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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戏养神”与马村砖雕墓

 kenbian 2017-05-29

2004年山西稷山涧东村段登科先生家珍藏的两块“段氏刻铭砖”,见诸报道。其中第一块砖正面刻有:“据父传日:上祖先嫡字讳先,箸(著)有《贯通食补方》一册,上行宋太宗年间,救人济世康人益寿,方圆数百里妇孺皆知也。孰料贯通如饵,官索夷掠,实难保之,故刻砖四块,择方于其上,分付二子,预留后人继之矣。《贯通食补汤方》方曰:鹿茸三钱、米锅巴、人参三……”;顶侧面竖排刻有“孝养家 食养生 戏养神”的《段祖善铭》,研究者称为“三善文化”。



段氏刻铭砖


段登科家祖居马村,搬到涧东村已经几十年了。根据“官索夷掠”确定砖的时代为蒙古侵金时期,约为1230年前后;而刻铭砖中的“段先”即马村砖雕墓墓7地碣上所记的段先。



马村砖雕墓


三善文化最突出的是一个“善”字。“善”有多种用法,表示善良、慈善、善行、善事、良好、友好、和好、熟悉、弄好、擅长、长于、好好地、容易、易于。按我们的理解,是不但“弄好”和“擅长,长于”,而且“好好地”和“容易,易于”;“神”常见的用法有“神仙”和“精神,神态”。那么,“善戏养神”如何理解?我们试作分析:


若按第一种理解,“善于以戏养神仙”,虽然字面上讲得通,且在神庙里演出,古已有之,又称“赛社”、“赛会”、“赛神”、“酬神”,以达到“娱神”的目的。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它的全部。因为至少在宋、金时期,舞台分神庙祭祀与家庭演出两种。人在其中的作用与反作用如何?《尚书·尧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柳宗元《为王京兆贺嘉莲表》:“赞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以同欢。”“神”是“娱”了,人呢?戏还善于培养人们的精神,这才是我们研究之后的心得。


在小小舞台上,“六七人百万雄兵,三五步走遍天下”和“既已上台,不怕大家在旁边观看;自能了局,何劳诸位替古人担优”。说着“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出场便见;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的道理,起到“借虚事指点实事,托古人提醒今人”或“古今人,何必曾相识;天下事,当作如是观”的作用。正所谓“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妙;戏岂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和“文中有戏,戏中有文,识文者看文,不识文者看戏;音里藏调,调里藏音,懂调的听调,不懂调的听音”。从古到今犹在转瞬之间,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世态炎凉、尔虞我诈……大千世界被演绎得如同亲历,人们或出演,或欣赏,悲则同悲,喜则同喜,情景交融,有机会投人到整个社会中,排除孤独郁闷的感觉,释放愤世嫉俗的情绪,使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向上的心态……总之,提高了人们的精神修养和承受世变的能力。


在研讨以上问题及学习马村砖雕墓中,笔者有三点认识:


1.晋南是中国戏曲摇篮


宋、金时期,与周邻地区烽火连天相比,晋南平阳府(今临汾)偏安一方,免受战争之苦,又兼盐铁之利,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成为汁京杂剧艺人避难之所。有金一代,从金海陵王开始实行“汉化”,使得汉文化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金世宗又有“小尧舜”之称,社会鼎盛起来。



金代河东南路平阳府


但战争的阴影,很短时间在人们脑海里难以挥却,何况耳边经常响着炮火声,战争之虞,始终盘绕在人们的心头。这就形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情结,反对战争,渴望和平,认为平安康寿即是福分。这也便水到渠成地有了宣扬知足常乐、乐天知命的消极思想,无非给历经战乱岁月的人们一点精神上的宽慰。



侯马二水M4西壁七律诗:“阴云忽散晓霜天,画急门开甩□山。娜袄□□宫□□,玉替珠泪客三千。闲听白马敲金铃,□□茶楼动管弦。□□□旧明月夜,笙歌引至画堂前”


侯马第二水文勘察院“田福茂”彩绘砖雕金墓,墓室四壁上有词曲、诗文等,如“树远蝉声细,堂高莺语轻”、“谁家深院里,高叫卖花声”、“鹤穿老桧烟笼玉,莺人榴苑火炼金”、“为惜好麻慵洗面,爱怜池水不扫家”和“粉蝶乱飞千片玉,黄莺独坐一团金”等诗文,一派祥和安逸的景象,毫无颓废之心。该墓题记中有:“维大金承安五年(1200)岁次庚申四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吉葬记:秦村田福茂为妻张氏……其张氏年五十五岁,于大定二十二年岁次辛巳身化,别娶到朱长官□裴德育女为妻,同治至今庚申岁,已十九年矣。又将产业增置,添展舍院,地土普全”之句,可见大定到承安年间,人民生活呈上升势态。


