄氏祖先随众南渡，卜居建康（今南京）附近句曲（山名，今句容），元末群雄四起，黄元一预料句容必遭兵灾，便举家迁居崇明西沙。自此《黄氏家乘》的世系连贯，至今未断。家谱只记男性，第一代只有黄元一1人，至第5代为5 人，至18代，子孙便有546人，如果平均20年为一代，此时约在明末清初时期。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夏，崇明水灾，沉没四十多个沙洲，第19代孙黄汝圭率长子黄金榜迁居常熟。后来人口增加很快，23代孙黄镜寿考中光绪进士，24代黄氏子孙为3381人，是家族人丁最兴旺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不少黄氏子孙从崇明外迁。在封建社会里，除社会大动荡（如农民大起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等）、戍边屯田等特殊情况外，一般百姓自己迁徙的范围都不大，而且多迁移到有亲戚、朋友、熟人好关照的地方，从黄氏子孙散居在今通州、海门、宝山、太仓、常熟等方言风俗相同或相近的地方，但没有一个黄氏子孙回句容的情况看，沙上人十分看重地缘关系。《黄氏家乘》对研究明清时期沙上人的历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徐市位于常熟东境约30公里，《徐市镇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元麦曾是棉区农民的主要口粮。棉农吃麦粞饭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清乾隆年间，里人顾彬的七律诗《过李将军墓次东溆韵》中有‘寒食招魂无麦饭，黄昏吊影有磷灯’之句”。 这里描写明清时期的生活情景和特殊方言--麦粞饭，又叫麦饭，与沙上人毫厘无差。顺便说明一下，“粞”是原粮加工后的糟糠部分，而元麦粉碎加工后都可食用，所以“麦粞”当用“麦饎”比较贴切。“麦饎”（沙地人管麦面叫麦饎，小时候常吃的类麦是否就是元麦，尚不清楚，不过这种麦磨成面后颗粒较粗，与小麦面差异很大，司马东方注）、“麦饭”等词可能只流通于讲吴语的棉麦地区，苏北的江淮方言和通东人都称麦饎或玉米饎为“糁儿”，而江南稻区居民只吃稻米，不知麦饎为何物。 《徐市镇志》中还有几幅纺纱车和织布机的照片，更与沙上人使用的一模一样。可见，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海门、崇明与常熟东北部居民以及太仓北部居民原出一体，根脉相同。 常熟县的前身是南沙县，而南沙县的根，可以上溯到东汉设置的南沙乡，尤其在东晋咸康七年（341年），将南沙乡提升为南沙侨县，至唐，“南沙”之名已沿用了三百多年了。唐以前常熟县境内的长江口已有淤涨的沙洲，有的沙洲开荒垦殖后可以生活，因为环境十分恶劣，落户居住的自然是地主庄园内从事生产的佃客，为区别南沙本土人，将这些为地主垦荒的佃客称为“沙上人”。虽然现在的常熟人中没有叫“沙上人”的，但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虞山镇（今市府所长地）的虞山脚下、尚湖湖畔至今还有一个叫“沙上村”的村庄，顾名思义，可能原来某个江中沙洲塌没后沙上人迁居于此，故名“沙上”村。尤其在太仓东北部的浮桥镇一带，今天仍有称沙上人的，但“沙上人”三字的方言读音稍有不同，太仓人读如sǒ-lāng-nīng，可能受昆山一带方言的影响；崇明、海门沙上人读如sō-lāng-nīng，同常熟方言一样，而其它方言，总体上沙上话与太仓话更接近，由此又证明了“沙上人”称谓的源头是更古老的南沙县。 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沙上人源自东晋南朝时的南沙县。