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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古代都城变迁的轨迹和因素!

 空明苑 2017-05-26

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都城,然而在我国古代却出现了首都和陪都并存的现象。

我国古代王朝定都,大都基于地缘政治、军事防御的考虑,所以另设陪都用来补充首都某些功能的不足。这种陪都现象的存在,在我国历史上称为陪都制,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在政治制度上的创举。

浅谈我国古代都城变迁的轨迹和因素!

古代都城地形图

首先出现的陪都就是东西控制型“两京制”——两汉时期长安与洛阳的角色互转。

汉朝是继秦朝后第二个大一统王朝,国祚四百零五年,分为前汉和后汉两个时期。但现代学者习惯将刘邦建立的汉称为“西汉”、刘秀建立的汉称为“东汉”,这种叫法其实是根据两汉各自都城的方位来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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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和洛阳地形图

公元前206年,刘邦受封“汉中王”,并在之后的“楚汉相争”中打败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国号为“汉”。

刘邦初时定都洛阳,群臣拥护,认为“其固足可恃也”。但不久,刘邦改变了想法,将洛阳设为陪都,而定长安城为首都,在这里谋臣张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汉书·张良传》记载,张良认为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长安则“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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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平原

到了建武元年(公元25年),洛阳终于迎来了身份上的转变,由陪都成为首都。

这年的六月二十二己未日(公元25年8月5日),和更始帝刘玄决裂的刘秀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河北省柏乡县十五里铺)即位称帝,国号“汉”,以表明自己是刘姓正统和汉家重兴;同时定都于洛阳(东都),定长安(西都)为陪都。

两汉都城,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中“两京制”的代表,进一步说是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代表。

所谓“两京制”,就是设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国前期都城制度的主体,其始于西周。当时西周为了加强对殷商地区的控制,以自身生存之地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为首都,另建陪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据商都殷城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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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和洛阳的地理位置

刘邦设首都于长安而立陪都洛阳,刘秀反其道而行之,使得长安、洛阳角色互转,这实际上是先秦时期周朝实施都城东进战略的继续。

刘邦之所以选择长安作为都城把洛阳作为陪都,是因为当时关中是秦朝的龙兴之地,秦朝的影响力并未从根本上消失,都城设于秦朝旧都咸阳附近有利于稳定国势,这在中国传统的堪舆术上叫作“压王气,镇龙脉”。

刘秀选择定都洛阳而陪都长安,是因为长安乃刘汉开基肇始之都,不忘旧都即不忘根本,这在讲究正统的古代是相当重要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关中的物产资源已经不能支撑首都长安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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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镇咸阳

其次是“两京制”向“五京制”的转变——唐肃宗设洛阳、太原、凤翔、成都四个陪都。

唐武德元年,隋义宁二年的农历五月(公元618年),李渊接受隋恭帝杨侑禅让称帝,定都长安。隋唐时期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首都,但其功能和名称屡有更改。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长安“初曰京师,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复称京师,肃宗元年曰上都。”

但这个时期要特别注意,高祖杨坚受禅北周建立隋朝后,定都长安称大兴,洛阳是陪都。杨广登基后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迁都洛阳,长安又成陪都。

这是因为运河的开挖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洛阳处于中原,也是运河的中心地带,比地处关中的长安优势的多,所以隋唐两朝的国都和陪都犹如走马灯,轮换的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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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长安城比较

作为一国之都,长安为何名称有这么多的变化?这与唐朝在不同时期陪都的增减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李渊建唐后,初仿隋东都制,仍视洛阳为陪都,后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东都。

其实洛阳的地理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李世民继位后,重新提升洛阳的政治地位,下令重修洛阳宫。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李治恢复隋制,重设洛阳为东都,正式赋予洛阳以国家政治副中心的陪都地位。

武则天代唐自立成大周皇帝后,洛阳的政治地位又一次被提升。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洛阳被武则天易名为“神都”;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后改“唐”为“周”,干脆定洛阳为首都,长安反成了陪都;同时,再设武姓故里并州(今山西太原)为“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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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及周边都城遗址

李隆基登基后改东都为东京,此时的长安称西京。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李亨设4个陪都,即东京洛阳、北京太原、西京凤翔、南京成都,此时的首都长安改称“中京”,唐朝形成了“五京制”的格局。

在东汉以后,抬高帝王出身地(帝乡)和发迹处(龙兴之地)成为一种光荣的例行选择,于是在两京之外便多出了“一京”。唐朝集“两京制”和“多京制”于一身,是中国古代都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成熟兼转型期。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都城由前期“两京制”转向后期“多京制”的变化轨迹相当明显,这种转身是时局变化和统治者为加强统治的需要,也说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已不再适合公元八世纪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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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

而唐朝以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基本结束了使命,环抱护卫型“多京制”开始流行起来。

环抱护卫型“多京制”——北宋设“四京”;辽实行“五京”制。

北宋的首都为汴州开封府,即今河南开封市,时称“东京”,宋初仍实行隋唐的“两京制”。赵匡胤即帝位后,设陪都西京,与东京相对应。需要注意的是,北宋的西京并不是唐时的长安城,而是距宋祖陵所在巩义较近的唐东京洛阳。

此后,北宋又设立了南京(不是江苏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两个陪都。应天府和大名府,一南一北,故称“南京”、“北京”。这样北宋都城实为“四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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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四京”

与宋一样,北方的辽、金也实行了“多京制”。

以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为例,以上京临潢府为首都。先设辽阳为南京,后改为东京,重设幽州为南京,称燕京;再设云州为西京,又以大定府为中京,形成了各有分工,功能齐全的“五京制”模式。

但这个时期,即使宋、辽、金及后的蒙元实行的是“多京制”,但发挥作用的还是南北平衡的“两京”,如金国的上京与中都,蒙元的上都与大都,都是一北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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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四京”

这一时期在都城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把元大都(今北京)的政治功能和地位给挖掘了出来,此后以北京为首都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成为主流。

南北平衡型“两京制”——明设南京为陪都,清设盛京为陪都。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中国陷入了一定时期的混乱局面。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年仅三十九岁的朱元璋在金陵(今南京)登基称帝,国号”明“,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并定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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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直隶和应天府

朱元璋十分看重都城建设。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设开封为陪都(行在),称为“北京”,一度欲迁都于此。还派太子朱标前去汉唐故都所在的关中勘察,朱标回到京师后“献陕西地图”,后因朱标早逝,建都关中的设想作罢。

朱棣“靖难”登基后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即设北平为陪都,改称“北京”,改京师为“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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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天府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开始全面营建北京城,并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正式迁都北京,同时设南京为陪都,形成了南北“两京制”。

明朝还有一座中都凤阳,史书记载“中都丰镐遗,宫阙两京陟。千里廓王畿,八屯拱宸极”详细描绘了明中都当年的盛景。

虽然明中都有“规制之盛,实冠天下”的称号,但实际上并没有承担起政治功能。因为中都后来变成明朝的“皇家监狱”,只要是皇族有罪的人都被关在这里守着祖陵,因为这里埋葬着朱元璋的父母、祖父辈,所以明朝是名副其实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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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都遗址

明朝是中国古代都城南北平衡型“两京制”的流行时期,这个时期一北一南的陪都已不再有东西控制型双都模式中的同等地位,陪都的政治分担功能弱化,政治象征意义突出。如朱棣称帝后的南京,虽然有完整的机构,但实际上已流于形式,更多的是许多高级官员养老的地方。

深受明朝影响的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定都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陪都盛京(今沈阳)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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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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