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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洲1，何江波1，毕勋磊2 （1.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2.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北京 100864） 摘 要：本文基于国家科技部科技平台中心全国科技资源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大型科学仪器研制的总体情况，澄清了其典型特点；而后根据对中科院部分中青年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以及对中科院代表性研究所进行的实地调研和访谈，就我国科学仪器研制的相对水平以及仪器研制与创新面临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探讨；最后尝试性地提出了若干促进我国科学仪器研制与创新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仪器研制；创新；科技政策；中科院 当今世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原始性科学发现和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越来越依赖于一流的科学仪器设备。尽管许多先进仪器设备可以从市场购买，但事关原创性研究的仪器通常都需要自己研制和搭建。正如周光召院士在“周光召基金会杰出青年基础科学奖”颁奖会上指出的，“依靠高价买来的现成仪器设备，跟在别人想法后面亦步亦趋，虽然容易发表SCI论文，却不能实现根本性的突破。”的确，科学仪器创新不仅能够满足从事科研活动的研究者对“研究工具”的迫切需求；而且还能够孕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源头技术，从而推动相关产业的创新与发展。［1］［2］因此，科学仪器创新理应成为创新研究的主体内容之一。 近年来，我国科学仪器的研制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从仪器设备占比来看，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仪器研制的总体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根据国家科技部科技平台中心进行的科技资源调查，截至2010年底，中央部委和地方所属单位（包括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医疗机构、院所转制型企业，中央属大型企业）拥有的原值50万元以上仍在使用的研制类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有 853台（套），只占我国大型仪器设备总量的 2.5%。不仅如此，在我国为数不多的研制仪器中，也只有很少的比例实现了商品化。因此，如何有效激发我国各领域科学仪器的研制与创新，就成了一个必须加以回答的关键问题。 关于这个话题，最近几年已经成为科技界以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正在不断展开，［3］［4］不过大多还处在呼吁层面，基于一手数据资料的经验研究还不多。本文首先基于国家科技部科技资源调查数据，厘清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研制的总体格局。而后，根据作者对中科院中青年科研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以及对若干研究所进行的实地调研和访谈，就我国科学仪器研制水平及仪器创新面临的制约因素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若干促进我国科学仪器研制与创新的建议。 1 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研制的基本状况分析1.1 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研制的总量及类型 根据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数据，截至2010年年底，中央和地方科研院所及高校拥有的原值50万元以上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 34712台（套），原值总计468.3亿元，其中，研制仪器853台（套），原值总计31.1亿元，分别占总量的2.5% 和 6.6%。①【注】本文所说的研制仪器数量，只是对调查时仍然“在用”的研制仪器的统计，因此有关数据只是近似于实际情况。如果特定年份的研制仪器用过若干年后退役了，就没办法进入此项调查范围。不同年份获取的大型仪器，其购置和研制比例有一定变化。“八五”、“九五”期间，仪器研制比例分别为3.0%和2.7%，但“十五”期间研制比例下降到 2.3%，这与自 2004年来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购置的快速增加有关。“十一五”期间研制比例出现微弱提高，较“十五”上升了1个百分点（图1）。  图1 不同时期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购置研制比例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型研制仪器总量处于持续较快增长态势（图 2）。1991-2010年，大型仪器研制数量年均增长 19.7%，原值年均增长 19.4%。尤其是“十五”以来，由于国家科技投入的逐步加大，尤其是国家知识创新工程、“211”工程和“985”工程、修购专项以及各种专项科技建设经费的持续增长，大型研制仪器的增长很快。