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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细节和楚文化十问《思美人》

 潇潇雨ekg9m5f4 2017-05-26




刘玉堂


问:有人说春秋战国时期姓和氏是有区别的,那么,屈原能否被称为“屈原”? 


答:这个问题问的是中国古代的姓氏之别。司马迁曾在《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怀王熊槐为本家。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儿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领,因为瑕王子本来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错,就让他去享用屈邑的物产,人们于是称他为“屈瑕”。由此,楚王为芈姓熊氏,屈氏就成为了熊氏的一个支氏。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不过,魏晋之后姓氏合一,不再存在这个问题。



问:一般来说,我们感觉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而设立的。而《思美人》则在第一集就出现了端午节,如此设置,是否违背了历史? 


答:端午节并非全是纪念屈原。在吴越地区,有人说端午是纪念伍子胥的;浙江一带,则说是纪念曹娥的。种种说法之中,纪念屈原的说法比较普遍。


但并不能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而设立的。史学界普遍认为,至少在屈原生活的时代,民间尤其是楚地已有端午祭祀辟邪祛毒的习俗。 


屈原投江后,人们为了纪念屈原,在端午节这一天以种种方式表达哀思,端午节得到进一步发扬。



问:屈原以前在文艺作品中的形象一直是悲愤忧伤、踽踽独行、郁郁而终的老年人。《思美人》里的屈原从青年时代着墨,着重描写了他意气风发、英姿勃发、青春昂扬的一面,您如何看待这一突破?


答:目前《思美人》对屈原的形象设定,比较符合我心目中的屈原形象。屈原本身就应该是意气风发的,尤其在青年时代。如果没有异于常人的豪气与豪情、傲气和傲骨,他怎会做出那些惊天之举?


屈原的作品中,一直保持着对自然、人生、时局的拷问和关注,在此方面,很少有人可以匹及。后期的屈原,变法合纵,甚而身赴江流,这样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太可能做坐冷板凳。


而且,从事文学的人,很多都成名比较早。这是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如张爱玲所说,成名要趁早。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下对屈原形象的认识,多来自于明代画家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是陈洪绶给屈原定了郁郁而终的老人形象。事实上,屈原的形象,不该如此。认真研读《天问》、《九歌》,就会发现屈子形象并非如此。


《屈子行吟图》


问:在不少人的理解中,楚怀王非常昏庸,但是《思美人》的呈现却并非如此。请问,《思美人》对楚怀王人物形象的塑造符合历史吗?


答:应该说,对楚怀王持有昏庸的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对楚怀王的评价应是“昏而不庸”,楚怀王他本身不是平庸的人。楚怀王其人,恢复了楚悼王、吴起时期的许多法令,调整楚国矛盾重重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抑制楚国的贵族集团的利益。与此同时,他曾北伐魏国,攻城夺地;东灭越国,拓境江东;合纵攻秦之时,他更被推为合纵长。


另外,从屈原的角度来看,屈原内心对美君美政的追求是极致的。这样一位千古诗人,如此拥戴楚怀王,肯定也是因为楚怀王有过人之处。


但是,楚怀王“不庸”,却时常“昏”。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说的就是这一点。历史上的楚怀王,在中后期误信秦说客张仪,毁坏齐、楚联盟,先后败于秦、齐,失去汉中等地;对内误用佞臣,致使国事日非。后入秦被扣,拒绝割地,大义殉国,保住了晚节。一个保住了晚节大义的君王,后世的评价应该更加公允。


谭嗣同先生曾写诗“武关七绝”:横空绝磴晓青苍,楚水秦山古战场。我亦湘中旧词客,忍听父老说怀王。谭嗣同触景生情,抚今追昔,通过诗句表现了对楚怀王的真挚惋惜之情。


之所以众人会误解楚怀王,称其是个昏庸的君王,是有一段时间因为一些文艺外在因素的需要,将楚怀王和宋玉作为屈原的陪衬者来出现,因此,对楚怀王的评价有所偏执。



问:剧中大胆设定屈原并非生于寅年寅月,而是生于不祥之时,所以屈父为保儿子平安,不许他习武和做官。您如何看待编剧的这一改编?


答:这从历史的角度看,应该无多大问题。屈原的出生时间,原本就没有定论,有说他生于公元前340年,也有说他生于341年。《思美人》里面将其出生时间做戏剧性的处理,是为了表现屈原知其不可为而为、抵抗宿命的斗士精神,这样既强化了戏剧的张力,也凸显了屈原的精神风貌。



问:莫愁女在剧中设定为楚国的女子,但是也有说法称莫愁女应是南京人。剧中设定是否符合史实?