因为这些“沙上人”本来就是士族地主的佃客，所以“沙上人”成了贫穷、落后、地位低下的代称或蔑称。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封建文化心理的影响，常熟沿江和太仓北部一带的沙民，在历史的渐进过程中，尤其在明清时期的数百年中随着棉麦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远远超过稻麦经济，读书做官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远比水稻区多得多，摘了落后帽，便不再称“沙上人”了。只有张家港北部和太仓的浮桥一带，成陆时间较晚，又与崇明、海门有姻亲关系，还保留了沙上人这个称谓。因此推断，常熟、太仓、宝山和张家港等地，大凡种棉花的沙民，在历史上不仅都是南沙佃客的后裔，而且还有可能曾经以“沙上人”作称谓。 三、“沙上人”称谓出现在唐诗中 如今各地沙上人称谓，除出门在外多冠以所在地籍贯外，平时常用称谓却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带有轻蔑之意。比如崇明是古代沙上人的大本营，海门启东的沙上人祖先90%以上来自崇明，其中又以崇明地主的佃户居多，因此崇明人颇有优越感，自称“本沙人”或“大沙人”，而将原来的“沙上人”称谓转移给同一先民后代的启东、海门沙上人，甚至称他们为“北沙人”或“江北人”，而他们自己又被上海人依然叫作“沙上人”或“江北人”。这个“北”字，在这里不仅仅表示方位，若按江南众生的观点，犹如古代中原人蔑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狄”，南方少数民族为“蛮”等一样意思，是落后、贫穷乃至野蛮的代称，“江北人”也因此成为吴方言中骂人话之一。 海门明明地处长江北岸，却偏偏要称“南沙人”以抗争，或自称“沙里人”以示区别。移居在苏北射阳等地和苏南张家港的沙上人，大都来自海门，也有来自崇明的，以前因此而称“海门人”或“崇明”人，现在也通行称“启海”人；而苏北原住民直呼他们为“蛮子”，苏南原住民却称他们“江北人”。唯有启东的沙上人，一如既往地自称“沙上人”而毫无愧色。 语言是在共同劳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各种不同称谓，用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便可一笔带过。但是如果提到文化层面上讨论各地沙上人的不同称谓，其背后一定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沙”的本义指“沙洲”，延伸一点可作“沙地”解。但许多人常按字面理解为“沙土”，这样“沙里人”岂不成了“沙土里面的人”？在吴方言中，“地”与“里”的读音相近，可能将“沙地”误为“沙里”了。 平心而论，启东等地 “沙上人”继承传统称谓最合理，也最恰当巧妙。绝大多数启东沙上人原来不是崇明地主的佃农，便是海门地主的佃农，他们在世人歧视的目光中不是甘当二等公民，而是挺胸昂首做人做事，最终赢来崇明人羡慕的目光，有位崇明的文史作者如是说： 1990年代启东的发展远快于崇明，如今按人均GDP计算，都已领先崇明20%以上。十年前有次还听人说了句新的顺口溜：“桥庙堡浜（崇明四大镇），不及汇龙镇（启东市区）坑棚（方言厕所）”，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反映了解放后启东的巨大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据笔者所知，五十至六十年代，启东棉产量连续八九年稳居全国榜首，那时候启东棉农十分风光，全国各地棉区大都留有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常熟高乡（棉区）的白墙上随处可见“学启东、赶启东、超启东”的红色大标语，九十年代初我在常熟乡下的墙头上还见过这样的历史遗存。