“十五”期间，研制大型科学仪器设备225台套，合计原值3.5亿元，分别占大型研制仪器总量和总原值的26.4%和11.3%。“十一五”期间，研制大型科学仪器设备494台套，合计原值22.3亿元，分别占大型研制仪器总量的 57.9%和总原值的71.1%。  图2 我国历年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研制数量 大型科学仪器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分析仪器、物理性能测试仪器、计量仪器、电子测量仪器、海洋仪器、地球探测仪器、大气探测仪器、天文仪器、医学诊断仪器、核仪器、特种检测仪器、工艺实验设备、计算机及其配套设备、激光器等。各类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比例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天文仪器、海洋仪器以及特种检测仪器等专用仪器的研制比例较高，分别为 27.4%、8.7%和7.3%。相比之下，需求旺盛、通用性强的分析仪器的研制比例很低，仅为0.4%。研制比例最低的则是医学诊断仪器，仅为0.2%。在分析仪器中，各个类型的研制比例比较平均，除了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光谱仪器和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的研制比例相对稍高（分别为1.5%、0.9%和0.9%）之外，其他类型的分析仪器均较低。实际上，很多类型的分析仪器的研制只有1台，如色谱仪器、波谱仪器和热分析仪器，甚至有的仪器研制数量为零，如电化学仪器。从增长速度看，天文仪器、工艺实验设备、物理性能测试仪器等的研制数量增长较快，而核仪器、医学诊断仪器、大气探测仪器等的研制数量增长较慢。 1.2 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研制的资金来源 我国大型仪器的研制经费主要有中央财政资助、地方财政资助、企事业资金、单位自有资金等四个来源。其中，中央财政资助最重要，占总量的 84.0%；单位自有资金排在第二位，占总量的8.1%；地方财政资助相对较少，占总量的2.8%；企事业资金排第四，占总量的2.7%。 尽管我国大型研制仪器总体上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资助，但是各类仪器对中央财政的依赖程度有较大差异。与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密切相关的科学仪器，其研制经费对中央财政的依赖程度最高，例如，大气探测仪器、天文仪器研制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中央财政。相比之下，与市场关系密切的科学仪器，其研制经费来源就比较多样化。例如，在特种检测仪器的研制经费中，单位自有资金比重达 31.9%；在地球探测仪器（例如降低矿井巷道及工作面温度的仪器设备，可得到企业资助）的研制经费中，企事业资金比重达71.7%。不过，中央财政对仪器研制的支持也存在波动，其经费支持占比“九五”期间有所下降，但“十五”、“十一五”期间又持续回升，“十一五”期间占到86.2%（图3）。  图3 不同时期新增大型研制仪器的经费来源占比（%） 1.3 大型研制类科学仪器设备的使用率与对外服务率 所谓科学仪器设备的“利用率”，是指一定时期内科学仪器的有效工作机时与定额工作机时之比。其中，年有效工作机时为仪器实际运行机时，年定额机时设定为8小时×200天=1600小时。由于年有效工作机时有可能大于年定额工作机时，因此，利用率会出现大于 100%的情况，最高为547.5%（对应于8760个有效机时）。所谓科学仪器的“对外服务率”，是指一定时期内科学仪器的对外服务机时与有效工作机时之比，取值分布在 0 到100%之间。 根据上述定义，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利用率为86.5%，对外服务率为9.4%，而其中研制类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和对外服务率都相对较高，分别为96.0%和23.0%。进一步分析表明，大型研制仪器的使用率和对外服务率随原值的变化呈现明显变化趋势。大体而言，高价值研制仪器的使用率和对外服务率相对较高。其中，原值在1000万元以上的研制仪器，其使用率为222.2%，对外服务率为40.1%；原值在200-1000万元之间的研制仪器，其使用率为 109.9%，对外服务率为25.5%；原值在100万元到200万元之间的研制仪器，其使用率为80.5%，对外服务率为23.7%；100万以下的研制仪器利用率和对外服务率均最低，分别为79.1%和19.6%。除了100万元以下的大科学仪器设备，其他各档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和对外服务率都明显高于所有仪器的平均值（表1）。 大型研制仪器的原值越高，其使用及对外服务越好，这说明高精尖贵重科学仪器设备，仍然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就各类研制仪器的使用率看，研制的大气探测仪器、地球探测仪器排在前两位，分别为160.2%和153.2%，似乎也应当给予特别关注。 表1 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使用率与对外服务率  仪器设备原值分段 所有仪器 研制仪器 所有仪器 研制仪器利用率（%） 对外服务率（%）1000万元以上 142.3 222.2 34.5 40.1 200-1000万元 98.3 109.9 21.8 25.5 100-200万元 77.6 80.5 17.6 23.7 50-100万元 80.9 79.1 19.7 19.6 2 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研制能力评估本节首先基于前述科技资源调查数据，确认中科院在我国大型科学仪器研制中的主导地位，而后基于问卷调查和相关资料，辨明中科院科学仪器研制能力与国外同类机构的差距，同时也说明中科院仪器研制向好发展的潜力。