答:关于莫愁女的出处,一说是湖北钟祥,一说是洛阳,还有一说是南京。应该这么说,莫愁女本身的出生地与时间,并没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说法,且多存在于民间传说之中。民间版本多个,取其中一种,无可厚非。


钟祥古城郢中在三国时曾为吴国石城戍,历代相沿遂称石城。钟祥石城莫愁女的史证较为丰富,正史的记载,首见于南朝《宋书》。南朝元嘉年间,臧质任竟陵郡守,称“余尝登石城,见群少年歌莫愁谣,因作《石城乐》、《莫愁乐》,咏莫愁故事”。


莫愁女见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该书收录乐府辞及民间歌谣上迄秦,下至唐末,称莫愁为石城(钟祥)人。


传说,莫愁女十六七岁时被楚顷襄王征进宫作了歌舞姬女。由此民间歌舞走进了楚王宫廷。在楚王宫,得以与屈原、宋玉结识,受其指导,歌舞技艺日进。后将古传高曲融屈原、宋玉的骚、赋和楚辞乐声,完成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采薇歌》、《麦秀歌》等楚辞和民间乐诗入歌传唱。寡和高曲《阳春白雪》成为千古绝唱,对后世的乐赋入歌传唱产生了深远影响。上述并无明确史料记载,都是民间传说。艺术创作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衍生和阐发,是合乎创作规律的。


宋朝诗人陈造诗云,“楚郢繁雄亚上都,莫愁风韵未应殊。宋朝的另一位诗人戴复古则写在诗中写道,“宋玉遗踪两苍石,莫愁居处一荒墟


《宋书》是正史,《乐府诗集》等是民间文学著作,相互验证,取莫愁女战国说,也是持之有据。



问:《思美人》剧中的服饰都比较华丽,请您介绍一下楚国当时的服饰文化,包括楚文化里的色彩元素。另外,剧中有些服饰比较飘逸,这符合那个时代的质感吗? 


答:《离骚》中谈到很多服装的描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可以体现出楚人在服饰方面追求艳丽,甚至可以说艳得“一塌糊涂”。


一般来说,关于楚国衣服色彩,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我称为“2+X”,即以红与黑为基础颜色,加上X,X可以是黄、绿、灰;另外一种是,3+X,以红、黑与黄为基础颜色,加上其他的颜色,从而形成艳丽的颜色。 


长沙近郊共发现2048 座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有18座墓集中出土了167件丝、麻织品,其中丝织品有160件;1981年至1989年发掘的湖北江陵九店578座楚墓,出土丝织品17件;1982年发掘之江陵马山1号墓,虽系战国中期一座小型墓,出土丝织品152件,其中完整衣物就有35件,几乎包括了先秦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因数量多,品种全,故有“地下丝绸宝库”之美誉,丝织品的色泽花纹以及其本身反映出的织造技术都令人称奇。


在此之中,包山楚墓发现的战国中后期的丝织品,被我的老师、楚文化大家张玉明先生形容为“轻如烟雾,薄如蝉翼”。尤其是女性服装,时有露和透的特点。故电视剧中的服饰多有飘逸的感觉。



问:在《思美人》小说里,有屈原和孟子、庄子等人论战的情节,还有屈原奔赴武关的情节,可史实中似乎并无相关记载。这样的设计有无问题?


答:庄子大约出生在公元前369年,屈原为公元前340年,庄子比屈原大将近30岁,时间上来算,应是屈原的长辈。庄子去世时间,有两种说法,一为公元前286年,一说公元前275年。而屈原则卒于公元前278年,时间上完全可能有交集。而且,根据《庄子·秋水》,庄子曾经去过楚国,当时楚威王想请他辅佐朝政,派两个使者带上许多珍珠玉帛,在濮水岸边见到隐居在此钓鱼的庄子,庄子对使者打比方说他愿意像保全性命曳尾涂中的乌龟,过着隐居生活。使者只好悻悻而去。因此,屈原完全有和庄子遇到的可能。孟子的生卒年,约为公元前372年至约公元前289年,和屈原也有相同的时间交集。


因此,几人相遇论道,是有可能的。文化创作不同于历史研究,只要不能证伪,便不能说几人一同论战有问题。而且,作为一个反映战国中后期列国风云的电视剧,如果少了这些先贤的论道争鸣,剧作反而会逊色不少。这种处理是必要的,而且是深有意味的。


关于屈原去武关,编剧创作时曾与我探讨过。楚辞界对“屈原放逐,著《离骚》”之事,大多没有异议。怀王时期,屈原曾被流放汉北三年,这点也有许多学者认同。而汉北离武关也不远,屈原如此思念楚怀王,去趟武关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符合人物情感逻辑的。


