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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读经典 | 《诗品》

2017-05-25  上善若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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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读《诗品》
曹旭 | 文


作为“百代诗话之祖”,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章学诚语),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双璧。《诗品》中的诗学史观、诗歌发生论、诗歌美学和批评方法论,都垂远百世,沾溉后人,对我国文学理论、诗歌理论以及日本和歌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奠基诗学的意义。


《诗品》的作者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齐永明三年 (485) 秋天,钟嵘入国子学。因好学,有思理,明《周易》;得到国子祭酒、卫将军王俭的赏识;但长期充当幕僚,做掌管文翰的工作。


《诗品》的产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当时五言诗蓬勃发展;社会上文学鉴赏、文学批评风气兴盛;士大夫有很盛的著书文化风气。同时是钟嵘富于天才的创造。


《诗品》共品评汉迄齐梁一百二十三位诗人:“上品”十二人(古诗算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此数字实包含了钟嵘的结构思想与良苦用心。


《诗品》的体例,分三品论诗人。“上品”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诗人;“中品”略次;“下品”则为次要诗人。在论述上,“上品”较详,“中品”次之,“下品”较略;重要诗人专论,次要诗人合论。大抵以源流相同,风格类似,或以帝王、父子、君臣、女诗人、沙门僧侣为归。


整个《诗品》分序言与品语两部,互为表里,互相发明。其整体框架,横向以三品论诗,纵向先溯其流别,再逐一品评自汉魏迄于齐梁的诗人。这种结构形式,横向可见历代五言诗人之优劣,纵向可观五言诗歌之发展。发展分建安、太康、元嘉三阶段,分别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轴心,辅之以刘桢、王粲、潘岳、张协和颜延之,使一百二十多位诗人连成一个流动的整体,勾勒出一幅自汉迄梁的诗歌史。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


钟嵘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主要包括诗歌发生论、本质论、诗体论、创作论和诗学理想等几个方面。


诗歌发生的根源,钟嵘认为首先是“气”的作用:“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人的性情受气的感荡、物的触动,就形成独特细腻的内心感受,用吟咏的形式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就形成了诗歌。“气”,既是抽象的东西,是充盈于天地宇宙间蓬蓬勃勃的元气;又是具象的东西,是大自然的萌动,能触于物而感于心。《诗品序》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四季感荡人心的诗歌发生论,已是西晋以来诗论家的共识。如陆机《文赋》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但诗歌发生,并不仅仅是由于四季感荡,在四季感荡之外,社会生活中的人际感荡,同样是诗歌发生的重要原因,首次明确提出这一理论主张的是钟嵘。他在阐述四季感荡之后,《诗品序》又说: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盻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


由于气的发动,四季迭相更递,万物盛衰变化;社会动荡不宁,人际悲欢离合。这一切,都使人心变得更敏感,使情愫变得更丰富,最后产生了驰骋情志、抒发情愫的诗歌。


与此紧密关联,钟嵘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性情的,是人内心情感自然地流露。基于对诗这一本质的认识,诗当与经国文符、撰德驳奏有本质的区别。


“思君如流水”(徐干《室思》),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曹植《杂诗》),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张华断句),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谢灵运《岁暮》),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在创作论上,钟嵘强调诗中“赋、比、兴”的作用。与汉儒的诠释不同,钟嵘给“赋、比、兴”下了新的定义,使它更接近审美,更接近表情达意。他重新解释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钟嵘主张“赋、比、兴”三种方法应酌而用之,避免因单用某种方法而带来的弊端。《诗品序》阐释说:


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诗经》是四言体,出于对《诗经》的信奉和崇拜,不少诗论家仍视四言为正宗,瞧不起五言。包括刘勰的《文心雕龙》也这么认为。钟嵘则以为五言是四言发展的必然结果,今人多习五言,是因为五言形式在表达感情方面比四言更为优越,更有回旋的余地,也更具滋味,其摹状写物,也更详切,更具审美价值。


李徽教《诗品汇注》


在汉魏至齐梁一百二十多位诗人中,最能体现钟嵘诗学理想的诗人是曹植。钟嵘从曹植的诗歌中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想,又以对曹植的理想化,使自己理想的诗学得到体现。其中“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正是钟嵘诗学理想的核心。钟嵘在内容情感上要求“雅”与“怨”的结合。在诗歌的体制风格上,他又要求“质”与“文”,“风力”与“丹彩”等美学要素的统一。在批评实践中,钟嵘正是以这些美学尺度来品衡古今诗人的。


