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秋祭，时在七月十五”之论证
---再证曹雪芹生于1715年7月17日
前些天，我在《红楼艺苑》网上发表了一篇红楼梦研究方面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随笔二十*红楼梦中的历史投影》，文章中提到“黛玉秋祭，时在七月十五”。对此，有些红迷朋友感到一头雾水。---当然，这也难怪他们，因为我对此论的提出，没有具体的论证。本来我想，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我无须去浪费精力、笔墨，专门论证；再者，文章七弯八拐，分散主题，也不是什么好事。但，现在看来，此“黛玉秋祭，时在七月十五”，当详细论证才好，因为这里面，不仅牵扯到贾敬之死，更牵扯到宝玉生日。
贾敬暴亡，是突然发生的事情，先前没有丝毫预兆。贾珍妻尤氏，因身边一时没有个得力男人相助，只能“独艳理亲丧”，她让人飞马报信，然而掐指算来，贾珍奔丧回到贾府，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又因“目今天气炎热，实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择了日期入殓。……三日后便开丧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场来等贾珍”。---小说交代很清楚，贾敬死后三日便入殓了，并非有人认为的“人死后七天带煞，不宜挪动”。
六十四回开头，写“贾蓉见家中诸事已妥，连忙赶至寺中，回明贾珍。于是连夜分派各项执事人役，并预备一切应用幡杠等物。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一面使人知会诸位亲友”。这句中“初四”，指的是七月初四，因为后文写到“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也未可定”。可不知为什么，这七月初四是明确无误的事实，有人却非要说指的是六月初四。---当然，怀疑是可以的，但我们必须要用事实来说话。
小说写贾珍“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如果这“初四”指的是六月初四，则与后文“黛玉秋祭”相隔足足一个多月，既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小说的实际表述。小说表述中实际上写得很清楚。我们且看下面这一段话----
**至未申时方到，将灵柩停放在正堂之内。供奠举哀已毕，亲友渐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宾送客等事。近亲只有邢大舅相伴未去。贾珍贾蓉此时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旁藉草枕块，恨苦居丧。人散后，仍乘空寻他小姨子们厮混。宝玉亦每日在宁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园里。凤姐身体未愈，虽不能时常在此，或遇开坛诵经亲友上祭之日，亦扎挣过来，相帮尤氏料理。
上面叙述文字告一段落，下面紧接着写----
“
一日，供毕早饭，因此时天气尚长，贾珍等连日劳倦，不免在灵旁假寐。宝玉见无客至，遂欲回家看视黛玉，因先回至怡红院中”。
如果我们把上下文仔细阅读，认真思考，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两者之间，相隔时间并不长。三五天不行，但十来天是差不多的，绝不会相隔一个多月。这就牵扯到“黛玉秋祭”，到底是七月初七，还是七月十五？答案应该是明确无误的：黛玉秋祭，当在七月十五。为什么呢？因为一、我们上面说了，两段文字，从语气、内容衔接上看，相隔不止三天；二、“七夕”乃情人节，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均如此。黛玉哭哭啼啼搞“秋祭”，实乃于情理不合，何况，下文还写到黛玉秋祭的第二天，贾母、王夫人等人过宁府中来，“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早有贾赦贾琏率领族中人哭着迎了出来。他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走至灵前，又有贾珍贾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痛哭。”（贾母、王夫人于七月十六为贾敬特地赶回贾府。七月十五当是宁府中人先祭奠。在荣、宁两府间充当联络员的人是贾琏。）。