启东七十年代的建筑业占全县总产值的70%，其GDP恐怕比崇明更高。 拙文所以统一用沙上人这个称谓，倒不是因为自己是启东沙上人就褒己贬彼而强加于人，一方面为了表述方便，另一方面因其称谓的历史最长且富有诗情画意。 唐朝诗人刘长卿的五言诗《江中对月》这样写道： 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沙上人，月中孤渡水。 有人这样解释：“在一片澄明而迷蒙的月光中、秋江里，‘沙上人’静消消地独自渡江”（引自互联网），这里不讨论该诗的文学性，但将诗里的“沙上人”理解为“独自”，恐有偏颇。因为“历历沙上人”，既不是数不胜数一大片沙上人，也不是寥寥一二个沙上人，其意思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中的“历历”一样，是指一群历历在目分明可数的沙上人。 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诗中的“沙上人”与今天的沙上人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这里不妨先解剖一下《江中对月》一诗里的风物特点： 其一，诗中所描述的生活在江中沙洲上的沙上人，都是早上来、晚上要回去的，这样才可能出现“空洲夕烟敛”、“月中孤渡水”的场景，而且这样的场景，只有在开垦江海交会处的沙洲或海边沙洲之初才存在，如前所说，因为受海潮影响，沙洲上的沟水未经长期降碱是不能饮用的，而一般拓荒者都没有专用的贮水设备解决生活饮水问题，只能每天“早出晚归”，这是区别长江中其它地方沙洲的关键特点；这个特点没有生活体验过的人是不大可能捕捉到的，说明刘长卿曾经深入过这样的沙洲。 其二，就唐朝的地形而言，江北的狼山和江南的福山是长江出口处的两个天然标志。自两晋或更早，狼山和福山四周已形成沙地，且有人居住，只是江南从事以稻麦为主的农业经济，而江北则以临海煮盐为主的盐业经济。刘长卿在苏州长洲县担任过县尉，还旅居过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松江等沿江地区，且留下不少诗作。从刘长卿《江中对月》所描写的场景看，在江海交会处淤涨而成的江中沙洲（沙岛）应在江南一侧。 其三，“望月秋江里”所点明的时间是某年秋季的一个望月（农历十五夜），能在江水里看到月上东山，说明作者所在的那条江岸是南北走向的。而在长江口南岸，当时只有苏州常熟县治南沙城（今福山镇）一带是南北走向的。然而有关文献中没有明确显示刘长卿到过南沙城，尽管这个地方最符合上述三个特点。 刘长卿（709-780年），字文房，河间（今河北）人。学术界对其生平的意见并不一致，从其诗作分析，他任长洲县尉时已四十开外了，按唐朝有关规定，县尉相当于今天的县级财务、税务局长，是最为低档的从九品小官，可见他官场上并不得意。唐代长洲县，在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以北的木渎、胥口、光福一带的低矮丘陵，由苏州管辖。刘长卿在长洲县尉的任上时间不长，因事获罪贬为岭南的南巴尉。上元二年(761)从南巴返回长洲县，并在苏州、扬州、镇江、常州等地旅游居住过，留下较多诗作。此时的江南刚经历过刘展之乱(760-761年)，本来繁华富庶的吴郡一带变得破败萧条，故刘长卿在江南的诗作中描写自然景物多有社会离乱之败象，或将政治失意的情感寓于山水之中，如《松江独宿》： 洞庭初下叶，孤客不胜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 一官成白首，万里寄沧洲。