据此表明，我国大型科学仪器研制能力与国外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但也不必过于悲观。 2.1 中科院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研制中的地位 与我国科研机构布局相联系，大型仪器研制的部门分布较为集中。中科院（包括各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和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累计拥有大型研制仪器264台，原值共21.8亿，分别占全国研制仪器总量的30.9%和70.2%；教育部（主要是教育部所属高校）共有大型研制仪器223台，原值共计 3.8亿元，分别占全国研制仪器总量的26.1%和12.2%。从研制仪器在各自拥有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总量中的占比看，中科院较高，为5.0%，教育部为2.5%，而全国平均值也是2.5%。进一步分析表明，中科院的研制仪器主要包括天文仪器、医学诊断仪器、激光器、分析仪器、计算机及其配套设备以及大气探测仪器等，这些研制仪器占全国相应类别研制仪器总量的比例都超过了 60%，而教育部所属高校的研制仪器主要是地球探测仪、核仪器和工艺实验设备，分别占全国此类研制仪器量的80.8%、50.9%和47.8%。 从研制仪器的使用率看，中科院四个不同原值区间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分别为233.9%、160.1%、108.9%和126.6%，都明显高于全国相同原值区间大型研制仪器的平均水平。与此相应，这些研制仪器的对外服务率分别为30.2%、27.3%、21.1%、17.2%，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可以推断，中科院的科研活动对研制仪器设备的依赖程度更高。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中科院的仪器研制相对于国内其他机构表现得更为活跃。 2.2 中科院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研制能力评价 为了评价我国科学仪器设备研制能力的相对水平，我们选取中科院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百人计划入选者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2012年初进行，有效问卷260份，回收率29%），请他们就自己所在研究所相对于国内外同类机构在特定学科领域从事仪器研制的能力进行主观评价。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所在研究所的仪器研制能力比国内同类机构要高，但与国外同类机构相比，差距甚大。具体而言，与国内同类机构相比，36.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所在研究所的仪器研制能力相当，28.9%的被调查者认为稍高，还有 7.7%的人认为高出一筹，三者合计为73.5%；与国外机构相比，6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所在研究所仪器研制实力落后，只有 27.7%的人认为相当，5.8%的人认为稍高，1.5%的人认为高出一筹。 当然，仪器研制能力在各个学科有所不同。与国内同类机构相比，中科院有关研究所在工程科学领域的仪器研制能力较强，62.5%的被调查者认为稍高或高出一筹；生命科学领域相对最弱，仅有 26.4%的被调查者认为中科院的仪器研制能力稍高或高出一筹。与国外同类机构相比，认为自己所在研究所的仪器研制能力落后于国外同类机构的被调查者比例分别为：地理、资源与环境科学57.2%、工程科学54.1%、生命科学54.7%、物质科学65.7%、纳米科学66.7%。不过，物质科学领域似乎存在着明显分化，因为还有9.1%的学者认为自己所在研究所相比国外同类机构稍好或高出一筹（表2）。 表2 中科院各学科领域科学仪器设备研制能力评估（应答率：%）  高出一筹 稍高 相当 较落后 很落后 不好说与国外比与国内比与国外比与国内比与国外比与国内比与国外比与国内比与国外比与国内比与国外比与国内比地理、资源与环境科学 0.0 2.4 9.5 36.0 28.6 31.0 38.1 23.8 19.1 0.0 4.8 7.1工程科学 0.0 8.3 4.2 54.2 29.2 20.8 45.8 12.5 8.3 0.0 12.5 4.2生命科学 1.1 3.2 4.2 23.2 30.5 42.1 40.0 14.7 14.7 7.4 9.5 9.5物质科学 3.0 14.1 6.1 25.3 24.2 38.6 54.6 18.2 11.1 2.0 1.0 2.0纳米科学 0.0 13.3 0.0 26.7 33.3 46.7 66.7 13.3 0.0 0.0 0.0 0.0总计 1.5 7.7 5.8 28.9 27.7 36.9 45.8 17.3 13.5 3.5 5.8 5.8 就仪器类型而言，与国外同类机构相比，8.3%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所在研究所在核仪器研究领域比国外同类机构高出一筹；4%的被调查者认为中科院研究所对激光器的研制能力比国外同类机构高出一筹。中科院研究所在大气探测仪器和地球探测仪器方面的研制能力也得到较好认可，分别有 33.33%和 22.22%被调查者认为高于国外同类机构。 2.3 中科院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研制潜力 尽管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仪器研制水平相比国外同类机构来说，还有不小距离，但无可否认的是，中科院的仪器研制确实存在不少亮点。