因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再罗嗦几句。六十四回开头的“初四”，毫无疑问是指七月初四。如果是六月初四，则往前推半月余，贾敬死期是在五月十八，出殡日期按五七计算，当在六月二十三。此日期在黛玉作《五美吟》的七月之前。故“六月初四”一说，明显是错误的。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上面二点，我们不能说不重要。但下面第三点，实是更为关键的。因为宝玉“不由的低头心内细想，若是同那一位姊妹们闲坐，亦不必如此先设馔具。或者是姑爹姑妈的忌辰，但我记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肴馔送去与林妹妹私祭，此时已过。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也未可定”。宝玉所想，可以证明黛玉并非祭爹妈，也不是同哪一位姊妹们闲坐，当然更不是点香熏衣服之类。宝玉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最终只能因“七月瓜果之节”，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想着黛玉或许是祭祖先。这“祭祖先”，是笼统的、含混的话，并不局限于爹妈。事实上，小说写宝玉猜来猜去，最终还是“也未可定”，留下回旋余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黛玉伤心落泪，在七月瓜果之节搞“秋祭”呢？我们说，任何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黛玉尽管见花落泪、见鸟伤心，但伤心也好，落泪也罢，总有个引发的原因。如果说，黛玉“秋祭”那天，不是七月之鬼节，怎么可能？“七夕”，则根本不可能引发黛玉“秋祭”。根据小说后文表述，我们可知黛玉在七月十五为“五美”伤感。她悲伤之余，写下《五美吟》。此“五美”，实是天下所有薄命女儿的总代表。
黛玉并不是祭爹妈，这一点，不仅有宝玉所想可证明，在小说中亦有明文表述。小说写宝玉到黛玉屋内，说“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些了？气色倒觉静些，只是为何又伤心了？”黛玉回答，“可是你没的说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伤心了？”
宝玉笑道：“妹妹脸上现有泪痕，如何还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来多病，凡事当各自宽解，不可过作无益之悲。若作践坏了身子，使我……”。宝玉的话，当然是对黛玉真情实感的流露，但问题出在宝玉把黛玉“秋祭”对象并没有搞清楚，故“黛玉起先原恼宝玉说话不论轻重，如今见此光景，心有所感，本来素昔爱哭，此时亦不免无言对泣。”
黛玉的《五美吟》，实是写在奠祭之前，因为雪雁有话，“我们姑娘这两日方觉身上好些了。今日饭后，三姑娘来会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没去。又不知想起了甚么来，自己伤感了一回，提笔写了好些，不知是诗是词”。而宝玉在凤姐处稍坐一会儿之后，才进潇湘馆院门，“只见炉袅残烟，奠余玉醴。紫鹃正看着人往里搬桌子，收陈设呢。宝玉便知已经祭完了”。由此，我们可见，黛玉《五美吟》与“秋祭”是紧密关联的，它们正“成龙配套”，而此与“春秋荐其时食”并不冲突，因为每逢春秋祭祀，得向祖先进献时鲜食品。“五美”，是早已去世的古人，称她们为天下薄命女儿的祖先，并非不妥。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即黛玉“秋祭”，并非祭爹妈，而是祭“五美”，时间，乃是七月十五。