久被浮名系，能无愧海鸥。 若比照《江中对月》，觉得其风格、旨意、心境等有相似之处。笔者手头缺少相关资料，不能进一步稽核考实，只好先“大胆假设”，再慢慢“小心求证”。 刘长卿回到长洲，其实并无官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缘由，他想在苏南寻找购置一个别业（即别墅），因此足迹遍及苏南各地。常熟隶属苏州，沿江地区又有沙洲不断涌现，离苏州不足百里，无论水路航船，还是陆路骑马，都要不了一天，因而刘长卿极有可能来常熟实地调查过，不仅领略了长江与东海交会处浩瀚壮丽的特有风光，而且很有可能深入过沙洲，对沙上人的生活有相当的了解，我们从诗中所描述的沙上人生活劳动情境，几乎同后来的沙上人垦荒早出晚归的情形如同一辙，如果刘长卿没有到过南沙城，就不可能将江中沙洲的位置和特有风物把握得如此正确贴切。 但刘长卿最终未能在常熟实现愿望，原因在于，常熟县乃是北方士族在西晋永嘉之乱时南逃江南后设立的侨县，士族势力特别强大。唐武德七年（624年），常熟县治从南沙城移至海虞城（今虞山东，海虞又名海隅）。“左右惟强家大族，畴接壤制，动涉千顷'（唐.刘允文《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可见唐朝时的士族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刘长卿虽然在苏州做过官，但官阶太低，时间又很短，社会根基不深，所以没有在苏州地区买到别墅，后来依借了“同志”之力—— 滁州刺史李幼卿的帮助，在常州宜兴购置了别墅。他在《酬滁州李十六使君见赠》诗序中说：'李公与予，俱于阳羡山中新营别墅，以其同志，因有此作。'这里的李十六、李公即滁州刺史李幼卿，阳羡即今天的宜兴。唐时别墅除休闲外，还是田庄，小则几亩，大则几百顷，大概刘长卿买的别墅不大，或许购置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所以诗中流露出来的情感基调依然惆怅失意：“满镜悲华发，空山寄此身。白云家自有，黄卷业长贫。 综上所述，笔者推测刘长卿在苏州期间很有可能来过常熟。《江中对月》很可能是作者在常熟南沙城看到沙上人收工回家的情境而有感而作。 诗中“沙上人”，在当时或许已是一个应用历史相当久远的专用称谓了。常熟县的前身是南沙县，而南沙县的根，可以上溯到东汉设置的南沙乡，尤其在东晋咸康七年（341年），将南沙乡提升为南沙侨县，至唐，“南沙”之名已沿用了三百多年了。唐以前常熟县境内的长江口已有淤涨的沙洲，有的沙洲开荒垦殖后可以生活，因为环境十分恶劣，落户居住的自然是地主庄园内从事生产的佃客，为区别南沙本土人， 将这些为地主垦荒的佃客称为“沙上人”。虽然现在的常熟人中没有叫“沙上人”的，但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虞山镇（今市府所长地）的虞山脚下、尚湖湖畔至今还有一个叫“沙上村”的村庄，顾名思义，可能原来某个江中沙洲塌没后沙上人迁居于此，故名“沙上”村。尤其在太仓东北部的浮桥镇一带，今天仍有称沙上人的，但“沙上人”三字的方言读音稍有不同，太仓人读如sǒ-lāng-nīng，可能受昆山一带方言的影响；崇明、海门沙上人读如sō-lāng-nīng，同常熟方言一样，而其它方言，总体上沙上话与太仓话更接近，由此又证明了“沙上人”称谓的源头是更古老的南沙县。 而且，鉴于“唐诗宋词”在一般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力，似乎“沙上人”这个称谓与“历历沙上人 ”之间也可能存在关联 。即便纯属偶然巧合，细品“沙上人”称谓，也很有旨趣。