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与苏武 先于李陵一年来到匈奴地的汉朝使节苏武，因为副使与匈奴人串通想要劫持单于母亲阏氏归汉，阴谋败露，单于将苏武一行强行扣留，并逼苏武投降，苏武宁可自尽，也不屈服，令单于非常敬佩。苏武越是不屈服，单于越想得到苏武，苏武依然如故，宁可被杀也不变节。最后单于并未将苏武杀掉，而是将苏武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让其以牧羊为生，还为他赏赐了匈奴女为妻。 单于仍不死心，派遣已经成了驸马爷的李陵去北海规劝苏武。在汉朝时，当初李陵和苏武都曾做过汉武帝的侍中官。没想到在这做梦也梦不到边际的苍茫原野，在这寒气逼人的碧波岸边，两个昔日的朋友相见了。李陵为苏武特意举行了宴会，“置酒设乐”。李陵说：“单于听说我们是老朋友，就让我来告诉您，单于愿意对您诚心相待。”李陵一边说一边看苏武的表情，苏武并不插话。李陵继续说：“您再也回不去汉朝了，自己一个人在这苦寒无人之地，怎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信义？前不久令兄苏嘉作为奉车都尉，侍奉皇帝去雍地，在行宫门屏处扶皇帝从车上下来，一不小心车辕撞到柱子上折断了，被认为是对皇帝的大不敬，最后只好伏剑自刎，而皇帝只是赐给了一些钱下葬了事。再说说令弟苏贤，因宦骑与驸马爷争船，驸马被宦骑推下河中淹死，宦骑逃走，皇帝下诏让骑都尉苏贤捉拿宦骑，苏贤因捉不到宦骑惶恐之中服毒自尽。我出征匈奴前，令嫂也遭不幸，是我亲自送葬的。您的弟媳年少，听说已经改嫁了，至于他们的孩子，生死不知。人生如朝露，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什么要如此苦熬自己呢！我刚刚归降匈奴时，常常像发了疯一样，觉得自己有负于汉朝而痛苦不堪，再加上当时老母还被汉朝奉养，您不愿意投降的心情，怎么能超过我呢？况且当今皇上年岁已高，朝令夕改，大臣无缘无故被诛灭者有十多家，在汉朝，自身安危都无法保证，您这是为谁保节呢？希望您能听我的话，不要再说什么了！” 苏武说：“我们父子并没有什么特殊功勋，但是皇帝却给我们高官厚禄，我们兄弟和家人都愿意为皇帝肝脑涂地。今有幸有这样报答的机会，虽赴刀山火海，我也觉得非常快乐。君臣之间，应如父子，儿子为父亲而死，并无怨恨。我希望您不要再说什么了！” 李陵与苏武每天都在一起喝酒。有一天李陵说：“您就听我一句话。” 苏武说：“我的心早都死了，右校王一定要我归降，请等我们今日高兴完了，就让我死在您的面前！” 李陵有感于苏武的忠诚，他仰首长叹： “苏子卿是真正的义士！像我这样的不忠之罪，老天都是知道的。”李陵哭泣着与苏武告别。 他无颜亲自给苏武什么，他让妻子出面赐给苏武几十头牛羊。这几十头牛羊足够苏武和他的匈奴妻子以及一个幼儿赖以为生了。 汉昭帝即位以后，又过了好多年，匈奴与汉和亲，苏武得以归汉。李陵亲自为苏武饯行。在酒宴上，李陵说： “现在您就要归汉了，您已名扬于匈奴，功显于汉朝，那些自古至今的仁人志士，也不能超过您！我李陵虽然怯懦，如果汉朝当初能宽容我，我伺机一定能为汉朝建立奇功伟业，这本来是我至死都不会忘记的。可是汉朝诛灭了我全家，惨不忍睹，我还有什么要顾全汉朝的？一切都已经完了，您应该知道我内心深处的想法。身处异域，生离乃是死别！” 李陵痛苦不堪，他情不自禁地吟唱： 径万里兮度沙幕， 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忍摧， 士众灭兮名已聩。 老母已死， 虽欲报恩将安归！ 苏武出使匈奴时，随从一百多人，现在终于要回去了，集合散落在匈奴各地的旧部，只剩下九人。李陵泪眼矇眬地送稀稀疏疏的苏武一行启程，他于平时极度忧伤悲痛之时写下了许多五言诗，他觉得五言诗可能更适于荒漠中孤独内心的表白，甚至还可以与汉朝流行的六言诗区别开来，而在北漠匈奴人中，无人赏识，他将这些诗稿包好，也转赠给苏武，希望他带回故乡。其中最著名的一组《别苏武诗》，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 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这首诗是他五言诗的代表作，全诗波涛汹涌，自离别到茫野，从天空到大地，又从天涯至内心，其空间之大，情感之绵长，也是人类自有抒情诗以来，颇为简洁、深远、辽阔的作品，除非处于荒漠极深处经历了生命大苍茫而极孤独和凄凉之李陵，别人谁能吟出？ 李陵与汉语五言诗 李陵完整的诗歌流传下来的不多，南朝梁太子昭明《文选》卷二十九载三首，《古文苑》卷四载李陵《录别诗》八首。 