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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距离艺术家朱乃正逝世整整三天，位于北京门头沟、九龙山上的一栋房子里，设置着老先生的灵堂，这里也是先生生前在北京的居所。 曹星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同时也是在艺术家朱乃正生命的最后六年里，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女人，静静的坐在一边。一袭黑衣，一条素色的围巾，眼镜后面是红肿的双眼和疲惫的神色。在这样的时间、地点来打扰这样的一个人，着实让人觉得唐突和不忍。但是出乎我的意外，她用极低极细，却又格外平和的声音回答我“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需要说些事情、记录下来吧。”于是我们开始了这一段跨越回半个世纪前的对话…… 最幸福的就是这几年 雅昌艺术网：听说先生最后这几年经常就住在你和孩子们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家里，孩子们现在知道这个事情了吗?他们现在怎么样? 曹星原：我给儿子打电话说朱老师不在了，老二接的，就不回答了，不说话了，后来又打电话老大接的，我说弟弟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我说你把电话给弟弟，给了弟弟，我说你没有告诉哥哥朱叔叔的事吗?他说：我怎么说?就哭了。 雅昌艺术网：看来孩子们跟他很有感情 曹星原：我们在一起生活得非常幸福。一次朱老师签证有问题，我就找了律师问怎么办，律师说可以让周围的朋友、认识他的人都给他写一封信，建议加拿大政府允许他呆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发动身边朋友给政府写信，我儿子也要写，问我妈妈我们写什么，我说你随便写，跟政府说你们为什么希望朱叔叔他在这儿，大概二十分钟拿下来一封打好的信，儿子当时就十一、二岁，很小，看到前三句，我就(哽咽)现在想起来还(流泪) “从小我们就没有体会过很深的父爱，朱叔叔来了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父爱。虽然他不是父亲，但是我们希望政府可以给我们留下来，他是我们唯一的父亲。”后来把所有的信收集到一起，送到律师那儿，律师说就这一封信加拿大政府就瘫软了，足够了，太动人了。 雅昌艺术网：朱先生自己也应该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幸福。 曹星原：朱老师说这是他一辈子最幸福的几年，对我和孩子来说也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几年，真正知道家庭生活可以和谐到什么程度。朱老师后来腿骨折，出去吃饭，朱老师喜欢到饭店吃有点儿特色的，每次门口有台阶，两个儿子都不让他下来，就直接一边一个端着轮椅，不管有多少楼梯就抬上去，所以他们自称为“我们是朱叔叔的人工自动升降机，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升上去”，他们不是一种要给人看，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我愿意这么做。
雅昌艺术网：您和朱先生最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曹星原：你要全部的故事吗? 雅昌艺术网：如果您愿意讲的话 曹星原：好像一直都认识，我知道他，十四岁的时候就知道他。 那时候他的《新曼巴》刚出版，他的水粉画是如此漂亮，我那个时候也是疯狂地喜欢画画，于是就买了纸，买了水粉在那儿临摹，但是有两点我一直临摹不好：一是云彩的背光，怎么临那些云彩看起来越临越难看，那种感觉就是临不出来;第二个问题是旁边最右边的小孩的脸，又红，但又不是那种红，不是“文革”期间的红，可是又不是不红，那种微妙的感觉，这个度的把握我怎么都模仿不了。 雅昌艺术网：您现在还记得这么清楚? 曹星原：因为我临了无数遍，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好看的画，你看到一张这么漂亮的画，你觉得怎么会画到这样，所以我临了又临，都临不好。 雅昌艺术网：后来就这个事情问过朱先生吗? 曹星原：当然，而且我还跟他开玩笑说那个小孩是不是你照着我画的，大家都说像我(笑)。 雅昌艺术网：后来是怎么样开始认识的朱先生?开始有了往来? 曹星原：也没有什么秘密，大家都知道。我是82年大学毕业，那时候还没毕业，快毕业了，82年年初1月份，我们系里的一个老师，刘去病老师他喜欢古诗，常常跟我唱和，觉得好玩，又一次他就跟我说中央美院来了几个老同学，我带你去他们那儿坐坐，就去了，刘老师跟这三个北京的老师就介绍我，当时也是很多溢美之词，大家就越聊越高兴，朱老师好像很关心我，现在想不起来他问什么问题，总觉得他老在问我问题，喜欢看什么书?