沙上人，方言读如“沙浪宁”（sō-lāng-nīng），不仅原意把握正确，---生活在沙洲上面的人，而且自己讲，轻扬气畅，朗朗上口；别人听，干脆利落，铿锵有力！很符合沙上人拼搏进取、不畏艰巨的乐观精神和坦直率真的性格。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沙上人源自东晋南朝时的南沙县。因为这些“沙上人”本来就是士族地主的佃客，所以“沙上人”成了贫穷、落后、地位低下的代称或蔑称。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封建文化心理的影响，常熟东北部和太仓北部一带的沙民，在历史的渐进过程中，尤其在明清时期的数百年中随着棉麦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远远超过稻麦经济，读书做官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比如徐市一个镇，光进士就有17个，明经12个，举人2名，生员161名，远比水稻区多得多，摘了落后帽，便不再称“沙上人”了。只有太仓的浮桥一带，成陆时间较晚，又与崇明、海门有姻亲关系，还保留了沙上人这个称谓。因此笔者推断，常熟、太仓、宝山等地，大凡种棉花的沙民，在历史上不仅都是南沙佃客的后裔，而且还有可能曾经以“沙上人”作称谓。 【后记】 我是启东沙上人，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问号：既然同住江北，为什么“江北人”说话和我们沙上人不一样？1964年，我利用暑假时间走进了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想解决我心中积贮许久的问号，差不多翻遍了海门、崇明、通州等地方志的各种版本，大概根脉相同的缘故，觉得挺有意思，且打算以此作学年论文。可我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甚至连论题都未确定，我们便去海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去了。当知道闻名天下的海安角斜红旗民兵团是沙上人，又听说名声很响的东台新五大队也是沙上人时，我心里还是痒痒的。回校后正准备将原学年论文改为毕业论文，我们又去溧阳果园进行半耕半读，好不容易盼到1966年6月有一个月时间写论文。可板凳没有坐热， 6月2号早晨，广播里传来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始，原本打算写的毕业论文也就烟飞灰灭了。以后先在农村抡锄三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在苏州地区师范当了一名“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人”。最后连卡片都丢到爪哇国去了，便断了写作沙上人的念头。退休以后，在苏州东山置地半亩，陋室三间，平时种菜植树，呼鸡唤狗，过着十足的田园生活。倒是今年（2007）去儿子家过年，随便打开了启东老家和海门的政府网，看了沿革史，便激起点点涟漪，似乎“有话要说”，后来又打开了射阳、大丰、东台、如东、海安、通州、常熟、太仓等县市的政府网以及已全部进入互联网的上海崇明地方志，里面有些观点，感觉有探讨一番的必要，本已消去四十多年的念头又死灰复燃起来。时年六十有七，已近古稀，趁夕阳尚未西沉之机，再操拙笔，以酬多年未了夙愿。然而往事如烟，手头资料又少，还不能去实地看看，记忆的差错、理解的片面都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文中很多资料转手互联网，亦属无奈之举 。且作引玉之砖，敬祈斧正。 