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基于中科院理化所研制的世界独有的KBBF非线性光学晶体，理化所和物理所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制了紫外激光器，并以此为核心，若干研究所协同攻关，接连研制出一系列位居世界前列的科学仪器，进而为中科院若干关键领域（如超导研究）的原创性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5］从这里可以窥见中科院仪器研制的巨大潜力。 调查还表明，48.5%的被调查者从事过普通功能开发，37.3%的被调查从事过提升性创新，32.7%的被调查者从事过集成性创新，23.1%的被调查者从事过原理性创新（表3）。从年龄分布看，40-50岁的研究者是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研制的主力，在他们中间，50.8%从事过功能开发，41.9%从事过提升性创新，34.7%从事过集成创新，28.2%从事过原理性创新。4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从事创新的比例也较高：43.6%从事过功能开发，31.5%从事过提升性创新，31.5%从事过集成创新，16.9%从事过原理性创新。而在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中，从事仪器创新的比例低了许多，这四个数据依次是 7.3%、4.8%、2.4%和 3.2%。这似乎说明了，随着我国科研实力的增强，新一代科研骨干越发重视仪器创新并投身仪器创新了。 表3 中科院被调查者从事科学仪器设备创新的类型（%）  原理性创新集成性创新提升性创新普通功能开发0项 76.9 67.3 62.7 51.5 1-2项 20.4 27.3 30.8 35.4 3-5项 1.9 4.2 5.8 8.1 6-10项 0.8 1.2 0.8 4.2 10项以上 0.0 0.0 0.0 0.8 3 我国科学仪器研制与创新的制约因素分析总体上看，我国科学仪器的创新工作还存在诸多不足。不仅表现在仪器研制的层次较低、数量较少，而且表现在研制仪器的商品化和产业化程度很低，大多停留在“自研自用”的状态。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制约着我国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和创新？ 根据我们进行的问卷调查，最关键的三个制约因素是“国内加工能力无法支持仪器创新”、“绩效评价机制不鼓励仪器的创新研制”、“缺乏实现创新的高水平的技术人才”，被调查者认为其重要和最重要的应答率分别为68.9%、56.5%、45.8%。而只有 12.7%的被调查者认为“缺乏进行创新研制的资金支持”是重要制约因素，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表4）。 表4 制约我国科学仪器设备研制与创新的关键因素  制约仪器创新的因素 应答率（%）国内加工能力无法支持仪器创新 68.9绩效评价机制不鼓励仪器的创新研制 56.5缺乏实现创新的高水平的技术人才 45.8所在领域的科研工作不需要科研设备创新 16.2缺乏进行创新研制的资金支持 12.7 除了问卷调查，我们还对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理化技术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电工研究所进行了实地调研，对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和成都光电研究所有关人员进行了电话访谈。以下，结合相关调查结果，归纳并分析制约我国科学仪器创新的关键因素： 第一，现有的激励机制不大鼓励科研人员从事仪器研制。尽管手-脑并用的一流研究人才对于原创性研究十分重要，但现有机制却不大有利于此类人才脱颖而出。目前，以竞争为基础的课题制已经成为了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科研人员的晋升、评级、研究生招生资格认定、名额分配，甚至收入都与课题紧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下，科研人员四处出击，为项目疲于奔命，影响了科研人员对于科研的专注程度，不能长期持续针对一个研究方向从事深入研究，更不用说对于仪器创新能够长期关注了。［6］除了课题导向，还存在只看论文发表的评价导向，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被科研人员视为研究水平的标志，而仪器研制成果不见得都能带来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因此得不到科研人员的充分重视。即使这些仪器创新成果可以形成论文发表，由于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才会得到更高评价，因此这些论文也往往会优先发表于国外英文学术期刊，这反而不利于我国仪器制造企业尽快吸收这类成果并将其产业化，因为其间存在着巨大语言障碍。 第二，服务于仪器研制的高水平技术支撑人员比较缺乏。优秀的技术支撑人员是先进仪器设备发挥其先进性、促进科研成果产出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科学仪器与有关技术支撑人员构成了科学研究的两个支点。如果说，科学仪器是科学研究基础设施的硬件，那么，技术支撑人员就是科学研究基础设施的软件，而软件水平有时候对硬件性能的发挥反而起着决定作用。作为联接科学仪器与科研人员的一条纽带，技术支撑人员直接参与了科学研究的过程，影响着科学仪器性能的发挥，从而影响着科学成果的产出。在这个过程中，高水平的技术支撑人员对于科学仪器的创新研制至关重要。