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在论述李陵诗时说：“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这是最合乎情理的论述。 在论述汉班婕妤诗时说：“其源出于李陵。” 论述魏王粲诗时说：“其源出于李陵。” 论述魏文帝曹丕诗时说：“其源出于李陵。” 而班婕妤、王粲、曹丕者又为五言诗代表人物。由此推论，李陵的五言诗乃汉语五言诗之滥觞，李陵乃五言诗鼻祖。 但后世也有人怀疑李陵的五言诗到底是不是李陵所写，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前代也。” 怀疑李陵，累及班婕妤。像类似刘勰这种轻浮而不着边际的怀疑也是我国疑古派之滥觞。刘勰那种似是而非、大而空的文学随想我不想在此评说，就他怀疑李陵、班婕妤的说法更是经不住深究。李陵暂且不说，就班婕妤而言，她原是汉成帝宫妃，后来赵飞燕宠盛，婕妤失宠，被发配至陵园里做了看守妇。 那么，她的那些发幽怨之作应是失宠而做了看守妇后所写。既然是此时所作，成帝时的“品录”岂敢收她的宫怨诗？谁也没有如此大的胆量！由此推及，她的诗必是在成帝以后才开始风行的。成帝时不收她的诗应该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收了，那就是对皇帝的大不敬，那才是不正常的。另外，诗歌，尤其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诗歌，需要民间流传一段时间以后，经过时间的冷却，才能被正统文坛接受，这也是诗歌或其他艺术发展史上的规律。如果不察这种细节，怎能鉴真探源？还有，对于古人一直传承有序的文献，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随便怀疑，大有标新立异、个人功利心驱使的嫌疑，五四运动后，这种风气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并且一种文选不录诗人的作品，就不见得要怀疑此人作品的存在，李陵、班婕妤之后这种例子亦很多见。比如王安石选编《唐百家诗选》，竟然不录李白、杜甫诗，难道李白、杜甫诗就要受到怀疑？还比如南宋高宗时曾慥（字端伯）编的宋人词集《乐府雅词》，收词从欧阳修至李清照，都没有收柳永和苏轼作品，难道能说这二人没有词可收？当然他不收这二人的词自有他的道理，柳永多淫词艳语，苏轼又属虽豪放却空泛之流。他可能认为这两个人代表两种极端的词都不符合选编者遵守的“雅词”的标准。 唐代时诗圣杜甫在《解闷十二首?其五》中言：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 关于李陵，此诗有互文见义的意味。在言及李陵时，杜甫也将其与苏武、孟子并列，其中小心谨慎的掩饰不言而喻。正统文学史，几乎不提李陵，提及李陵似乎就有辱文学的神圣，就是不忠，就是背叛祖国。言及李陵，必将其与苏武并列，以苏武来掩饰李陵。 唐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言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 更多的人连这种掩饰都显多余，在涉及五言诗时，干脆不再言及李陵。这是李陵的悲哀，也是文学史的悲哀！ 李陵的遗血 而李陵在大漠深处的子孙曾经饮马黄河，逐鹿中原，统治了中国北方，但是当他们追踪溯源涉及李陵时，也是讳莫如深。 关于李陵在匈奴人中的后裔，正统国史中并不是没有记载。据《汉书?匈奴传》载，匈奴内部大乱，大概于公元前57年，“五单于”乱立之时，“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单于捕斩之，遂复都单于庭。”李陵子所立的乌藉都尉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斩杀了，这大概是公元前56年的事，已是李陵死后第18年。乌藉人当时的地望在匈奴呼韩邪单于势力范围之东，当时应在黑龙江下游、松花江、牡丹江流域。乌藉，即勿吉，是后来的女真人。其当时的部落统治者应该是已故匈奴单于的后裔，属匈奴贵族，所以才有资格被拥立为匈奴单于。从李陵子在李陵去世十多年后拥立乌藉都尉为单于这件事看，有两件事最其码可以断定：第一，曾被封为匈奴右校王的李陵，封地和势力范围本来在匈奴单于王庭之西的大片土地，但在李陵死后，他的儿子中至少有一支已越过匈奴王庭，活动于东北一带。第二，李陵子孙的势力已非常强盛，不然，怎能拥立一个王朝呢？ 本来李陵的骨血大都在匈奴王庭的西部地带，因为李陵的封地在这一带。