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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中等收入群体 蔡昉 编者按 广义再分配政策包括保护财产权和调动每个群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推进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体制改革，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形成针对各个特殊人群的扶助政策体系。这类政策看似不能从市场上得到直接的回报，然而从中国经济和社会整体来看，政策红利则是十分显著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 蔡昉 有缺陷的中间群体 人口学意义上的中间群体，如果不能真正转化为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尚不能发挥橄榄型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其中的一些群体还会成为新的贫困人口。
例如，一个值得关注且与人口变化趋势相关的中间群体是农民工。自从中国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后，普通劳动者工资加速提高，农民工是主要的受益者。2015年，外出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已经达到3072元，按购买力平价美元估算，每天工资收入已达29美元，即使按照一定的家庭赡养比来修正，平均而言农民工家庭也成为了中间群体。然而，他们还是一个有缺陷的中等收入群体。
与城镇户籍居民相比，外出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不够，与雇主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仅为39.7%；农民工未能充分、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工伤保险为26%，医疗保险为17.6%，养老保险为16.7%，失业保险仅为10.5%。因此，他们作为全部人口的中间群体，其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出来。
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群体，有不尽相同的烦恼甚至焦虑。即使处于较高收入组中的人群，仍然为日益高企的房价、年幼子女的入托入园、学龄孩子的高质量教育忧心忡忡。处于较低收入组的人群，则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技能跟不上岗位调整的步伐、赡养老人以及自己未来的养老烦恼不已。更具体来说，各类群体各有各的烦心事，农民工为在城市的户籍身份困扰，年轻夫妇抱怨生育二孩的负担，大学毕业生面对着就业的不确定性。固然，这些烦恼大多属于成长中的烦恼，然而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迫的时间表着眼，仍需实施更大力度、更广泛意义上的再分配政策，才能在各类人口群体收入提高的同时，增进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再分配政策 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疾风暴雨式的劳动参与率扩大和收入增长阶段已经过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多地需要靠再分配政策，把人口意义上的中间群体转化为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
这里所说的再分配政策，同时包括狭义和广义的社会政策概念。首先是指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诸如具有累进性质的税收政策等狭义再分配政策。例如，28个收入差距较小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就是通过再分配政策，将基尼系数平均从再分配之前的0.47缩小到再分配之后的0.30。从税收制度改革入手进一步有效调节过高收入，也有巨大的调整空间。
更重要的是，广义再分配政策包括保护财产权和调动每个群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推进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体制改革，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形成针对各个特殊人群的扶助政策体系。这类政策看似不能从市场上得到直接的回报，然而从中国经济和社会整体来看，政策红利则是十分显著的。
第一，实施这些政策产生的结果，直接服务于发展的目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体现。正如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能仅仅用GDP度量一样，一个家庭的幸福感也不单纯表现在收入水平上。以政府为主提供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基本公共产品，可同时在社会整体和个体层面增进公平公正及经济和社会安全感。
第二，如果从社会回报而非私人回报角度着眼，这类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能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获得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多年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教授海克曼，在20世纪90年代曾登门造访财政部高官萨默斯，请求政府为贫困家庭3-4岁儿童的早期教育买单。萨默斯开玩笑地问：你什么时候成了社会民主党人，意思是说这种诉求具有民粹主义色彩。海克曼严肃地回应道：政府支出的每一分钱都会以加倍的幅度得到回报。他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因为他所依据的是得到充分检验的教育经济学规律：相比其他教育阶段，学前教育具有最高的社会回报率。 本文来源: 《今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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