然而，就我国目前情况看，一方面，很多高校、科研机构反映，自己单位的技术支撑人员数量不足、技术水平低、知识结构不合理；另一方面，在整个科学界，技术支撑人员的地位不高、待遇不好、职称晋升困难。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难以形成高水平的技术支撑力量，从而殃及科学研究和仪器创新。因此，转变观念，改善技术支撑人员的激励机制，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7］ 第三，我国仪器产业较为落后，仪器制造能力不能为仪器创新提供有效支持。根据科技资源调查数据，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主要依靠进口（占 79.4%），并且进口集中度较高，主要依赖美国、德国和日本。其中，从美国进口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数量占总量的41.8%，“九五”以来一直高达 50%以上，居于首位。绝大多数精密分析仪器（如质谱、波谱和电子光学等仪器）更是高度依赖国外供应商，国产化率只有5.1%。医学诊断仪器、激光器和海洋仪器的国产化率稍高，分别为 12.1%、13.1%和 9.3%。只有天文仪器、工艺实验设备等的国产化率较高，分别为 60.0%和50.2%。这反映出我国科学仪器产业还比较落后，在精密仪器上缺乏起码的制造能力，因而不大能够支撑高水平的仪器创新。的确，一项科学仪器的研制和商品化，通常对有关材料、零部件以及加工精度提出非常高的要求甚至是苛刻要求，而目前我国落后的仪器产业（也包括相关产业）很难满足这种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提出了仪器研制的想法，也需要与外国企业合作，利用他们的材料、零配件和加工能力，这就很可能导致仪器研制成果的流失，难以在本土实现仪器研制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可以说，就仪器创新的全过程看，我国在仪器研制与产业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点。 第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仪器研制方面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尽管我们的问卷调查表明经费不是根本问题，但没有相应的经费支持，当然是没法从事仪器研制的。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都把发展新型科学仪器作为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2007-2008年，在NSF对美国大学科学仪器支持的相关项目中，“研制”占总投入的42%，“购置”占58%；如按项目数量计，研制占29%，购置占71%。美国NIH生物医学技术中心项目，每年安排1亿美元用于新技术和仪器开发。相比之下，我国在“十五”期间，国家主体科技计划用于“科学仪器设备研制与开发”项目的经费只有0.85亿元，仅占三大科技计划经费的千分之二和科学仪器购置经费的百分之一，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我国精密科学仪器对外依存度高、进口数量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进口科学仪器价格虚高，造成国家科研经费的浪费，而且导致我国战略性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受制于人，甚至于威胁到国家安全。 第五，我国创新环境较为封闭，“开放创新”的氛围不够，不利于科学仪器的研制与创新。根据美国学者希普尔（Eric von Hippel）的研究，美国近 80%的科学仪器是由最知晓自己需求的大学里的科学家创造的，但这种创新绝非为了经济利益，相反，他们往往会积极地普及自己的创新：“首先，出于科学道德的需要，创新用户（研究人员）会公开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及为获得这种成果所自制仪器的细节。其次，他们一般会通过参加会议和参观其他科学家的实验室将自己的创新告诉其他人”。［8］相比之下，我国学者过于看重知识产权，过于看重通过知识产权来谋取经济利益，因而时刻提防仪器创新成果的非盈利性扩散。这样，即便有了仪器创新成果，这些成果也不容易在科研人员之间以及科研人员与企业之间顺畅传播，因而也就不利于仪器创新知识的共享和成果的产业化。可以说，科学家过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就个体来说，可能是有利的，但是从社会层面看，从长远看，反而会不利于仪器创新以及仪器产业的发展。 4 促进我国科学仪器设备研制与创新的政策建议针对以上问题，基于中科院相关研究所的某些成功经验，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与创新： 第一，制定科学仪器创新国家战略，找准重点，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建议根据我国科技强国战略需求，尽快将科学仪器产业提升为重点支持产业，集思广益制定科学仪器创新与产业发展路线图，明确优先资助的学科领域和仪器类别，由此找到促进我国仪器设备创新的突破口。［9］根据前述分析，中央财政应该将利用率更高的价值100万元以上的研制仪器作为资助重点，主要面向与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密切相关的科学仪器研制和商品化，如大气探测仪器、电子测量仪器、激光器、天文仪器、分析仪器等。这样，通过提高仪器装备研制的针对性，一方面可以为我国基础科研和产业创新提供关键支撑，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二，改进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从事仪器创新，同时引进拥有先进仪器创新成果的科研人才。