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导读 在多年的读书、教书过程中，曾有过许多念头闪现，而且一些念头自认为很独特，很好，但大半因为忙碌、少半因为懒惰都没能诉诸笔端。等时过境迁，再想提笔，已惘然若失，不能成章。一时的想法真像小鸟，忽地飞来了，也忽地飞走了，飞走就不能再捉住了，必须一出现就捉住关在笼子里。 孙立权简介 东北师大附中首席教师，吉林省语文特级教师，吉林省语文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吉林省语文学科带头人，吉林省首届“长白山教学名师”，吉林省教育科研型名教师，东北师大文学院特聘教授，语文教育专业研究生导师，吉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从教20多年来，在全国各地执教公开课上百节，为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师做专题报告上百场。他从1999年开始探索的“语文教育民族化”教改实验（主要包括“两年教背古诗词300篇”“批注式阅读”“读整本的书”“启迪灵性的札记体作文”等）影响广远。他提出的语文的“言语／文化观”，语文教育发展的“三阶段说”，“表现性教学”与“再现性教学”、“教学性备课”与“非教学性备课”以及“深度语文”的概念，“自养为主，外铄为辅”的教师发展理念，“让理性以感性呈现”的教学主张，“从游式教研”的理论，均切中肯綮，富有创见。 孙立权作品 语文教育札记20则 我的语文观——言语／文化观 语文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言语/文化。语文的表层结构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准确的叫法是言语，包括叶圣陶先生说的口语和书面语两种；语文的底层结构是文化。如果语文是一只手，那么言语和文化就是手背和手心的关系，是一体两面、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虽然吕叔湘先生有言：“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跟游泳、打乒乓球等等技能没有什么不同的性质……”，但我个人认为，吕老的话在一个层面，即言语层面看，是对的，而且这种技能和游泳、打乒乓球一样，必须反复训练才能熟练掌握；而从另一个层面看，吕老的话似有偏颇。我想，使用语文还是（或者更是）一种文化运作，那么它跟游泳、打乒乓球就有了本质的不同。语文课上，一方面要在言语层面训练技能，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另一方面，要以语文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去涵养学生，给学生以文化熏陶，让学生既有思想文化的吸收，又有思想文化的创造。这就是我的语文观——言语/文化观。 “再现性教学”与“表现性教学” 数理化教学更接近“再现性艺术”，可称为“再现性教学”；语文教学是“表现性艺术”，可称为“表现性教学”。相对于教学内容这个客体来说，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语文教学不应单纯反映教学内容，再现客体，更应表现主体（师生）的思想、情感、愿望。语文教学内容当然有一些可供理性分析和掌握的东西（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等），但语文教学内容更有许多是必须以心灵、直觉去体验和感知的。这就像中国诗歌虽也讲究格律（平仄、对仗、押韵等），但更讲究意境或境界。语文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可供理性分析和掌握的那部分，便相当于诗的格律，而另一部分——必须以心灵、直觉去体验、感知的那部分，则相当于诗的意境。数理化教学求真，求形似，教者必须能把数理化的教学内容真实、准确的摹仿再现出来。而语文教学一方面求真，求形似，另一方面更求美，求神似，求心领神会，求自得其乐。有个艺术创作与欣赏的故事：法国野兽派画家马蒂斯请苏联作家爱伦堡观看非洲黑人用骨头雕的大象，爱伦堡表示喜爱其中一个象鼻和象牙都向上弯曲翘起的。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大象象牙是不会向上弯曲翘起的，而黑人艺术家为了审美的需要，雕刻时改变了客观现实。而这一改变恰恰使作品更加生动，吸引了爱伦堡。语文教学就好比艺术创作与欣赏，有时为了表达某种特定的审美感受，为了突出人的主观感受，而可以放弃对客观事实的如实再现。语文教学可以让大象象牙向上弯曲翘起，而数理化是科学，数理化教学只能让大象象牙如实地向下弯曲，否则就成为知识性错误。 “从游式教研” 明代学者宋濂《送东阳马生序》有言：“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这句话里有两个求学动作——“从”“游”。从者，跟随也，即从师。游者，交游也，即交往、交流、学习，合起来叫“从游”，即从师受业。早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用“从游”一词来定位大学教育。（详见《清华学报》13卷1期《大学一解》一文）受其启发，我提出“从游式教研”。教研组犹水也，其中的老师犹鱼也，老师的教学教研行为犹游泳也。鱼有大小，经验丰富之老教师或学有所长的教师犹大鱼也，经验缺乏的年轻教师或教有所困的老师犹小鱼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谓“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此吾所谓自养与外铄相结合之佳境也。