应该说,电视剧毕竟是艺术创作,要留有合理想象和艺术创造的空间。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可。



问:《思美人》里,将郑袖和南后写成了两个人,但有其他作品里说二人是同一个人。请问,郑袖和南后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答:《战国策·楚策》里曾这样写道,“南后、郑袖闻之大恐,令人谓张子曰,‘妾闻将军之晋国,偶有金千斤,进之左右,以供刍秣。’郑袖亦以金五百斤。”一般而言,历史界多数认为,郑袖和南后是两个人,但也有少数说是一个人。两种说法都有。


在这里要说一说《战国策》。《战国策》系策论,而非战国史,《战国策》本身也有自相矛盾之处。所以,《战国策》有较强的史料价值,但不能完全信赖于它。



问:屈原诗歌具体篇目的写作年份是否可考?如果不可考,他的哪些诗篇应该写作于他的青年时代?哪些诗篇又写作于他的老年?


答:先秦时期很多整理成册的文艺作品,都是后人整理的,这就导致很难对具体作品的时间形成定论。史家研究时,只能根据作者的身世、经历等来考证。


比如,屈原的《离骚》一般理解是在流放之后所作,这个基本形成了共识。


但是,这种考证方法有时也缺乏说服力。比如,少年时期也可能写很老成的诗,尤其是对屈原这种有非凡洞察力和预见力的人来说。


北大的游国恩先生,曾写过一个文学史知识读物《屈原》,但是里面并没有说清楚屈原作品年限。郭维森所著的《屈原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但是也没有绝对的定论。


屈原在十六七岁风华正茂的年龄写出《橘颂》,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采访中,刘玉堂介绍,该剧主创团队早在四年多以前,就多次走访屈原生前的故地,就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多轮细致的研讨,也就剧本中的主要历史问题与历史专家顾问进行了仔细地磋商。刘玉堂认为,该剧以楚国中后期的秦楚相争的历史素材为依托,以楚国的由盛而衰和屈原个人命运为主轴,展现了彼时群雄割据、纵横捭阖的历史图景;故事铺排有史据可依, 踏准了历史节点, 在故事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特征,是展现战国中后期楚国历史和楚文化的佳作。剧中主人公屈原的成长和蜕变,严格遵从了《史记》的记载,屈原的个人命运和家国命运血脉相连,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事实,不仅写出了楚国的历史,也勾画了楚人的魂魄。除了重大历史节点以外,蓝田之战、张仪间楚、白起攻郢、顷襄王东迁等史实的编排也有史可依。


长期以来,作为华夏文化的重要一支长江以南的楚文化一直在影视作品中较少展现楚骚文化更是鲜有触及。刘玉堂认为:《思美人》将楚骚文化形象化、情节化、戏剧化融入到屈原的个人命运和家国命运之中使文化的呈现与历史的诉说相得益彰,具有文化传承意义。


总而言之,《思美人》的创作坚持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历史剧创作模式在历史的缝隙中驰骋创作的气象以艺术的笔触展现了屈原的哀民多艰之情、九死不悔之志、以身报国的爱国精神,遵循历史却又有当下的思考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另外,记者还采访了该剧剧组负责人,剧组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对一些观众提出的关于史料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一概诚恳接受。


过去五年,主创团队如履薄冰,由于工作不够周全,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细节考证上的瑕疵,比如有细心的观众指出的某些人物生活年代以及某些道具陈设的问题。


在后期剧集的播出中,主创表示会尽力弥补和加以修正,并希望观众能体会主创团队弘扬屈子精神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基于历史题材戏剧创作的自身属性,关注剧中人物命运的蜕变和成长和该剧传达的思想立意和精神命题。




刘玉堂其人

刘玉堂,1956年生人,汉族,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刘玉堂长期致力于楚国历史文化研究,公开出版学术专著10部(含合著),主编、协助主编和参与撰写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科研成果多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刘玉堂先后任大型学术丛书《长江文化研究文库》(共55卷)执行副总主编、《荆楚文化丛书》(共40卷)执行主编和《汉江文化史》(共8卷)主编。已出版学术专著包括《楚国经济史》、《楚国的城市与建筑》、《荆楚文化志》等,皆为楚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刘玉堂是中国楚文化研究大家,他是学术界首次全方位对楚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和状况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的学者,对楚国土地、赋税制度和楚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探索尤为精深,深受学界嘉许。他先后担任纪录片《楚国八百年》及青春历史剧《思美人》历史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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