2007-5-9初稿于东山农家小院，2007-9-15定稿 作者：陈亚昌 2009年司马东方补充修改 启海方言（崇明话）研究 俗语 1、形象、动作 消地光 赖在地上耍泼 板面孔 放脸 腾腾转 团团转 惹闹骚 故意惹是生非、寻开心 舞拉痴 故意打闹、调笑 调路头 在路上遇见不相识的人故意开玩笑、戏闹、或作弄调笑女人 煞脚跟 紧急着，指追。他~追来了 煞屁股 紧急着，指跟。他~跟来了 翘辫子 死的讳称，贬义 勿爽气 呑呑吐吐 虎拉势 脸露凶色 小孩(音喊)点 小时候 轧闹稝 凑热闹 轧结足 挤得紧紧的 吃生活 挨打 吃夹档 两头受气 勿登样 不象样、不好看 精光条萧 不穿裤子，光屁股 精赤骨离 赤膊 赤脚仆倒 光着脚掌 磕头仆跌 跌跌撞撞，因惊吓或危急时的行为 蔫黄瘪倒 面黄肌瘦 精丝无力 筋疲力尽 对绷拉嘴 顶嘴 斧牙拉嘴 龇牙咧嘴 牵脚舞手 手舞足蹈 笃屄拉牵 说话吃力费劲，又结巴 鹅嘈鸭嘴 七嘴八舌 跷拳捋(音勒)臂 显示力量，准备大干一场 骨头冷棚 ①瘦得骨头凸起，②话中带刺 仄头仄颈 斜伸着头和颈 饿喝囵呑 饿得囫囵呑咽 眼脱愣愣 因愤怒或羡慕而睁大眼睛定定地看 哭作乌拉 一脸哭相 拉哭拉笑 一会哭，一会笑，哭笑无常 四丫仰脚 四脚朝天，指人 柏肢拉脚 两脚呈岔开状，指人 东厾(音笃)西掼 衣、物随便乱扔、乱放 作姿作够 做作 捏骨捏髓 不停地捏弄皮肉戏嘻 扭结裹结 形影不离，抱成一团 瘦节伶伶 人很瘦 汗珠白蒲 满脸汗珠 乌吃灶鸡 乱吃一通 荡发荡发 不紧不慢，悠悠然走 扳眉头勿开 心里不开心，整天皱着眉头 喉神发拉极 着急起来 搲(音水)握厾(音笃)烂泥 顽皮，耍无赖 眼睛白样样 心里不服气，白眼相对 一对搭拉苏 一对活宝 精光剥扭扭 身上一丝不挂 无乾(音巩)托落湿 全身湿透了 眼睛不不眨 一眼不眨 卵(音乱)子笃摇摇 行动慢慢呑呑 合扑拉一跤 跌个猪啃地 掯搜摸壁甏 乱掯乱摸 2、个性、气质 死促掐 暗里刻薄人，陷害人 死奸毒 对人十分奸刁、恶毒 好姿客 态度和善、逆来忍受的老实人 地勃楞 地痞，当地土霸王 杀扑命 狠命、狠劲 当头呆 勿吃场，人前一时发呆，无言以对 洋带带 言行不是正儿八经的 和乐痴 言行随和，无架子，易跟人打成一片 颠新鲜 翻花样，换花式 颜色精 神色严厉、威武，力感强烈 随随和 很是随便 老孛相 不务正业的人 来头丑 不识相，不识事务 瞎喽嗖 不该讲而讲个不停 勃勿转 不开窍，想不通 嚼白蛆 闲聊个没完 嵌眼厾(音笃)珠 含沙射影 爽爽气气 直截了当 噱风拐骗 用花言巧语骗人 话奈是奈 说一不二 插虚乱讲 没有根据乱说一通 呒搨呒煞 半途而废 花儿马屁 花言巧语奉承话 三撬四裂 意见不一致 狗屄倒爪 说话办事没个准，出尔反尔 奸刁挖拉 阴险奸诈 乌气同送 傻里傻气 呒心唠叨 说话无心，随便，不加思考 斤估较价 斤斤计较 得神放屁 说话办事劲头十足，贬义 阴触阳开 说话阴阳怪气 怩弄搭弄 不干脆利索 脱头篮襻 马虎草率 横横绰绰 马马虎虎，不细致 乱话天通 胡说八道 乌勿出头年 笨透了 板板六十四 呆板，不灵活 魕(音几)触罗卜丝 做神弄鬼 犟头勃耳朵 倔强，不听话 急煞人性命 急得不得了 直心直肚肠 说话爽快，不转弯 脱头烂肚皮 不认真，不把事情办好 狗面亲家公 友情时好时坏，可以翻脸不认帐 横勿罢竖不休 横竖不肯罢休 扁塌塌滑扭扭 油腔滑调，捉摸不定 ３、颜色、光泽 青齐齐 青色 青蹦蹦 青色 白塌塌 白色 白了了 白色 黑赤赤 黑色 红兮兮 红色 黄绵绵 黄色 紫吼吼 紫色 赤乌滴黑 很黑 赤黑乌油 很黑 绯红赤拉 很红 腊扎金黄 很黄 花离斑烂 颜色很杂、很乱 金赤银亮 很亮 灰色堂堂 灰色 暗洞摸痴 很暗 鲜眉洁眼 颜色很鲜艳 滴光滴滑 光亮又平滑 白洁革邋遢 从原色中泛出白色 黑漆八邋遢 黑而不整洁 乌里乌，黑里黑 夜色很黑 ４、神情、心态 老勿起 不老练 单心浪 一心想 返回 轻骨头 轻浮 一门滚 执意、执着 麦门罩 突如其来 热脱脱 