但也有“晓夜躯躯只是忙,田园桑素(黍、粟)置千行。一朝限尽无常去,墓地都来八尺长”的诗文,和《南吕□》、《般涉·沁园春》、《道宫·解红》三首词曲。用韩信、曹操、朱葛量(诸葛亮)、子路、张飞等创造了赫赫业绩的知名人物,说明“一旦归空水化,便饶君□□万顷,田园限尽……呆痴汉□我分说,休夸!不如闲中驭性,全元击壤,’;“贪恋心形看谁说?不知你作何缘业……任人劝着,交你修行,你调侣,你伤被酒色并财气。特闻别□,□今弄巧番(反)成拙,这无口孤魂有谁说?”二者立意是一样的,都是鼓吹及时享乐、清净无为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产生了以杂剧说教人们的“善戏养神”,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段祖伦铭》


我想,中国戏曲在宋、金时期迅速成长,是整个社会意识成就的。段氏刻铭砖第一块砖上右侧刻有“和家,睦邻,容人”的《段祖伦铭》,是这一思想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反映。当然,“戏”的内容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和进步之中。


汴京地区的杂剧艺人将杂剧艺术带到河东,脱离了为大都市、上层人服务的不良状态,转向与全社会、最广大群众相结合,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参军戏”停滞的处境,进而发展到宋、金杂剧。于是乎,神庙里一般都有了舞亭、舞楼、乐亭、乐楼、歌楼等舞台类型,相应地马村段氏有舞亭、舞楼、舞厅三种家庭演出形式。


“善戏养神”,作为一个普通百姓马村段氏家族的祖训,说明戏曲艺术已经普及到广大人民了。


2.马村砖雕墓戏曲类题材较多的因果


发掘九座墓中,出土杂剧砖雕墓的有:墓1、墓2、墓3、墓4、墓5、墓8,共六座。在金代河东南路(治所在平阳),甚至全国,绝无仅有。东部不远的“旱码头”侯马市共发现了三十余座仿木结构砖雕金、元墓,有舞台、杂剧俑或角色者仅三座,即牛村董海墓、104号墓和晋光制药厂墓。



山西侯马牛村金代董氏墓戏台砖雕


究其原因,是马村段氏这一平民家族奉行“善戏养神”的祖训的结果。段氏家族成员,生前酷爱看戏,也有可能亲自演戏,在“事死如生”的大背景下,墓葬里才留下了这么多精美的戏曲文物。



洪洞广胜寺元代戏曲壁画,榜题“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


洪洞广胜寺元代明应王殿里的戏曲壁画,榜题为“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大行散乐”就是大的杂剧班子。老戏曲家墨遗萍先生考证,今临汾城内西北角旧莲花池一带,人称王八坑的地方,就是当年“大行院”所在地。临汾即平阳,金代的别都,印刷业和戏曲都很有名。戏班子教戏与演唱,都应当是这一代最大规模的。平阳府管理绛州,元代在万荣孤山柏林庙舞台石柱上有“尧都大行散乐张德好在此作场”,河津北寺庄禹庙舞楼基沿上有“庆楼台大行散乐古弄吕怪眼、吕宣,旦色刘春秀,X元”的铭文,可见“大行散乐”在平阳府活动多么频繁。


宋金时期的平阳府统领正平、太平、曲沃、翼城、绛、闻喜、垣曲七县。如果说,宋金时期马村砖雕墓等一批墓葬中出现戏曲文物和神庙里的早期舞台,为戏曲滥筋期的话,平阳府元代“大行散乐”活动时,该是鼎盛期。或许,大行散乐在金代已经形成,马村砖雕墓所属的段氏家族人士,就观看过“在此作场”的“大行散乐”的演出,那些砖雕戏曲人物有可能是以其中的演员为模特雕刻的,伴奏乐队亦然。


善戏养神还应当包括游戏、杂耍一类的娱乐活动,墓1南壁牡丹栏前即有男女儿童“青梅竹马”的场景,只有这样才能作到全方位的“养神”。


3.马村砖雕墓戏曲类题材的解释


马村墓1、墓3、墓8三墓中有五位杂剧人物,墓2、墓4、墓5中有四位,原报告介绍为:


副净墓2:1、墓3:2、墓4:2、墓5:4、墓8:3等;


副末墓2:3、墓3:l、墓5:2、墓8:1等;


末泥墓2:4、墓3:5、墓4:4、墓5:l、墓8:4;


旦墓8:5;


装孤墓2:2。


与杂剧同时演出的乐队砖雕出现在墓1、墓4、墓5的舞台上。


1987年,杨富斗先生在《稷山、新绛金元杂剧砖雕研究》中,将“副净”墓3:2新归为“装孤”,墓8:2也可能是这一角色;而将墓3:3放人“副净”。这样,更完整和准确了。



墓1杂剧俑头目光方向不一


墓4砖雕杂剧人物


墓8砖雕杂剧人物


关于墓中所出六台杂剧的场面布置,是演出前后谢幕,还是表现一出戏的一个特定剧情,学术界看法有别。原报告中有“末泥装扮的官级大小有别,副末装扮仆吏身份不同,显然都与剧情有关”,遵守“善戏养神”的马村砖雕墓,墓1的乐队进人伴奏状态,肯定是在演出;而杂剧俑目光方向不一,有的上看,有的下看,有的闭着。墓2、墓4、墓5杂剧角色及伴奏乐队都有动作,也在演出进行时。墓8也与之相类。推而广之,是否舞台上杂剧人物出现时,都是在演出之中?演出形式的不同,才有了四位、五位之分?具体剧情是什么或什么样的内容?值得探讨。



墓3砖雕杂剧人物


墓5砖雕杂剧人物


原报告认为,墓5舞台左下角放两坛酒,右边第二人巾裹上饰花,穿长裤,短衫,腰束带,颇似酒家一类人物扮相,表演的内容跟酒有关;而墓8:2戴前檐低后檐高而尖的帽,穿圆领宽衫者,双手抱一“琴”,表演的内容跟琴有关。


墓2中的杂剧砖雕,副净墓2:1原报告指出:“马村MZ:1一人手执长竿,竿首系绳,下结彩球,或为‘竹竿拂子”,杨富斗进一步指出:“剧中人物有坐有站,有前有后,且目光手势比较集中,无疑是在表演一个戏剧节目”,“其副净站在舞台的最左边,其右手插人腰带,左手持一挑着`灯笼’或`采球’的长竿,喜眉笑脸地把挑着的东西垂于舞台正中间……这是一场正剧是不成问题的’。写了《中国戏曲发展史》的廖奔也持此说,但不认为马村墓2一人手执长竿,竿首系绳,下结彩球,或为“竹竿拂子”,只是谨慎地描述为“此人为市井小民打扮,双袖将至肘,其左手挑一长竿,竿头垂一绳,下悬一圆状物,上刻菱形线”。



墓2砖雕杂剧人物,持竹竿拂子


对此,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耀辉,在学位论文《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中,有新的见解。他认为:所谓“竹竿拂子”,应当是专为此种杂剧所设的一种道具。细察此图,可知竹竿所挑之物为椭圆形,称之为鞋底恐不为过,菱形纹是鞋底的装饰。


进一步说:画面中的两个官员围绕着一只鞋子的表演,若以为鞋为裙带关系的象征,似与蔡卞故事有关。《清波杂志》卷第三记载,蔡卞娶了王安石之次女,“蔡每遇国事,先谋于床第,然后宣之于朝堂”,王安石为之辩解:“元度千载人物,卓有宰辅之器,不因某归以女凭藉而然”,后来蔡卞也:“唯知报妇翁之知,不知掩妇翁之失。”以至于“蔡拜乐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垂今之大拜,都是夫人裙带!’讥其官职自妻而致,中外传以为笑”。既然当时已经被优伶采择进行即兴表演,又“中外传以为笑”,聪明的艺人就有可能汲取了这一题材,编成一部杂剧,虽然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杂剧名目中未有以鞋为题者。现在山西地区有一种社火表演,题为《红鞋前程》,其表演形式“是由一皂隶,手持竹竿,竿头吊一只制作的红鞋,引诱身穿官衣、头戴乌纱、抹以丑脸的官员,(官员)追逐上下左右前后摆动的红鞋,表现其低残、奉迎之丑恶现象”。与墓2南壁所表现的情景两相对照,不难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


这些都是大有裨益的探索。


(文章来源:《中华戏曲》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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