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杉谦信作为代表性的战国武将,在战国粉中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在这里,便简要谈下笔者对此人的见解。 这时守护上杉房能急欲加强自己的权力,为此不惜废止越后有力国众“守护不入”的特权,企图建立更加牢固的领国体制。为景就利用了国众的不满,在1507年8月奉其养子上杉定实为新守护并进攻房能,迫其自尽。但是长尾氏的拳头骤然变大,必然引来若干不甘居于下风的国众不满,扬北众中的本庄时长、色部昌长等人便同关东管领上杉显定互通声气,举兵反对为景的“伪政权”。1509年,上杉显定、上杉宪房父子更率大军自关东攻入越后,上田长尾房长等越后长尾氏的同族都倒到管领一边,为景抵挡不得,只能和守护定实一道退向越中,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在第二年4月反攻越后,在6月的椎谷战斗中大败管领方,从而扭转了局势,上杉显定最后在长森原之战中死在为景一方的北信国众高梨政盛的手里。于是定实、为景又夺回了政权,为景奉定实为守护,他利用守护的奉行人组织发号施令,逐渐地掌握了实际权力。 然则上杉定实并不甘为一个傀儡,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1513年,定实一派的琵琶岛城主(今新泻县柏崎市)宇佐美房忠便以此为旗号举兵反对为景,但他很快失败,在第二年的5月就战死了。以此为契机,为景就否定了定实作为守护的地位。但是他也没有自立新的守护,也没有谋求让自己成为守护,而是去交通京都幕府,接近细川高国扶立的将军足利义晴,得到了使用“毛毡鞍垫、使用白笠袋”的特权,并让嫡子受将军偏讳,取名晴景。他打算在以将军为顶点的身份秩序中,取得同直属将军的守护大名的同等地位,而牢座越后国主的交椅。 但是,为景的权力始终只是个空中楼阁,他并没有取得国内大小渠帅的信任,表面上他安座着头把交椅,底下却是暗流涌动。1527年,细川高国被柳本贤治为首的丹波军逐出京都。高国的敌手细川晴元、三好元长等人拥立足利义维成立了“界幕府”。此事件标志着细川高国政权的垮台,通过高国政权得到政权合法性的为景顿失其靠山。守护上杉氏的有力支族上条定宪抓住这个机会,在1530年举兵,号召众人起来打倒为景。上田长尾氏和房忠子宇佐美定满、以及扬北众都响应上条起兵。会津芦名氏侵入菅名(新泻县村松町),以鱼沼和中越、下越为中心的反为景势力也借机兴风起浪。为景大窘,情急下居然想出了求天皇赐下分国平定纶旨来平息当面兵乱的昏招。这当然起不到任何效果,山穷水尽的为景只能引退。他在1536年8月将家督让给了嫡子长尾晴景。 晴景缓和了父亲的激进路线,首先他尊重守护上杉定实,让定实下发对国众的安堵文书,自己只发一张奉书,致力于绥靖各反对势力。但是1538年定实的养子问题引发了伊达氏的“天文之乱”,其余波波及越后,晴景无力镇定。他的弟弟长尾景虎却从而展露头角,他得到了古志长尾氏等中越、下越地方势力的支持。逐渐势压晴景。为此上杉定实出来调停,让晴景把家主位子让给了景虎。1548年12月30日,景虎入春日山城掌握了权力,谦信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要拉拢国人,就要承认他的领地的合法性。为此需要对其发放在家督相续时的领地安堵状和新的封地分封状。前者因为只是保障新家督能够保有世代相传的领地支配权,不管怎么说都是是和国人结成了消极的关系,对于此而言,后者更有积极地要求国人作为对于恩典的回报而服从国主军役的要素在。但是问题是不管是守护和守护派两者哪一派胜利了,他们都没有实力去将对手斩尽杀绝,为使守护家延续,他们只有尽快结束战乱。所以他们无法施行这一普遍的战争游戏规则——没收敌人的土地,满足我方将士的需求。 长尾为景能够对国人行使的政治权限无外以下几条:段钱的赋课、催促出兵、另外就是纠纷的裁判权。这并不出守护的原有权限。他们虽然通过掌握了守护的经济基础——负责段钱征收的段钱所和守护料所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办法进行检地。 1520年越中守护畠山尚顺向越后方面求援,他不止向府内长尾提出了援兵请求,还向古志长尾房景和中条藤资请求援救。另外为景就此事也同房景也提出了“合力”和“同心”的请求。