跃跃欲试；很热 昏头鸡 昏头昏脑 投转魂 一会东，一会西，往返不定，若有所失 眼向向 可望不可及，无可奈何的样子 定寡寡 呆呆地 茄门相 不感兴趣 缠陌头 故意打岔 假花样 耍花招 偷死乖 乘人不备时干一下子 急急活 差点儿 打疙楞 突然停顿下来 叫快活 幸灾乐祸，叫笑 笃拈拈 慢慢地 急兜兜 急急忙忙 做触落 假装 发披头 跑得飞快的样子 人来疯 客人来了就疯疯癫癫 放野火 背后散布言论，造舆论 叫回头 认输 逐逐发起 情绪不稳定，有时干得很出色 痴聋蛮话 装做听而不闻，我行我素 诈痴诈聋 装聋作哑 惑疑惑得 拿不定主意，左右为难 一勃醪(音牢)糟 气话一下子通通说出来 神智糊智 没有主见，糊涂 火出火焰 十分恼火 脱虚约酌 凭空臆想，与实际相差甚远 茄五茄六 松松垮垮 头勃拢宠 昏头昏脑 藤皮塌脸 死皮赖脸 寻头凑脑 故意引起事端 穿神抖火 挑拨离间 喔求苦脑 苦苦哀求 敲牢着实 敲定 痴头骚脑 疯疯癫癫 有有心相 精力集中，很有耐心 心心挂念 一心想念 勿零勿落 言行考虑不周密，东一鎯头西一把 脱脱仰仰 似干非干，缺少责任心的行为 挽枝挽襻 转弯抹角 绞屄烈卵(音乱) 怪里怪气 假痴三颜 真真假假，真假难辨 象心适意 乘心如意 搲(音握)心拉命 一心想要 吓痴落急 事态十分紧急或危急时神情 集章程八补 力量够不上，十分勉强地 呒章程落卵(音乱)子 慌了手脚，没有办法 脱脱五潮水 没有把握，碰碰巧 勿相勿认得 素不相识 要紧三不慢 关键时刻 身厢节骨眼 内心底里 额角头高进进 碰上运气了 5、状物、形容 一摊排 杂乱无章 大图样 大概轮廓 对直龙 一直 笔立直 笔直 直弄(音拢)光 门窗大开，室内空无一人 初光生 初步完成 凑好起 可能 一式样 一样 相鼻头 两车车头相撞 一把连 一起 做手脚 暗里改变事物原状 做人家 节俭 落脚瓤 筛选下来的劣货、次品 出角方 很方正 滴粒圆 很圆 屁泡捞 没有 尖拈头 尖尖头 高楞墩 高墩 半天落把 大半天 垒山滚石 经过千百磨练 骨节骨眼 全身关节 一天世界 杂乱无章，到处都是 碎碎醪糟 零零碎碎，没有一个完整的 囫囵点点 整个儿 热吹潽(音铺)烫 刚出锅热气腾腾 热天热色 天气很热 轮班落班 轮班替换 细细甲甲 详详细细 平潽(音铺)拍满 装得很满 仄边仄沿 只差一点点 精干必剥 很干 刮拉风脆 很脆 扭扭笃笃 还未干透，仍有湿感 焦勃烂哈 很焦 浮浮拍拍 不稳固 泛乌百老 很多很多 蟹毛无气 一点动静都没有 接葛连牵 接一接二 焊吃博赌 勉强支撑，勉强完成 乌屄千年 多笨的女人，骂人话 出响头里 突然间 现成笃笃 坐享其成 失零乒乓 零碎，杂乱 薄衣笃笃 很薄 影七八远 很远很远 滑脂扭扭 很滑 乌眉搨眼 又脏又乱，眉目不清 亨白冷打 总共 行尽行是 很多很多 石白铁硬 很硬 弯里曲六 很是弯曲 笔描线直 很直 滴滚赏圆 很圆 滴角斩方 很方 膨之膨脝(音亨) 体积很大，不便便携带 老末结煞 结果、最后一个 小节伶伶 很小，小巧玲珑 阴投活投 默默寻找的样子 够厘恰数 差一点不到这个数字 中中常常 不好也不坏，中等水平 牵牵匀匀 诸如忙与闲两极的中间状态 触眼进骨 难看极了 挨一坒(音被)二 很有秩序地一个接一个堆叠好 顶倒竖立 倒立 后半三汛 接近尾声 鲜甜咪浆 很甜 刷拉打清 很清爽 直疙落托 很直 大大落落 很大 好好定定 认认真真 毛枝带牵 很粗糙，不光滑 三长六式短 长短不一 软东刮拉西 很软 跌熟老番瓜 很熟练 四滚滴粒圆 很圆 半搨五潮水 事情做了一半就完了 起头末结煞 从头到尾 够数一眼眼 很少一点点 幺(音腰)贰角落头 偏僻的角落里 触屄心头子 生气、赌气时的口头语 角落落转一圈 四面走一圈、看一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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