比如原驻牧于剑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汉代称为坚昆、鬲昆、隔昆的一支匈奴人，在魏晋时称结骨，隋唐称纥骨、黠嘎等，唐德宗时宰相、地理学家贾耽认为这个部落最准确的称呼应为黠嘎斯。这个部落其实就是李陵降匈奴后被单于封为右校王时，亲自统帅的部落。盖嘉运《西域纪》云：“其（黠嘎斯）有黑发黑睛者皆李陵之后也。”《酉阳杂俎》云：“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路史》又云：“黠嘎斯有坚昆氏，本姓李，居贺兰山下，自云李陵之后”。这个黠嘎斯部落，可能是旁支。真正属于阿尔泰山北部的该部落，正值盛唐时，后来强大到于公元840年，突然似一阵狂风暴雨，出师十万铁骑将位于其东南方向的强大国家回鹘汗国（已归属唐帝国）一举消灭。从此以后，回鹘人东奔西走，无法再次复原如初。而消灭了回鹘国以后，黠嘎斯人又神秘如一阵旋风回师而去。后来这一支黠嘎斯人的命运如何，正统史籍中已很少提及。看来只能求诸于中亚史、西亚史了。据俄罗斯史学家考证，现在的吉尔吉斯人即为古代黠戛斯人的后裔。 但是，从卷帙浩繁的史籍中，我偶然发现，原来与黠嘎斯骨肉之亲的另一支血脉正是北魏拓跋鲜卑部。 据《魏书?官氏志》载： “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七族之姓，自此始也。┄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纥骨氏、胡氏即黠嘎斯。献帝为谁？献帝正是北魏圣武帝拓跋诘汾之父拓跋邻。 由此可知，黠嘎斯人即以纥骨或黠嘎为姓氏，故称为黠嘎氏或黠嘎斯，拓跋邻（献帝）将同代姓纥骨或黠嘎的部落酋长称为兄长，或者将其部落称为兄部落，这是有历史的深意的。因为拓跋氏人和黠嘎（纥骨）氏人分别是李陵两位匈奴妻子所生的子孙后代，这两支子孙皆以其名为姓。这在史书里是有根据的： “魏虏，匈奴种也。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萧子显《南齐书?魏虏传》）。 拿这条史证一比较，不难得出，黠嘎斯（氏）部落应当是李陵的一位叫黠嘎的妻子所生的后代，拓跋氏部落应该是李陵一位叫拓跋的妻子所生之子孙后代。像右校王李陵这样在匈奴中非常显赫的人物，娶多少妻子，都已不是问题。就连出任匈奴的汉朝使者苏武，素以守节重义而蜚声匈奴和大汉，但当他被单于作为人质流放北海受苦受难时，照样娶了一个匈奴女人做妻子，并且还生了孩子。 那么在李陵已知的两个女人中，到底哪一位是匈奴大单于的女儿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按一般的情况推测，很可能是那位叫黠嘎的女人。因为她首先为李陵生子，并且应该是李陵的长房妻，因为这个缘故，拓跋所生的后代才将黠嘎所生的后代以兄相称。并且黠嘎的后代最后也留居在世袭的土地上，即右校王的封地。而后来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拓跋为单于的女儿，这显然是错误的。那么，拓拔到底又是什么人的女儿呢？大概是在单于王庭之东乌藉部落中世袭都尉的那位匈奴贵族的女儿。这位叫拓跋的女人所生的儿子，在李陵死后，因为各种原因，他可能去东北一带找寻外祖家，后来凭着自己所继承的杰出武艺和才华，在匈奴大乱中，辅佐舅舅或表兄弟登上单于之位。当乌藉都尉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打败斩首之后，李陵的儿子拓跋氏只能从溃散的乌藉部落中逃出，而躲入了大兴安岭的鲜卑部落。 躲入鲜卑部落的儿子因为其汉匈贵族的背景和他出众的武功和才华，很快赢得了鲜卑人的信仰，做了鲜卑人的首领，并且娶了鲜卑人的女人为妻，所生后代按照汉人的习惯皆以他自己的姓为姓。父亲李陵因为是降将，又入匈奴地，为了免得匈奴人猜疑，可以完全入乡随俗，将后代的姓氏皆从了妻姓。后来的子孙，出于对父系背景的尊崇，他们在姓氏上以汉俗取姓，从他们这一代开始，子孙后代都以祖先的姓氏为姓氏。从此以后，黠嘎的儿子和拓跋的儿子所遗留下的子孙后代都分别以他们最初的这两位祖先的姓氏为姓氏。尤其是李陵的这位拓跋氏儿子，融入鲜卑部落之后，振兴鲜卑部落，文治武功都非常厉害。他的直系后代都是鲜卑中的贵族、统治阶级。这位拓跋氏，应该就是《魏书?序记》中所说的拓跋魏的“宣皇帝”拓跋推寅。从北魏统治阶级给自己历代祖宗加封号的惯例来看，他们最喜欢将其祖宗贯以同时代汉朝皇帝的号，最喜欢让他们和同时代的汉朝皇帝并驾齐驱。