有什么看法?等等一大堆，突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我们王德威院长，院长进来一看我坐在那儿马上就着急了，你不是雕塑系的学生吗?我站起来说是，现在10点过10分你不回宿舍，10点熄灯，我说我这就回去，赶快站起来收拾东西就走，“你这就叫违反纪律，把你的名字给我!”好像他跟我发了一点脾气，我真吓坏了，第二天早上要点名怎么办，这个时候朱老师从床上跳下来慢悠悠地说：“我送你”，王德威都瞪眼看着我们走出去，我得意的不行，朱老师就一直给我送到学校门口，印象很深，站在黄黄的路灯下他跟我挥挥手，还很洋派，那个时候他风华正茂，珠圆玉润(笑)。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两个星期收到他寄来的一批书，又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他的信，问我寒假干什么?我说没有安排。“那到北京来，给你介绍一些老先生。”我来了，他带我到常玉林先生家，张安之先生家，我就在北京呆了一个寒假。好像就是挺高兴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浪漫，根本没想，他是老师，他画得那么好，能对我这么好，已经激动的不行了，见到他就挺高兴的。 后来好像4月份他又去了一趟杭州，约我陪他去看看杭州，刚好我在做毕业创作，时间比较自由，带他到武夷山、凤凰山、九席十八涧，这儿走、那儿走，后来他就回北京了，就一直保持联系，后来好多年以后他跟我说他当时离开杭州的时候蔡亮老师要送他，他说我不要你送，曹星原送，当时蔡亮眼都直了，看我大半天没说话。 84年他画完《屈原》以后跟我说有一个北京美展，要我再拿一张作品，我画了这个你看怎么样，看他画了一张画，两个人坐在满天的星星下，我说你怎么画起这张?他说你看怎么样?我说挺好，他说还看出什么来了?我说看不出来，挺浪漫的。他说你起个名字吧，我说那就我的名字吧《星原》，他说聪明!但是那时候不敢，最后叫了《夏之梦》，所以其实都没有说什么，只是有感觉而已，那个年代有点儿迟钝，即便对他有什么想法，恨不得包得严严的，不敢流露。 雅昌艺术网：这分感情即使在最后，也没有想要一个结果吗? 曹星原：他无数次说等到条件许可的时候他就跪下，问我：是不是按西方的礼仪跪下，我说对啊跪下(笑)，后来他骨折之后我说饶你一把，放你一马，不跪了，站着也行，这一直是他的打算，而且他在遗嘱上也是这么表达的。7月10号他让他的律师把他的遗嘱给我看，因为在人过世之前是不可以看遗嘱的，因为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我必须替他处理，他请律师授权给我看遗嘱的复印件，我很惊讶，他从头到尾一直是称我为亲人，而且一直是希望能成为夫妻，这是他的意愿。其实我刚刚成为自由身，需要在国内登记的手续还没有来得及办，就一步之差。打算是已经很久了。 先生的人格魅力最打动人 雅昌艺术网：了解朱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人缘极好，爱喝酒，广交天下朋友，对于在青海21年下放改造的这一段历史，我记得他自己说，那不仅不是他生命中的苦难，反而是一个大存折，才有了他日后不断提取的资本，这种豁达应该也是您敬仰爱慕他的原因吧? 曹星原：非常豁达，这方面受到的感染的太多了，这是其中之一，再给你举一个例子，2011年他身体还不错，我说今年夏刚好有一个空档，我们去一次青海，要不然再没有机会了。我说如果让我来写朱乃正我不去青海我没法写，如果让我写朱乃正，我不跟朱乃正去青海很遗憾，正好你陪我去一趟，所以他咬咬牙陪我去，高原他呼吸不好，我们带着氧气，带着各种东西上了高原，十天转了一圈，看到很多东西，这里边有很多感人的事，最感动人的事情是我们叫了老朋友们来吃饭，我们请了四桌，青海的老朋友，一听说全涌来了，你们自己互相招呼，我当然不知道谁是谁，带了个本把桌子画上，张三李四挨个问，记录他们跟朱老师怎么认识的，我一个一个地问，像你问我一样。 雅昌艺术网：您是在为朱老师做一些资料的积累? 曹星原：对，我肯定要给他写一个比较完整的传记，包括展览，原来讲叫回顾展，现在只能叫遗作展，做完之后这些作品的梳理，捐赠肯定是我来做，所以这些基础工作都得做。 雅昌艺术网：当时发生了么事情让您特别感动? 曹星原：当时想请他们谈谈跟朱老师怎么认识的，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只要说一件两件，非说不可的故事，我知道都有，这个时候一个人满头汗，我觉得很奇怪，青海那么冷怎么满头汗，他就一直抹他的额头说：“我先说，我很对不起朱先生。” 我说：“为什么?”“文革我带着造反派斗他。”