还有一点，我想指出（尽管有重复之嫌），“七夕”，只能使人联想到情人相会或乞巧，而不会使人联想到什么“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或者是姑爹姑妈的忌辰”之类。宝玉只能在七月十五，联想到“上秋祭的坟”，“姑爹姑妈的忌辰”，那才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七月十五，从古到今，乃鬼节。而此“七月十五”，与“择于初四”；与“贾母贾珍贾琏在宁府痛哭贾敬”等等，都是一脉相承、一丝不漏的，于情节上来说，也是一泄到底，水到渠成的事。
再有一点，我想说，贾珍奔丧到达铁槛寺，应是在七月初三清晨。因为六十四回开头，写
“连夜分派各项执事人役，并预备一切应用幡杠等物。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如果贾珍不是七月初三到达铁槛寺，而在七月初一、或初二，那就用不着“连夜”，“择于初四”等等。正因为要赶在第二天便将灵柩请进城，才会有“连夜”行动。这应该说是很明确的事实。
我们照此思路，就可知贾敬之死的具体日期。也就是说，七月初三，贾珍奔丧回到贾府，则我们倒推半个月，当是贾敬之死期。七月初三往上推半个月，乃六月十八，而宝玉生日，是在贾敬之死的前一天，故宝玉生日，当在六月十七，换成公历，乃7月17日。我们根据其他各方面线索，可知宝玉生年在1715。所以，宝玉生日，乃1715年7月17日。此在我看来，乃证据确凿，毫无疑问。
或有红友会认为，贾珍奔丧，回到贾府，“至早也得半月的功夫”，这“半月”，只能作参考，不能作确定无疑的数据。这话说得有道理，但问题在于贾珍、贾蓉奔丧过程中，一分钟都没敢耽搁，不仅“星夜驰回”，而且“连夜换马飞驰”。再说了，我们不把这“半月”作依据，还能找到别的什么依据么？至少，这“半月”，是我们推断贾敬之死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吧！（另一重要依据是贾敬出殡日期在七月十五黛玉作《五美吟》之后“数日”，这“数日”，理当不超过十天。）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此需要说明。根据《北平指南*第七编》记：出殡日期无定，通常于死后七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引之。富者则停柩三七，或五七。贾敬不用说是“富者”，但“富者”最高停柩乃五七，也就是说，日期满三十五天便出殡。
我在上文说了，贾敬是死于六月十八，三十五天期满，当是七月二十三。我们看贾母、贾珍、贾琏等人在宁府大哭是在七月十六，距七月二十三，不过七天时间。
根据小说描写，贾母在哭贾敬的当晚即“头闷目酸，鼻塞声重。连忙请了医生来诊脉下药，足足的忙乱了半夜一日。幸而发散的快，未曾传经，至三更天，些须发了点汗，脉静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药调理”。此时已是七月十七日。然后，“又过了数日，乃贾敬送殡之期，贾母犹未大愈”，审其语气，“数日”、“贾母犹未大愈”，则一二天肯定不行，三四天犹觉勉强，只有五六天以后，才感觉相差不多。而七月十七加上六天，是七月二十三，此与我们考证出贾敬出殡在七月二十三正相合。
但现在有人往往把“做七”与“出殡”相混。实际上，“做七”是人死后每隔七天要祭奠一次，与“出殡”概念不一。也就是说，“做七”与“出殡”是各不相扰的两件事。人出殡后，并不妨碍继续“做七”。
还有一个问题，红迷朋友或许会疑惑。作为贾珍儿媳的秦可卿，她怎么七七四十九天才出殡？难道贾敬不比秦可卿高贵？----这问题可真问到了节点上！说起来话很长，但我们长话短说。
须知，秦可卿乃贾府国贾珍之皇后。她影射着日后作中华皇后的贾元春。所以，秦可卿要比贾敬高贵许多。我们看秦可卿丧仪，不比贾敬来得要隆重得多，场面也要大得多？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红楼梦，就可知秦可卿享受的是皇后的丧仪，与乾隆妻孝贤皇后丧仪类同。（据清史记载，孝贤皇后享受的可是国葬。）
最后，顺便说一下宝玉生日为何不“艺术”的问题。我们知道元春生日是正月初一，探春是三月初三，黛玉是二月初二。总之，都非常“艺术”。可这些人生日很“艺术”，是因为小说构思的需要，主题表达的需要。换句话说，是曹雪芹特意安排的。他们是小说中人物。---当然，有红友要说，宝玉岂不是小说中人物？这话，说对也不对。因为宝玉确是小说中人物，但他又存在作者的面影。最关键的，是因为宝玉落草时，口中所衔“宝玉”，乃作者本人幻化物，也就是说，宝玉口中所衔宝玉乃是作者本人曹雪芹（即“真宝玉”）。