当时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失败的时间应在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之后，他就逃入鲜卑人居住地嘎仙洞所在地大兴安岭，在嘎仙洞登上了鲜卑人的部落酋长位置。嘎仙洞，史料和考古都已证实这里就是拓跋鲜卑人的发祥地，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这期间拓跋鲜卑部落迅速崛起，拓跋鲜卑部落然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大迁移，他们又南迁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里水草丰美，风光秀丽，应该是他们最理想的栖居地，但是他们有一种传承下来的不屈的信念，那就是继续南迁，他们朝思暮想着要回到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李陵子“宣皇帝”继至第六代，到了（汉献帝期间）拓跋邻时代，也就是被北魏统治者称之为“献皇帝”的时候，这位祖先已跟已经逝去的祖先一样，希望继续南迁，这种念头甚至比先祖们更强烈。他干脆就以自己老祖宗李陵的名字为名字，“陵”、“邻”同音。 当拓跋邻做了部落酋长后，他与儿子拓跋诘汾开始了千难万险的南移。《魏书》记载了其部落南移的艰辛： “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也。……” 拓跋邻为什么要命令儿子和部落南移？为什么要苦苦南移，而接近汉地呢？不远几千里，部落如此大规模地拼死迁徙，并不是为了逐水草而居，一开始也不是为了逐鹿中原，看来应该是为了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这种使命应该就是老祖宗李陵临终的授命，那就是对于故土的思念与回归。拓跋邻，是李陵子孙中最有血性的人了。 《中庸》中说：“凡有血性者，莫不尊亲。”凡有血性的人，没有不对像李陵那样一位悲声震天的祖先尊重和亲近的。 可是，有血性的子孙后代一旦成了统治汉族人的皇帝，汉族人所谓的深厚文化却逼得这些有血性的子孙不得不变成冷血动物、统治机器，将祖宗曾笼罩整个北漠的冤魂遗忘殆尽。 这支被拓跋邻和拓跋诘汾领至阴山脚下扎营的拓跋鲜卑人，经过三百多年的繁衍和发展，已经成了北方诸部落中最为强大的部落。公元386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春正月，拓跋珪大会诸部于牛川（今呼和浩特市西南）登上王位，夏四月改称魏国，公元398年，拓跋珪在平城（大同附近）自称皇帝，正式开始了北魏的统治。拓跋人先后征服了北方许多民族，灭“五胡”，平定黄河流域，并且大举南下，使东晋王朝偏安一隅，从此形成了以鲜卑贵族拓跋氏为主的北朝统治。 南朝沈约《宋史?索虏传》曰： “索头虏，姓拓跋氏，其先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目，索虏亦其一也。” 索头虏，索即束也，因其头发长披，为了整齐，将头发从后边束绑起来，即称索头虏。束绑头发，有别于其他披散着头发的匈奴人，应该是李陵传下来的汉人的习俗。《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康二年条：“索头部郁鞠帅众三万降于赵”句后胡注云：“索头，鲜卑种。言索头，以别于黑匿。郁鞠，以其辫发，故称之索头。” 在历史的长河中，李陵遗血的溪流清晰可见，何况拓跋鲜卑氏代代相传的历史并不紊乱，他们对自己的祖先和血统记忆犹新。但是当他们在中原这块有魔性的土地上做了统治者以后，概莫能外，他们的魔性取代了他们的人性，他们不再愿意和这位不光彩的祖宗李陵的冤魂相认了。 还是《南齐书?魏虏传》中的那条史料，我们补录后半截： “……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做了北魏皇帝的拓跋氏，开始感到李陵带给他们的耻辱。这种东西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可是，在中原，他们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不论是典籍，还是在人们的传说中，李陵都使他们感到一种耻辱。 按理说，北魏皇帝以外族人的身份，要想统治汉族地区，能找到一个真正的汉族著名人物作为祖宗那是多么幸运的事，但是他们却为什么这么顾忌别人说李陵是他们的祖先呢？恐怕直接的原因李陵是一个投降的败将，这种从血统上辱没名节的事，可能是当时的北魏统治者最忌讳的事了。这也是四百多年来这些李陵的子孙不愿意复姓为李最重要的原因了。甚至在他们的姓名中一点也看不到李陵的影子。