我快从椅子上掉下来了，这样的人还敢来，我看他我都替他不好意思，我都接不下话去了，我看他我手停下了，难怪他直冒汗说不出话来，他说：文革我带着造反派斗他，朱兄不但不怪记，文革后期我倒霉的时候，他站出来支持我，没有他，我更倒霉。我有一个出国的机会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懂得，厚着脸皮写了封信到北京问他，到大使馆办签证怎么办，他不但一路帮着我，还送我一套西服，还给了我一些美金。他说这种情况，我必须来，我惭愧，我感动!”这是最典型的 “黑白东西”——为先生操办的最后展览，作品全部捐献美术馆 雅昌艺术网：去年年底12月，您策划的“黑白东西”展，成为先生最后一次个展，那时候在现场我记得朱先生自己还说，这就是一个家庭的聚会，还请来了自己80多岁的姐姐，那时候先生的身体怎么样?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吗? 曹星原：事实上“黑白东西展”是我的策划和打算，当他8月底做完第二次治疗之后，我担心，因为医生跟我说这次治疗比较成功，但是不可能超过5-7个月，你做好打算，当时是8月底，从生病时间算起顶多当时年年底11月份。 我一想很紧张，我必须让先生有一个展览，他还没有做回顾展，在那种情况下，我如果给他做回顾展我可以做出来，但是他心情会不好。我就想出这么一个专题展，当时还真的第一次我们之间闹了矛盾，他不让我做，我说我一定要做，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固执，你做这么多展览已经很累了(当时还在做“吾民吾土”的系列展)，不能再让你继续累，无论如何不能让你做，累垮了怎么办，我说我不怕累，我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冲动，我一定要做出来，我说我这辈子不跟你争执，但是这件事我一定要做。 我是怕他没有最后的这个展览，而且我还怕我做完了，他已经不能参加了，或者是他已经病到很重，想参加不能参加，最后还好，还是上天眷顾，不但做了，而且展出很成功。最后我觉得先生身体这么不好的情况之下，这样经典的作品不能随便放在一般的美术馆，所以我就告诉他：这个展览完了捐到中国美术馆比较好，让美术馆自己去做，我们已经没有力量了，这个时候我要守在你床前24小时，我不可能把这个画拿回来，少一件都是大的损失，这个展览是精挑细选，仔细推敲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做得比较有意义。站在今天这个时间回头看，虽然我非常难过这个变故，但还是一个安慰吧，就是我没让老爷子失望。从艺术上、从生活上、从感情上是非常满意、非常幸福的。 雅昌艺术网：当时是我参加的这个展览报道，印象特别深的是您把央美美术馆那个高挑空荡的三层展厅布置成“家”的格局，有客厅、有书房……特别温馨，现在看来，也是有意有心这样做的是吗? 曹星原：对，还有庭院等等。每个展览不能只是把画挂一挂，要体现这个艺术家的特点和你要做这个展览的理由，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是觉得他不是一个虚张声势的艺术家，他是一个看起来很低调，内心很坚强，追求很高远，但是并不是嚣张地表露，有很多艺术家可能表露的很多，有时候接不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与其把他放在一个装腔作势的大展厅里，不如把那个展厅，那个展厅本来也不好用，但是很漂亮，不如把那个展厅分割成家居形式。我记得当时我还和他开玩笑，我说朱老师，不知道你的人觉得你非常有钱，知道你的人知道你不过尔尔，但是我可以断言的是，您这辈子也住不上这样的大豪宅，这次在这个展厅里让你享受一下(笑)。 完成先生最后的展览遗愿 雅昌艺术网：虽然大家都还沉浸在朱先生逝去的悲痛中，不过相信对于先生巨大的艺术财富以及其他身后其他事情的处理，也都在进行中，您这边在做的有哪些安排? 曹星原：这六年跟朱老师一直在一起，尤其到后来他得病以后，基本上完全24小时在一起，去年8月发现的病，发现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因为想他以积极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朋友们才决定不要告诉他，在这一段时间尤其是最后一段时间，也可能他自己有感觉，我们也开始讨论一些问题，这么大的艺术家何去何从。 他在以前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自己做一个艺术馆，因为我自己是研究美术史的，我比较熟悉，我说全世界我看过的个人美术馆，除非有雄厚的家族资金，其余的没有一个好结果，最后都不知散落何处，这个事过去很难经营，我们再看周围已经建立的个人美术馆，结果也未必令人满意，所以我就建议作品干脆慢慢的分成几组，几大组，每一组里边都有代表性的速写、素描、水彩、油画、水墨、书法，都有，最经典的一组给中国美术馆，其次中央美院、国家博物馆、再海外，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美术馆，已经建立经营运转良好的美术馆都应该有他的收藏，他也非常同意这种做法。