从激励机制看，可以通过实施科研经费双轨制，将一定比例的科研经费拨付给科研人员作为常规性科研经费，以激励科研人员从事深入、稳定、擅长的科学研究，从而可以间接促进科研人员专注于特定的仪器研制与创新工作。同时，要改善科研人员的激励方式，可以用仪器研制而不是单纯用论文发表来衡量科研人员的业绩，甚至还可以设立仪器研制奖，激发科研人员进行仪器创新的积极性。由于仪器研制也需要领军人才，因此，还可以实施“仪器创新人才计划”，通过提供优厚的待遇、良好的科研环境，从国外引进那些既有很高的科研水平又有很强的仪器研制能力的仪器创新人才，使他们成为科研机构仪器创新的“种子”选手，帮助培育新一代仪器创新人才。在这方面，中科院的一些研究所正在进行这类试验，值得其他机构效仿。 第三，改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支撑人员的服务水平。技术支撑人员作为科学仪器运行的关键因素，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需要根据他们的工作性质建立相应的职称评定和绩效考评制度。也就是说，要为技术支撑人员提供符合自身职业特点的职称晋升路径和评价标准，而不是将他们的晋升途径与其他科研人员混为一谈，同时，不同类型的技术支撑人员的绩效评定和晋升标准也应区别开来。例如，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做法是，用仪器相关项目成果、相关论文影响因子、相关研究组致谢等指标，来量化评定高级技术支撑人员（通常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的绩效，并据此决定他们的职称晋升；而对那些看护仪器设备的不需要高学历的普通技术人员，则用仪器使用率、共享率、故障率等来评定他们的绩效并由此决定他们的晋升。这些做法的确有推广的价值。 第四，建立科学仪器创新联盟，打通仪器研制到产业化之间的断点。研究联盟是在同一产业部门由潜在竞争对手结成的一种研究联盟，也称为研究协会。其最早于1917年出现于英国，后来相继出现在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特别是日本的研究协会，政府在资金支持、联络组织合作中起到了主导作用。［10］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完全可以建立重点攻关科学仪器的创新联盟，由中央财政提供大部分资金，其他则由参与联盟的各个成员分担，由此将有关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起来，为其提供良好交流平台和沟通渠道，促进仪器创新成果的创新、扩散以及产业化。联盟可以是“分布式的”，也可以是“集中式的”。前者属于虚拟组织，有分布在各地的研究力量协同创新；后者则是建立一个实体机构，大家入股共同运作。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都要做到公平公正，而不是将联盟事务留给特定大企业主导进行。尽管技术创新联盟在中国已经不新鲜了，但我们似乎还没有学会如何有效地组织联盟。在这方面，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的经验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第五，对于从事科学仪器创新的小型企业特别是新创企业，要给予特别支持。像在任何高技术产业中一样，在科学仪器创新及商业化过程中，小企业特别是新创企业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机会，将具有商业价值的研制仪器商品化、产业化。鉴于我国仪器创新商业化能力偏低，整个仪器产业基础薄弱，这就需要国家在技术、资金、人才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强化这些企业将仪器创新转化为商品的能力和动力。在这方面，应该更加有效地利用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来支持科学仪器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 第六，塑造“开放创新”的文化氛围。“开放”对于公共科研机构来说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今天流行的所谓“开放创新”之所以看起来像是“新事物”，无非是越来越多的盈利性“企业”开始意识到“开放”相对于“保密”的价值。的确，知识产权固然重要，但过分注重并固守知识产权，对于从创新中获取更大的收益来说，未必是最要紧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和创新速度的日益加快，开放创新越来越成为通行的规范。对于公共科研机构或者高校来说，就更应该采取开放的姿态了。只有这样，实验室文化才能得到重建，手脑并用的人才才能不断在这里聚集，［11］科技前沿需求与科学仪器创新才能更好地实现“融合”，也才能让“开放的实验室”真正成为科技发展与产业创新的枢纽地带，成为撬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支点”。［12］ 致谢 国家科技部科技平台中心提供了2010年度全国科技资源调查数据；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李蔚、田园、张海燕、赵明旭等协助进行了问卷调查或实地调研及访谈。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理化研究所、电工研究所、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及光电技术研究所有关人士协助我们进行调研或接受访谈。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 Rosenberg， N. Scientific instrumentation and university research. Research Policy， 1992， 21（4）: 381-390. ［2］ 王大珩. 