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死”！打工少年逆袭成名校教授

宋远升，男，42岁，中国知名青年法律学者，山东临沂人，博士，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中心研究员、《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副主编。他硕士毕业于比利时根特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你知道这个有着华丽光环的男人，是如何逆袭，从社会底层的泥泞中开出灿烂花朵的吗？

被迫辍学打工，直面人生最震撼的生死

我叫宋远升，1974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苍山县（现名为兰陵县）下村乡孟渊村。即使是在贫穷的乡野，我家也是当地最为贫穷的一户，用家徒四壁形容我家，有过之无不及。因为，我家从祖父那辈就从山东到东北的“北大荒”讨生活，然后又回到山东，再转回吉林。俗话说“搬家三年穷”，如此折腾三次，那点可怜的家底就在来回折腾中消耗殆尽。

我父亲和母亲加一起的学历才小学三年级。早在我六岁起，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就是：尽快辍学，早日为家里提供劳动力。小时候，我比较瘦弱，父母就极羡慕邻家能干活、捡柴的小伙伴，常以他们作为“道德模范”教导我。但父母越是反对我学习，我越是喜欢学习。这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虽然我不是干活的料，虽然家庭条件很不好，但是我从小喜欢看连环画或者任何可以找到的破旧报纸或者杂志。当然，如果我看书报不幸被父亲发现，视他当时的心情而定，我会招来一顿责骂甚至胖揍。但也就是因为我比别人多看了一些书的原因，我在小学的成绩在班上没出过前二、三名。

升上初中后，住校的我生活实在太苦了。每个周一，我都会背一布袋红薯煎饼上学。吃饭时没有任何菜，能够下饭的只有大头咸菜。天气热的时候，红薯煎饼最多两天就会长毛、发霉，即使如此，我也不敢“浪费”，因为“浪费”会导致我余下几天必须挨饿。于是我把变质的煎饼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拍打掉煎饼表面发霉的红黄色或者黑色絮状物，最后用开水泡着吃掉，其滋味之苦涩，让我多年后回想起来还能起一身鸡皮疙瘩。即使如此，我每周挨饿也是常事，因为我正在长个子，有时一顿多吃一点，此后的几天自然就得挨饿。

当时，我一周的零花钱固定只有两角，每天二分钱喝开水，这样就要花去一角多，剩下的七八分钱，我就攒着买些文具。我对纸张极其珍惜，每个字都写得很小，一张纸的正反面写得密密麻麻，针都插不进去。即便我如此节省，到了初二要升初三的时候，我也萌生了辍学的念头。因为，我当时一个学期要五元学费，父亲明确表示家里交不起了。我万念俱灰，想出去打工。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跟老乡一起到山东枣庄，在一座铁矿山上挖铁矿石。那时，我只有十四岁，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标准的童工，但在那深山老林中可没人管那么多。我需要像成年人一样将沉重的铁矿石从矿坑里采下来，然后装到一种很重的特制铁车里面，控制着这种特制铁车，从架在半山腰的简易铁道上风驰电掣一般驶向目的地。

我至今难以忘记那几百米高的垂直悬崖、白花花的太阳、山上随时可能落下的巨石，还有下面是那群衣衫褴褛的民工，我，就是其中最小的那个。也就是那时我发现，想驾驭任何艰苦的体力劳动，唯一的办法就是忍耐。等忍耐大约一个月后，慢慢就会缓过劲来，好像就变得没有那么累了。

如果连下几天雨，工地由于泥泞不能上工，我就会独自找个山坡坐着沉思一会。看到傍晚的炊烟如梦如幻，晚霞在远山处连成一片，我就极度思念我的学校，怀念在校学习的日子。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山东枣庄一个乡镇煤矿上班。那时，我已经十五岁。之所以换工作是因为虽然在煤矿挖煤危险系数高，但收入要多一些。在这家煤矿，每天八小时的超强劳动，每月干满三十天，就能领到300元钱。我每天的工作得在四五十厘米高的采煤面上斜卧着进行，那个姿势之别扭，无法用语言形容。别说是工作八小时，就是在那儿发八个小时的呆，也有很多壮汉做不到。

可我咬牙做到了。每天，我需要将煤从采煤面装到铁车里面并运送出去。装煤时需要用到一种铁铲，如果煤渗透水的话，这每一铲下去，大概就有25公斤以上，而每天我需要无数次地挥动手臂装车。我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每天机械、麻木地装车、将煤车推到下一个地点……这真是一份异常艰苦的工作，然而，我只要假装不辛苦之后，竟然也慢慢适应了。

在煤矿上班，不仅艰苦，而且非常危险。我一个人在一个不通风的巷道工作时，曾经瓦斯中毒过，还曾经躺在煤井下的污水里一个多小时没人发现，后来是我自己慢慢苏醒过来。也是在这座煤井，我的右手被牵引车的铁绳严重挫伤，当时三根指头血肉模糊，几乎没有肌肉了。