所以我们早就开始把他的东西分类、整理了。 可是事情发生的很突然，仓促之下，在朱老师最后的一个星期，跟他商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你能够亲自做两个捐赠，而不是我们代替你，所以就打了电话给美术馆，范迪安馆长、钱明祥书记，还有诸迪司长都来了，朱老师亲自捐赠，他的“黑白东西”这么一个最经典的展览全部作品，除了借来的作品以外，全部给了中国美术馆，代表了他整个艺术的一个特点——他把油画融到了中国审美概念里边，把中国的书法用笔用在了油画里边，这是他对二十世纪美术最大的贡献。 而且送到中国美术馆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中国美术馆没有他的书法，以前是油画家只收油画，国画家只收国画，这次破例油画家什么都有，也是把美术馆未来的走向也改变了，将来建新馆肯定不再是油画家、什么家，是另外一种文化思维，这种做法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有他参与主持现在做的“吾民吾土”一共有六个展览，已经做了五个，最后一个地区展，还有一个全国的，我知道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在温哥华我已经请他把剩下的部分序言和展题都写好了，他毛笔手书，这是唯一的一卷手书，而且同时在他手书的时候拍了两张照片，我要求出版社一定把照片排进去，因为非常特殊，这是老先生最后一个展览， 另外我们现在呆的这个房子，我提建议说趁你还健康，建立一个朱乃正艺术研究交流中心，他非常高兴，而且把这个牌子都自己写下来了，到时候刻成匾就行了，我们还到门头沟工商局办了手续。所以这个地方将来基本上保持原样，一些私人的生活用品可以拿掉一下，基本上保持画室的模式，将来办一些小型活动，接待一些艺术家。 见证新中国美术史的特殊艺术家 雅昌艺术网：您自己也是研究美术史的，对于朱先生又是再熟悉不过，对于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应该也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 曹星原： 他是代表象征了新中国美术最近的六、七十年的一个典型。他是1953年进美术学院的，他是1949年进北京，上中学的，1949年，他其实几乎是见证了新中国到今天整个一段历史，而他所见证的历史和靳尚谊先生见证的历史不一样，他见证的历史又和其他老先生见证的历史不一样，他不属于轰轰烈烈的，他是属于很不顺的，打成右派，很多右派，几百万右派，有几个能活下来的?有多少很健康活着回来，事业还没丢的?不会超过一半，在这一半里边又有多少之后还有发展de ?我认识很多右派艺术家回来就没有发展，他不但有发展，而且上升到非常高的艺术地位，甚至比很多境遇很好的人更好。 把他放在中国这六、七十年的这段历史当中看，他折射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变化，艺术政策的变化，对待人的变化，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对自己文化的变化，都在他的一生当中。当年李苦禅没有工作，因为他是画国画的，画花鸟的，他和社会没有关系；周思聪最想画山水，最后领导说你的基本功比别的同学好，你画人物吧，可以更好地宣传社会，这是当年的文艺政策，他经历了这些，最后走到了“黑白东西”展现了这么一个境界，实际上也象征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美术史。 他最近几年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带领油画艺委会，做展览，做教学的改革，都扩展了一条完全站在自己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的二十世纪的一种重新思索的道路。今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中国美术史写到今天绝不可以没有他！ 采访中曹星原称呼朱乃正一直是朱老师，敬仰之情溢于言表，采访后她特别挑选了朱先生这张照片给我用，因为“显得很可爱！”她告诉我，在北京的这个居所是二层小楼，在朱先生最后一段时间，身体原因出入多有不便，为此她特别购置了一处平房，并做了精心的设计，几近完工，但是斯人已去，竟没能等到入住的这一天。最后她说“户主我写的是朱老师，我不会再改了。” （编辑：张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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