从此役后房景在越中的战功是通过为景向房景报告这点来看,可以认为为景确实掌握了越后国军的指挥权,这也是为景国主地位的一个象征性表现。 举个例子,在1557年第三次川中岛之战时,谦信在决定出兵信浓的2月26日里,向扬北众的大渠帅色部胜长请求出兵,信中便称:“虽说是应深思熟虑,但还是夜以继日地等候您率兵参阵”。3月18日谦信虽还是出信催促,但是胜长还是按兵不动。在谦信本队抵达善光寺的4月21日谦信对胜长又去一信,信中说:“近来只是待您速速参阵,无论如何都希望您率兵出阵”。此足可说明即便到了谦信的时候,他也并不能硬性地动员非嫡系的势力,只能等待他们的自发协力。仔细一想,后来谦信在越中、上野地方的方面大将,不是河田长亲这样的近幸直臣、就是毛利北条高广这样比较早地服从谦信的一小撮国人。 下、关东出兵的意义 对于越中也是一样,因为也是年来的老关系,他对越中守护代神保氏和国人椎名氏的对立,派遣使者加以调停,并以此为契机在1560年第一次出兵越中。当然,这也不尽是为了“大义”,他对北陆方面的用兵,更大程度是为了打通北陆的水陆流通道路,因为他和越前朝仓的关系一直不错,只要排除了越前和越后之间不肯合作的势力,他无疑能将整个北陆日本海一面的航道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连年的关东出兵“越山”也是一样,其发端自然是被北条氏康赶出上野的管领山内上杉宪政的来靠,为了“大义”他又不得不有表示。 1560年3月,谦信出兵越中,将神保长职暴打一通以断绝关东出兵后顾之忧,上杉宪政便借谦信大军凯旋的机会要求出兵关东,这时恰巧房总的国众正木时茂送来了里见义尧的求援信。谦信遂决定出兵。他在整顿领国的工作完成之后,在8月下旬正式奉宪政出征关东。在9月上旬兵进上野,传檄诸将称:“因为北条,东国战乱不绝,军士万民皆为苦恼。为攻打北条以息干戈,须重兴古河公方和关东管领的统治,为此吾遂奉戴宪政关东入国而出兵”,号召反北条势力的大联合。他接收了箕轮城主长野氏的支城厩桥城且在此过冬,在2月下旬以小田原为目标而南征。此时其军力涵括了关东七国,近世的战记物称其兵力达到了十余万之多。当然这不会是真实数字,但是这时谦信旗下已有了一支空前规模的大军这一点并不假。北条当然不会傻到和这样的大军去硬碰,他们从开头就采取坚守各据点,且骚扰上杉军后方的战法。弄得谦信师老兵疲,诸将也不愿再打下去。这场轰轰烈烈的小田原征伐战遂以虎头蛇尾而告终。当然对于越后人来说这仗倒真不一定是“负担”,因为此时越后国内正闹饥荒,谦信就借着这个机会,将大量的剩余人口动员到军队里来跟他到关东“就粮”,他再发德政令来安抚国内矛盾,一举避免了天灾带来的政权危机,而把灾祸整个转嫁到了北条头上。 谦信在小田原撤围以后转进镰仓,在那里正式从上杉宪政弄到了上杉家总领和关东管领的名分。在这里他并没有干脆的接收这些名分,而是让诸将上演了一出“全体一致推戴”的戏码。这和当初他的假隐退采取的手法如出一辙。顺带一提,这场戏更在关东武人心灵的维系点——鹤冈八幡宫的神前举行。这更是渲染了它的隆重色彩。 他虽然出身在越后的守护代家,并且在事实上否定了旧守护的统治。但是他并没有绝对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来超越且君临于国内诸如蒲原郡司山吉氏和古志郡司古志长尾氏、及扬北的本庄色部、中条黑川之类的国人。所以他只能通过国人的推戴和誓书来担当越后的国主。在关东,他必须通过上杉宪政这个权威标志才能指挥佐竹、里见、佐野这样的大小渠帅。他是在国人、大名的同心合力,也就是在一种一揆的契约秩序下确立自己的权力的。 但是即便这样的政权形式确是古色苍然,但他并没有向幕府寻求守护职或是关东管领职的补任。他为了让和国人和东国诸大名处在同辈立场上而被埋没自己能够从一揆的海洋上浮上来,虽然需要将军等旧政治权威的认证,但绝不能认为他的权力还是通过这些“职”才得以实行的。他在幼年曾经目睹父亲被国人联军逼到走投无路的窘状,认识到将军朝廷等旧权威力量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以他还是将自己的权力基础扎根在地域之中、在地域的领主权之上。这足证谦信政权不是室町式的权力,而是战国时代的新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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