重返校园，信念支撑靠学习改变命运

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在南京郊外的一座山上采石头。这是一份更加凶险的工作。其凶险性在于，我们是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半山腰搬运石头，而山顶放炮震松的巨石，经常贴着我的身体呼啸而下。此外，我们需要将一些重达几百斤的石头搬到手推车上，然后将一整车石头推到远处的巨大机器里粉碎。因为天气炎热，我往往只穿一条大裤衩工作，于是，锋利的石头棱角经常把我割得遍体鳞伤。

更痛苦的是，南京的天气和北方似有不同。我在北方的工地上，如果受了外伤，时间不长就能结痂痊愈，不用服药或者包扎，在南京工地却不行。或许是水土不服的原因，我全身的伤口一直不能痊愈，直到过了几个月后辞去这份工作才慢慢好了。

平时，我们的伙食差得要命，包工头提供的菜几乎全是冬瓜，没有一点油水，我几乎将几辈子的冬瓜都吃完了。当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几个工友到当地农民稻田里抓一些小鱼小虾，大的卖点钱，小的就自己吃掉，最大的享受就是用这卖鱼的几块或十几块钱买一大碗肉面。

我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吉林的一家乡镇煤矿打工。在那座煤矿中，我亲眼目睹了一位工友因矿井顶部石头落下，被活活砸死。那件事带给我强烈的视觉震撼与精神刺激，促使我开始深层次地考虑我的未来。我想：即使我能够在这座煤井中赚到一些钱，但是，我有命能够赚钱，很可能没命花钱。这一点不夸张，和我同在这座煤井中上班的同村工友，一共四個人，一个人出矿难去世了，另外一个因工致伤全身瘫痪，补助了一些钱后回到老家，过了不久也去世了……众多工友的不幸命运让我猛然想起初中学校土坯墙头的一行红漆标语：知识改变命运！这六个字如电影的慢镜头一样在我脑海中缓缓播放;这六个字亦如一记皮鞭，抽醒了像牲口一样埋头干活的我。我的脑子突然变得异常清醒：虽然，我还没死，每月还能赚到一点可怜工资，但我过的是虽生犹死的生活！作为一个草根，要想改变命运，唯有用知识武装自己！

有了这个信念，我就要采取行动。1991年底，带着攒下来的600多元钱，我辞职了。当时我没经验，在火车站买票时，将这600多元钱都掏出来了，一位售票员好心提醒我：“我看你年纪这么小，挣钱很不容易吧？怎能把钱露在明处呢？你一定要把钱装好，别被坏人偷走了。”我受到提醒，一路上没敢睡觉，一直把手按在腰间，两眼一直警惕地望着四周，每一个在我面前走过的人在我眼里都变成了“可疑人员”。因为，这笔钱将会在我重回学校读书时发挥作用，如果被偷，我的命运将再次被无情改写。

可是，已辍学打工三年多的我重回校园读书，又谈何容易？我很心虚：这么久没有学习了，已经将原有的知识忘记大半，我还能行吗？可是，走投无路的我难道还能有别的选择吗？我在心底跟自己打气：求学虽然苦，但不会苦死人！只要能使出挖煤的劲头读书，哪有学不会的道理？下定决心后，我去学校找以前的班主任李凌平老师，此时他已经是初中的校长了。当他听说我想回来继续读书时，非常意外，毕竟在我老家那里，辍学好几年又找上门来还想上学的，没有先例。但李校长听我含泪讲述了三年打工生涯经历的风风雨雨后，本来就对我辍学比较惋惜的他马上同意让我重新回校读书。我爸对我的选择特别不高兴，说：“能挣钱了，又回过头来读书，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我无言以对。

没有得到家庭任何精神和物质支持的我，不仅幸运地觉醒了，而且幸运地重返校园，跟着初三下学期上课。我重新“混”进比我小三岁的“小同学”中。此时，离高中升学考试也只有一个学期了。重回校园的我深知这次机会的珍贵。如果再错过这次机会，我很可能彻底终止自己的学习生涯！诡秘的命运之舟，又不知将驶向哪个暗礁……强烈的危机感迫使我很快从体力劳动模式切换到了脑力劳动模式。虽说我辍学前读书成绩相当不错，然而此时，不拼命就想考上当地唯一的县重点高中苍山一中也是不可能的。也只有这所高中每年高考有人考上大学，其他的高中有的好几年都没出过大学生了。那就意味着，如果不能考上这所重点高中，我这个学上得没有什么意义。

我拿出了玩命的劲头，经常在别的“小同学”回到宿舍睡觉后，在教室里用自己制造的土煤油灯通宵达旦地读书。结果每晚睡觉时，我的鼻孔都因吸入煤油烟变成黑乎乎一片。中考前夜，我很平靜：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已拼尽全力奋斗过，抗争过！1992年的中考，无疑是改变我人生的一次关键考试。我们初三年级一共两个班，一百多人，一共有四位同学考上了苍山一中，其中就有我。