如此一来，宝玉生日也即是曹雪芹生日，两位一体，密不可分。如果曹雪芹有心要在小说中暗写自己的生日，则宝玉生日就不可能“艺术”，而需要实话实说。我们正从这一点上，可推断曹雪芹准确的生日日期，因为宝玉生日在贾敬之死的前一天，而贾敬之死，作者是可以自由安排的。曹雪芹利用贾敬之死，隐晦而又曲折地暗点出了自己的生日日期，可谓匠心独运，构思巧妙。当然，有人说贾敬之死影射雍正之死，但这与曹雪芹生日，并不冲突。
宝玉生日既要实话实说，当然就不可能“艺术”。有人把曹雪芹生日定于“芒种”；也有人把曹雪芹生日定于“夏至”；也有人把曹雪芹生日定于“端午”；总之都人为地艺术化了。他们论证曹雪芹生日，我当然认为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但把曹雪芹生日艺术化，我觉得应该算是个问题。
附记一笔。说宝玉生日在芒种，明显是不对的。因为此与宝玉下凡时“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根本对不上号。事实上，芒种节乃总花神黛玉之死期。说宝玉生日在夏至，也是明显不对的，因为夏至距六十四回开头的“初四”不合。这“初四”，即便是指六月，但与夏至相距不足半月，贾珍如何已奔丧回到贾府？尤氏明明说贾珍回到贾府“至早也得半月的功夫”。说宝玉生日在端午，照样不对。因为此意味着贾敬死于五月初六，贾敬死后三十五天，当出殡，此时，不过六月十一。即便退一万步说，贾敬死后四十九天出殡，时间也只是在六月二十五。这“出殡”还是抢在了黛玉作《五美吟》之前。黛玉作《五美吟》，小说可明确点明是在“七月瓜果节”！
或许有人会打抱不平：别人论证曹雪芹生日，你都能从中挑出致命的毛病来，难道你论证曹雪芹生于1715年7月17日，就挑不出致命毛病来？----当然，我不敢保证。但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我没有以上三说所存在的明显的致命伤。我给出的“7月17”，与“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八字是完全吻合的；与“初四”相距半月余是一丝不差的；而与其相连、顺其而下的贾敬出殡，又恰好落在黛玉七月十五作《五美吟》之后的“数日”内！！这至少可以肯定，我论证曹雪芹生于1715年7月17日，基本上不会有大错。或曹雪芹生于7月16日？当然也不敢彻底排除。
---以上这些话，或许有人会说我太自负了，其实呢，我不过是表明自己的自信而已。红学家们不表态，我只能“自吹自擂”，作个广告。
事实上，曹雪芹在第一回就把自己生日的所在月明确无误地告诉了全世界。这就是宝玉下凡时“烈日炎炎，芭蕉冉冉”。配得上这八个字，三、四月肯定不行；五六月也觉勉强；唯流火七月，才算够得上味。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宝玉生日时，湘云醉卧芍药茵。于是，有人认为7月17，芍药花瓣不该飘落湘云身上，但这是小说，我们不能太过于拘泥。至于其他“扇子、杏子、夹袄、裤袜”等等，取来证明宝玉生日的做法，我认为实不可取。这是因为其中模糊之处太多，不确定因素亦太多，它不能为我们提供较为准确的日期，因而不具说服力。---当然，作为一种参考，是完全可以的。
但我们放着准确可考的“七月初四”不用，放着曹俯给朝廷上的奏折不用，岂不犯傻了么？曹俯在一七一五年三月七日给朝廷的奏折上，分明说曹墉妻马氏“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换言之，曹雪芹当出生在六月上旬或中旬。此乃阴历，换成公历，乃7月上中旬，与我们考出的曹雪芹生日在7月17日正相合。可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正视这些确凿可靠的证据，甚至不愿承认这些证据！有人用“杏子、夹袄”之类作文章，可偏偏看不见宝玉生日时“天长夜短”、“芳官满口嚷热”！难道这些不比“杏子”之类更具说服力？！（完）。
王根福
200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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