欲臻此佳境，教研组之“水”就不能是一潭死水，必须是源头活水，是知识文化之水，是生命体验之水。鱼儿离不开水——离开会死，教师也离不开教研组——离开也会“死”。所谓“濡染”，必须在水里才行。从游时濡染之时间既久，游出了感觉、感受、创造力，就会从有意识达到无意识之境，从强制达到非强制之境，从刻意达到不刻意之境，亦即从外铄达到自养之境，这是一种水到渠成、非刻意而成的境界。当达到从游的自养之境，小鱼就极有可能超过大鱼，大鱼变成老鱼在旁边点头微笑——“从游式教研”的完美图景诞生了。 补：一个老师濡染在教研组里，有时是大鱼，有时是小鱼，即是说在这方面是大鱼，在那方面可能是小鱼。 以“从游式教研”构建科学共同体 “从游式教研”的目的是力争将教研组变成科学共同体。因为老师们在一个教研组里从游既久，互相濡染，接受了近似的专业训练，钻研了同样的教学文献，共享了价值文化、态度和行为方式，就能形成托马斯·库恩所说的“科学共同体”。 教什么与怎么教 讲语文课，有大能耐的老师愿意在“教什么”上下功夫，有小能耐的老师愿意在“怎么教”上下功夫。这就跟写小说类似，大作家愿意讲深刻的故事，小作家愿意在怎么讲故事上着力。 教什么比怎么教重要 语文教育中，教什么比怎么教重要。写进教科书的不一定都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许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没有写进教科书。语文教师必须知道这一点，才能对教材大胆取舍。 教师不能成为教材的奴隶 教师不能成为教材的奴隶，不能亦步亦趋地跟着教材走。是跟着教材走，还是让教材跟着自己走，这是使用语文教材的重大问题。我始终认为，教师（也包括学生）是教材的主宰，对教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课文不只是个“例子” 叶圣陶先生说“课文无非是个例子”。的确，课文有例子的特点，是读书作文的例子。但我的看法是：课文不只是一个例子，它和数理化课本中的例题有不同的性质。一篇篇课文成为学生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学生“精神的底子”，会影响几代人的文化心理。所以，不能什么作品都进入教材。我们教师可能无法阻止某些作品进入教材，但我们可以像垃圾一样把它们扔掉。 持久性的作品与流动性的作品 语文必修教材应只选或多选持久性的作品，不选或少选流动性的作品；应只选或多选死人的作品，不选或少选活人的作品。语文读本中可以持久性的作品与流动性的作品兼顾，死人的作品与活人的作品并收。必修教材应该选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作品。这种作品的价值，活人的常常不及死人的，活人常常干不过死人。当代人的作品干不过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柏拉图的《理想国》。 长篇名著和大师专集也是教材 教材不等于教科书，一切教和学的材料都是教材。对于语文课来说，零金碎玉的篇章是教材，长篇名著和大师专集也可以当教材。可以说，多少年来，我们没有把长篇名著和大师专集当教材，这是语文教学的巨大缺憾。 语文教学不重在教学了多少知识 大概是德国史学家考尔夫（Korff）说过：历史的意义，不重在探求外延，而重在探求内包。我想，语文教学亦如是，不重在教学了多少知识，而重在探寻心灵的内涵，包括作者、作品中人物、教师、学生以及一切生命的心灵的内涵，而这内涵以语言文字为表现形式。 “他者”视野 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从外部，从另一种陌生角度观察我们自己，才能看到许多从内部无法看到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外在之物作为我们自己发现自己的“他者”。语文教育也是如此。我们跳出语文教育，从其他角度反观语文教育，一定会有新发现。同时，语文教育界外之人对语文教育的看法，我们也应重视，不能以外行之见而不予理睬。 爬楼梯与坐电梯 如果把语文学习比作上楼，那么上“语文学习”之楼只能一步一步爬楼梯，不能图快坐电梯。语文学习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因为学习语文不仅是一个学习知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培养情感、熏陶审美、学习做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是自然的，慢慢的，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语文学习之楼没电梯，所以也就不能坐电梯。强行开电梯通道，费力不讨好，而且很危险。 为人生而上课 凡语文课，其中皆有语文老师之生命与精神，否则不能成功。语文课是语文老师自己人生的反映，是老师心灵的表现。只为上课而上课，是上不好的，必无力。为人生而上课，始能臻佳境。 以“初涉心态”“直观课文” 现在，语文教师备课时最缺少的是：带着初涉心态去直观课文。佛教禅宗的禅师常开示弟子说，学禅要有初涉心态。我的理解，所谓“初涉心态”，就是在尽量排除生活积累的意义和观念的状态下去体验生活。教师备课时，比如读一篇课文，如果把自己当成初涉者，把自己既定的成见抛开，像读陌生文章一样凭直觉去读，那么常常能在文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常常能眼界始开，洞幽烛隐。禅学把带着初涉心态去体验生活叫“直观万物”，那么我这种备课法不妨叫做“直观课文”。 “非教学性备课”与“教学性备课” 我心目中的备课分为先后两个过程：非教学性备课和教学性备课。先是“非教学性备课”，即“目中无人”地备。这时要抛开一切教学因素（如教师、学生、课标、教法等），而以一个普通鉴赏者和研究者的身份阅读课文，研读课文，圈点批注，查阅资料。这是准备“一桶水”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教师就不能在备课中得到丰厚的积累和灵性的启迪。然后是“教学性备课”，即“目中有人”地备。直到这个时候，才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考虑教什么，怎么教。这是从“一桶水”中取出“一杯水”的过程。现在语文教学中的实际情况是：许多教师一开始就进行教学性备课，缺少非教学性备课的铺垫，结果是教师桶里水太少，所以也就桶里有多少，就给学生倒多少。长此以往，将导致语文教师和语文教学的平庸化。我把“非教学性备课”看作提升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手段，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始终认为，语文专业素养好的老师，教得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语文专业素养差的老师，教得再好也好不到哪里。 备课是“为己”还是“为人” 读《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忽然想到备课问题：备课是“为己”还是“为人”？有人会说，当然是“为人”，是为了教育学生，为了学生的发展。我以为，就语文来说，只“为人”而备课是备不好的，更要“为己”而备课。所谓“为己”，就是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通过备课先要使己立己达，然后才能通过教学立人达人。“为己”之备课，亦即我以前说的“非教学性备课”。 让理性以感性呈现 理性是语文的一翼，感性则是语文不可或缺的另一翼。而且，语文教学的奥秘在于：让理性以感性呈现。比如只说“一清二白”，使人知而未见，属理性；如曰“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则令人如见。“小葱拌豆腐”即是感性，让“一清二白”以“小葱拌豆腐”的方式呈现，这就是让理性以感性的方式呈现。《易 系辞上》说“立象以尽意”，就是说当“言不尽意”，即一般言辞无法充分表达深邃的思想时，就使用具体可感的事物来展示思想。“立象以尽意”，甚合我见。比如在古文中遇到学生不认识的“圹”字，如果直接告诉学生这个字读“kuàng”，“墓穴”的意思，学生印象不深，记不牢。我是这样教的：我小的时候，邻家有老人死去，大人们拿着铁锹、镐头去挖墓穴（当时农村都是土葬），他们说是去“打圹子”。当时我不懂，后来认识了“圹”字，才恍然大悟，“打圹子”就是给死人挖墓穴。——我给学生讲了一个故事，把“圹”的知识嵌在里边了，这就是让理性以感性的方式呈现。这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策略。 语文老师的通病 语文教师的通病：吆喝什么不是卖什么的。讲语法，我们不是语法学家；讲修辞，我们不是修辞学家。讲文章，我们不是文章学家；讲写作，我们不是写作学家，不是作家。讲文学史，我们不是文学史家；讲文艺理论，我们不是文艺理论家。我们只好自许为“杂家”。 语文老师的又一通病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流而不知其源。这是我们语文老师的通病。比如，讲《归去来兮辞》，我们可能会给学生讲欧阳修的一句话：“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但如果有学生问：“老师，欧阳修这句话从何而出？”则我们绝大多数老师茫然不知，我们不知道这句话出自宋代李公焕的《笺注陶渊明集》。我们患这种通病也不能多怪我们。语文课程的“杂”的特点让我们在这门课程面前永远感到自己渺小，永远左支右绌。应试教育，各种无聊的会议、培训，无情地剥夺了我们读书的时间，让我们变得浅薄，甚至滋生一种“浅薄的傲慢”——浅薄而不自知，无知无畏，自以为是。 本期责任编辑：王春（张玉新导师工作室第二期学员，任教于东北师大附中） 导师简介 导师简介 张玉新，1963年生。特级教师、教授、博士。吉林省教育学院高中部语文教研员。吉林省教育学院“张玉新导师工作室”主持人。入选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曾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二十年，是来自教学第一线的教研员，秉持“原生态”教学观，是“语文教育民族化”主张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导师工作室教研模式研究”获吉林省第四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荣获“吉林省第十四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吉林省首届中小学“双十佳”教师、首批学科带头人、首届科研型名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职教语文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吉林省教育学会高中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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