要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认识仪器仪表的重要作用［J］. 现代科学仪器， 1997（2）: 6-7. ［3］ 吴波尔. 大力发展科学仪器设备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J］. 现代科学仪器， 2007（4）: 9-12. ［4］ 李新男，周元，张杰军，等. 中国科技发展前沿与仪器保障［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5］ 周兴江，曹凝. 深紫外固态激光源光电子能谱仪系列装备［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3， 28（1）: 104-110. ［6］ 王大洲. 为了学术创新，该反思课题制了［J］. 科学文化评论， 2011， 8（2）: 99-103. ［7］ 田园，王大洲. 科研机构技术支撑人员：概念、角色与激励［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3（10）: 56-61. ［8］ 希普尔. 创新的源泉［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19-20. ［9］ 伊彤. 尽快制定我国科学仪器创新的国家战略. 科技导报， 2012， 30（9）: 11. ［10］ 王大洲. 企业创新网络：进化与治理［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181-191. ［11］ 谢家麟. 谢家麟自传［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28-42. ［12］ Latour， B.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 In K. Knorr and M. Mulkay ed. Science Observed，Sage， 1983: 141-170. The Large Scientific Instrumen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China：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ang Dazhou1， He Jiangbo1， Bi Xunlei2 Abstract：The authors firstly analyz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large-scale scientific instruments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survey by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tform Center，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oung and senior researchers with oversea research experiences an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s in several institut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y assess the level of China's scientific instrument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comparable institutes in the foreign countries，and identify several constraints facing Chinese instruments developers and innovators. Finally， they attempt to propose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a’s scientific instrument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Keywords：large scientific instrument； instrument development； inno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中图分类号：C9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969（2016）04-0401-10 DOI：10.3724/SP.J.1224.2016.00401 收稿日期：2015-09-15； 修回日期：2016-07-21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计划资助课题（2012GXS4B069） 作者简介：王大洲（1967-），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工程哲学与科技政策研究。E-mail: dzwang@ucas.ac.cn何江波（1986-），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政策研究。毕勋磊（1983-），男，博士，业务主管，主要从事科技管理与政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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