再接再厉，勇攀新高变身名校副教授

经历了初三一个学期自虐式的学习后，我在读高中时学习方面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困难，毕竟在我打工的这几年里，经历的都是最严酷、最困难的工作。如果那些工作都经历过了，学习中的困难相对而言都是小事。只是，我时刻警告自己：高中只是一个过渡，我必须考上大学。否则，高中毕业，又能如何？难道一个高中毕业的打工仔会比一个初中毕业的打工仔高贵冷艳些？要想出人头地，就得朝大学挺进！

抱着这种信念，我读高中时的努力程度比起同学来是有过之无不及。除了正常课业学习之外，我还阅读了许多课外书籍。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我的眼界更加宽广，心中的世界也更加辽阔。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1995年高考，我以苍山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西北政法大学（当时叫西北政法学院），成功地迈出改变命运的第二步！

大学四年，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多次获得奖学金。1999年7月，我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大学毕业面临工作去向时，我选择了去律师事务所、做律师。经过三个月的复习备考，9月底，我满怀信心地走上考场，迎接新的挑战。两个月后，考试成绩揭晓，我顺利通过，取得了律师资格，后来又顺利成为一名执业律师。两年后，我和几位律师朋友一起，创办了山东宇衡律师事务所，事业算是进入了快车道，我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然而这种日子没过多久，我渐渐感觉到了一种隐忧。这种安逸的生活，让习惯了奋斗的我几乎要失去前进的动力。有了这个想法，我又有了新的计划，那就是考研究生。我报名参加了2003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华东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成为一名法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硕士期间，根据学校政策，可以申请到国外就读硕士，同时也保留本校的学籍，这样就可以拿到两个硕士学位。本来在读研究生期间，我的经济条件还算可以，毕竟前几年的律师工作有不少积蓄，如果不是出国留学，我跟以前相比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富人”了。但出国留学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因为我基本上属于自费，经济缺口比较大。然而，我不能轻易放弃这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几乎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

我读硕士每月有300元钱的补助，我就把自己的学生卡交给一个同学，让他在我出国后每月支取，我从他那里预借了3000元钱。我姐姐此时已经出嫁，我向她家里借了三万块钱，又在我姑家借了五万块钱。姑姑那五万块钱，是我与她一起求乡镇信用社的信贷员借的，并且需要姑姑付出比较高的利息。这些钱在我出国留学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使我对以上“债主们”心存感激。所有的这些借款直到我硕士毕业工作两年后才全部还清。

而我出国留学的收获却远非金钱所能相比。我就读的是古老的比利时根特大学，这座大学在欧洲甚至全世界都有一定的知名度，能获得该校欧洲法与比较法专业的硕士（LLM）学位，是非常荣幸的事情。2006年7月，我硕士毕业，因成绩优秀，且持有国外硕士学位，我留在华东政法大学，先是成为一名编辑，后来又被评为讲师、副教授，直至2012年被评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并担任复旦大学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中心研究员、《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副主编。此外，我还在上海一家知名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专家顾问。

2007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的法学博士研究生，我带薪读博，直到博士毕业。在复旦读博期间，我听说一位复旦校友是赶毛驴车出身，后来考上复旦，引得同学们唏嘘不已。而我想说的是：我的心酸过往远不及那位校友，我只不过如同那头毛驴罢了……

读博期间，我发表了数量及质量都比较可观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复旦大学法学院当年唯一的美迈斯奖学金一等奖，而这个奖项评选要求非常严格，当年在全国六所著名高校共有六人获一等奖。在我从事法律教育的大约十年里，共出版了17本法学专著，发表了100余篇法学论文。其中在法学界具有代表性流传甚广的有《法官论》、《检察官论》、《警察论》、《律师论》和《法学教授论》等。

有了知名度以后，许多当事人慕名而来，点名找我，我的业务收入也逐渐提升，并且在上海买了车、房。父亲在电话里说，如今的我，在苍山县老家成了一个传奇。之前，乡下没有多少家长重视教育的，更没有几个家长要求孩子必须考上大学。自从有了我这个“楷模”，很多家长对孩子说得最多的话是：“你只管好好读书，什么农活都不叫你干。你好歹学学别人考上个大学，比种地强啊！”末了，父亲还很委婉地间接向我表达了歉意：“当年家里穷，让你吃过那么多苦，现在回头想想……真是委屈你了。”我十分心酸，一时竟泪流满面。怕父亲听到会更愧疚，我佯装信号不好，挂断了电话。

往事不必再提，人生已多风雨。作为一个草根，我所有的或者最大的资源就是我自己，我只有像一位严谨的职业教练一样指挥自己，且严谨地按照计划行事，才能在这个人生竞技场上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另外，我深深感觉，人和人的差距，其实就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如果你觉得实在受不了了，快要撑不下去了，简直就要生不如死时，能再咬牙坚持那么一下下，只要一下下，你就已经从气势上战赢了命运！那么，你离真正的成功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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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郭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