钟嵘重视的“滋味”说,说五言诗体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刘勰对“味”的论述,只是论某个作家或论其他问题涉及到,钟嵘把“滋味”放在《诗品》的中心,贯穿始终,且与诗歌的本质论、发生论、文体论、创作论等交融在一起,成为诗歌审美和诗学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钟嵘《诗品》批评方法论垂式千秋。


《诗品》既是一部诗学理论著作,又是一部诗学批评著作。《诗品》用得最多的是“比较批评”“历史批评”和“摘句批评”法。


在运用“历史批评”法时,钟嵘把所有的诗人总属《诗经》、《楚辞》两大系统,分隶《国风》《小雅》《楚辞》三条源流,按时代先后,世有相因,人有嗣承,如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如评《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评刘桢诗:“其源出于《古诗》。”评阮籍:“其源出淤《小雅》。”评李陵:“其源出于《楚辞》。”在一百二十三人中,钟嵘追溯了三十六位诗人的礼貌特征和风格渊源,包罗了《诗品》中重要和相对重要的作家,来代表整体、系列和完美。


“摘句评论法”的核心在于“断章取义”,无论景语、情语,只要凝炼,概括性强,可断章取义即可。可以个别代一般,一句代全章,兼有暗示、举例、鉴赏等作用;《诗品序》末标举历代五言警策者,或举篇名,或以佳句指代,如:“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者也。”均为其例。此外,《诗品》有时也兼用孟子的“知人论世法”等等。


《诗品》流传千载,对后世文论、诗论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对唐诗和唐代诗论的影响,除影响的外在形式和诗歌美学,还通过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皎然《诗式》等显示出来。他们的品评,多有祖袭、搬用《诗品》的痕迹。


除了诗歌的发生论、本质论、创作论,“滋味说”以外,在批评方法上,《诗品》对后世的影响也同样重要。《诗品》被推为“百代诗话之祖”。明毛晋汲古阁本《诗品》跋称《诗品》为“诗话之伐山”。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称:“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


《诗品》不仅对我国齐梁以后的诗论产生影响,还流布海外,对日本的汉诗,特别是和歌,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天长四年(八二七),良峰安世等总其成的日本汉诗《经国集序》中,就有模拟《诗品》成句的痕迹,表明其时已有传入的可能。


日本宽平三年(890),陆奥守藤原佐世奉敕编纂《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就有对《诗品》的著录。


日本《古今和歌集》是继《万叶集》之后,第二部有重大影响的和歌总集。延喜五年(905),由第六十代醍醐天皇下诏编选,延喜八年至十三年,纪贯之等进呈;选诗一千一百余首;前后有纪贯之所作“真名序”(汉文序)和“假名序”(和文序)。这两篇序文论述和歌的起源、社会功用和本质特征,揭示了和歌发展的历史,品评历代歌人的优劣,划时代地提出了一整套和歌创作及和歌批评的理论;奠定了日本和歌美学的基础。因此,一千多年以来,不仅“二序”被日本人奉为圭臬,视为珍宝,每每称引;纪贯之本人也受到日本诗学界普遍的仰戴,并被尊为和歌理论和散文文学的开山祖师。但纪贯之的《古今和歌集序》,是在全面学习、继承、祖袭钟嵘《诗品》的基础上构建的。


纪贯之《古今和歌集序》对《诗品》亦步亦趋地模仿,对诗人的品评,都与钟嵘《诗品》的语言相同。


《古今和歌集》开其端,历代日本天皇都下诏编纂和歌,其中大部分和歌集序,都不同程度地受《诗品》影响。可见钟嵘《诗品》传入日本,已与日本民族文化、审美心理融合,并已和谐地进人日本民族独特的美学结构之中,成为日本和歌精神与日本民族审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解《诗品》东渐及对日本汉诗、和歌的影响,正可考察中国文论走向世界,影响和形成“周边文明”的历史进程。


中国是一个诗国,清理我们的诗歌理论尤其重要。而钟嵘《诗品》的理论价值及在文学批评史上与刘勰《文心雕龙》并称双璧的地位,即此可成定论。


研读《诗品》,可资参考的书目主要有:台湾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日本高木正一《钟嵘诗品》、韩国李徽教《诗品汇注》、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诗品研究》《诗品笺注》。


(“怎样读经典”由中华读书报、杭州骉马文化传媒公司联合推出。本文作者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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