只有他们的老祖宗拓跋邻，其名字中，继承了李陵的名字。可叹的是，拓跋氏到了北魏真正开始扬眉吐气之时，便数典忘祖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代，为此大开杀戒，将说拓跋人为李陵后代的三朝元老崔浩及牵连人员及亲属子女共128人杀了头。直接起因是崔浩“立石铭刊《国纪》”时，“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魏书?崔浩传》。其实根本原因正如《通鉴》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条“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 事虽详实，然将皇帝认为血统中并不纯净的耻辱公之于众，这怎能不让太武皇帝恼怒呢？到了孝文帝即位迁都洛阳后，为了以正视听，干脆给自己伪造了一段历史，牵强附会地说： “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曰‘拓跋氏’。” 孝文帝这段忘掉祖宗李陵，而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所编造的话，其实也并非无影可寻，黄帝乃中原人之始祖也，李氏家族也应该是黄帝的子孙。从此，他下令不准鲜卑人再着“胡服”，要穿同汉人一样的衣服；不准再讲鲜卑话，要讲汉语；废除鲜卑姓氏，一律改成同汉人一样的姓氏形式，皇族中的拓跋姓改为元氏，元氏从此成了北魏独尊的姓氏。 李陵之李从此改为元姓。绕了一个大弯，最后北魏统治者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是汉族人的后裔。李陵的冤屈眼看着就要得以伸张了，李陵飘散于大漠深处的怨魂眼看着要回归故土了，但是他四百多年以后的子孙却背叛了他，根本不再提起他。他的悲怨还是没有结束。 元魏（拓跋魏）统治者衰落以后，隋唐时期，又从西北一带的党项羌人中崛起了一支拓跋氏部落，这支部落是党项羌人八大部落中一直居于领导地位的强悍部落，因为以拓跋为姓，也无疑是李陵的后裔。这种因缘的轮回，有时候显得非常神秘。当初李陵的祖父李广背信弃义杀死800多名羌人，现在他的子孙后代中却添加了数不清的羌人。隋末唐初，这一支拓跋人盘踞于夏州一带，逐渐获得了地方政权，在唐代时，被赐姓为李。与其说是赐姓，还不如说是复姓，这一次，可能是唐王朝统治者的李氏姓氏让他们感到了回复李姓不仅使他们找到了祖源，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无上的荣光。唐僖宗时，拓跋思恭被任命为夏州节度使，晋封夏国公，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夏州地方政权。《宋史?夏国传下》中对此评论说：“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之后改朝换代，夏州王族的势力基本上未受到影响。到了宋代，统辖夏州一带的西平王李德明（此时又被宋王朝赐姓为赵）于公元1032年卒，太子李元昊继父位。李元昊为了称帝建国，干脆将唐、宋先后赐与的李、赵姓一并废除，改用史书中所谓党项羌人的姓“嵬名”。从汉音上“嵬名”一词即“伪名”同音假借，是否真正借用，确实不得而知。他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称帝后，于公元1039年正月写给宋仁宗要求宋王朝承认其称帝的表章中，又将自己与北魏统治者攀上了血缘关系：“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宋史?夏国传上》）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饶不开李陵遗血这个历史的事实。他将姓也没有改为自己所认为的老祖宗“元魏”之“元”，因为这个“元”根本上就是假的。但是当嵬名元昊的儿子毅宗谅祚亲政以后又复姓为李，李姓由此成为西夏皇族的姓氏。 自从李陵死后的数百年间，李陵的冤魂一直向南随风怒号，卷起无数历史浪潮，但是在历史中他还是没有归宿，后人对他的方方面面仍然不能肯定，看来他的幽魂注定要永远回归那个远在连角而起的四面边声之外、中原王朝所遥不可及的大漠深处。他的怨恨仍然是如此沉深，以至于化成语言也是那样孤寂和凝重。 2005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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