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羽真三义的关联推论 北魏羽真第一义，存在一般羽真、大羽真、内行羽真和内大羽真的分别，其中获赐大羽真原因主要是世领部落，率部归魏，后多有捍边守卫之功，严耀中以为羽真为领民酋长的推测当只是符合任大羽真者。而内行羽真、内大羽真作为“孤证”之“异例”，通过大羽真明晰的前提及与相类史例同中求异的考察推测以为，奚干为内行羽真，有别于与其行迹相类的大羽真获得者的是他身为帝室十姓的身份；元顺为内大羽真，有别于与其同为拓跋宗室、昭成子孙的元素连、元陵的当是因为他为昭成皇帝的嫡孙系，而元素连、元陵已至昭成重孙后，不入昭穆。若考察成立，我们可以认为内行羽真号给予范围当是在帝室十姓中，而内大羽真当在拓跋宗室中昭成子孙嫡孙以内；如此内，内大羽真应较行羽真等级为高，更接近拓跋血缘权力核心。将羽真第一义的职能与时间两要素联合起来考察，可以得见其在北魏前期的演变：道武时羽真已有大羽真、内行羽真、内大羽真三职的分别，其中大羽真号给予内附领民酋长之类，内行羽真给予帝室十姓成员，内大羽真给予昭成嫡孙以内者。较可确定的一般羽真的出现是在太武帝时，羽真号开始授予南来降人，如司马楚之，北魏以楚之的晋宗室后裔身份树立正统，为统一华北后进而“南荡瓯吴，复礼万国”制造舆论声势，且能招抚南人继续投奔。而此后的文成、献文、孝文太和改制前，大羽真、内行羽真、内大羽真号的授予骤减，仅有大羽真尚有数例可见，此当是因太武统一华北后北魏政权已在形式上稳定下来，并不如此前那样亟需吸收其他部落以增强自身力量。此种背景下的羽真尤其是一般羽真号，开始授予汉人外戚（如冯熙、冯诞父子及李峻）、宠幸有加者（如毛法仁、司马金龙），是羽真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内四职的分级与兴衰是随着北魏政权的萌芽、成长、稳定而不断变化的： 政权成长期需要明确统治集团与内附势力的分野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等级，故而有大羽真以拉拢、招抚世领部落者内附，以增强拓跋部落的势力； 而内行羽真、内大羽真分授帝室十姓、拓跋宗室中昭成嫡孙以内即在于明晰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野。 而以太武统一华北为转折点，稳定下来的北魏政权开始收紧对于大羽真、内行羽真、内大羽真的授予，一般羽真大量出现，开始面向接近统治中心的汉人，拓跋贵族的政治权势逐渐受到削弱。 羽真四职的兴衰变化不仅反映出羽真内部的名号更替，更反映出北魏前期以血缘宗族与拟血缘制部落为依托的贵族政治、宗王政治转向皇权政治的转变。 学界以为羽真第一义为官职或爵称的推测并不准确，从此四职的差别及其功用来看，其合理表述应当是拓跋乃至北族使用的 “类官号”。罗新将中古北族政治名号分解为职务部分的“官称”与修饰美称部分的“官号”，“官号”从属于个人，与官称同时使用，使官称的获得者具备了唯一性，从而具有与“姓名”一样的标示个人身份的功能。而羽真第一义，即本文称之为羽真号者，其本意应当在于区别北魏立国初期的势力分野与等级阶序，目下可知的是划分出统治集团内部的昭成子孙嫡孙系、帝室十姓系及归附北魏的内附势力（以四方诸姓为主）：帝室十姓以外的统治阶层如勋臣八姓、内入诸姓中的关键人物若有捍边之功多可获一般羽真号；随着北魏政权的稳定，一般羽真号因为适应权力来源由贵族转向皇帝的大势而更多的被应用，太武以后诸帝开始将一般羽真号授予汉人，以削弱贵族政治，确保政权由宗王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过渡，孝文帝时的羽真号更多的成为一种得到皇权认可、可以进入核心统治圈的身份标识。 从羽真所起的历史功用看，是个人名号中“官号”的扩大化，即标示任者在拓拔权力阶序中的唯一身份等级。“大羽真”标示的是军事力量及由此带来的权势、荣誉，“内行羽真”是标示拟制血缘中空间上接近权力核心的“内行”与标示血缘联盟中身份的羽真号组合而成，并由后者主导因而高于其他“内行”诸职；“内大羽真”则由标示血缘的“内”和标示军事力量的“大羽真”构成。 而羽真号的出现与鲜卑部落联盟的机制相关。王明珂指出汉代匈奴、西羌与鲜卑，各自在特有的辅助性经济与相关空间领域下，形成不同的游牧社会组织。崛起于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各部族由北方迁至辽西，再往南、往西迁徙，不同时空中经济生业的差别以及部落间经济基础的差异，使得他们无法像匈奴各部落一样组成中央化、阶序化的“国家”，也不同于固守一部落领域的河湟西羌。经常地对外迁徙，寻求农牧之地并获取贸易、掠夺等倾向于“负面交互作用”（negative reciprocity）的机会，使得部落联盟成为此情境下的高效组织机制。不同于匈奴“国家”，部落联盟对内的控制并不严格，它并不维持部落内的秩序，而让内部各游牧或半游牧群体能自作重要的生计抉择。更为关键的是，部落联盟有极强的包容力和转变力：它能将纯游牧的部族与半农半牧甚至纯农耕的人群结合在一起，它也因着内部群体成员与外在资源环境的变化而转型。吸纳领民酋长类的大羽真，同时使用一般羽真、內行羽真与内大羽真在联盟与部落内部划清权力边界，当是部落联盟维持自身良性运转的制度本性使然。 在此情境下，北魏羽真三义便可联系起来，而非彼此孤立。周一良言及《周书·高琳传》云：“《官氏志》无羽真氏。……此言赐姓羽真者，或以官为氏，或兼任此官，后世误传耳。”周氏以为高宗获赐姓羽真氏实“或以官为氏，或兼任此官”，将羽真第一义与作为姓氏的第二义联系起来，颇有见地。然观琳五世祖宗例，知琳祖先本为辽东高氏，实高丽一族，先仕慕容燕，后归北魏，得赐姓羽真氏。姚薇元之归入“东夷诸姓”：“辽东高氏，本高丽族。以国为氏。……按高丽王本以高为氏。……高句丽治汉之辽东，其王姓高，盖以国为氏也。”姚氏考证可明晰高宗归魏获赐羽真氏，本因在其为辽东高氏。仇鹿鸣从氏族谱系视角出发、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可加强论据，其指出《高贞碑》“载高贞字羽真，追赠营州刺史，而羽真氏本是高丽之姓，高丽的羽真氏多改姓高氏。《高贞碑》提及此事可谓是欲盖弥彰，反而透露出高肇一支本为高丽人的真相，而其所赠的营州刺史，是将辽东作为其本望，与自称渤海高氏相抵牾。”是羽真氏本源出东北高丽地，其影响所及主要是与郡望相接，互为表里，而与周氏以为的羽真官无涉。而联系上述对于羽真第一义功用的考察结果，赐姓羽真氏（第二义）实则是将游离的部落纳入拓跋的部落联盟，并依据势力划定权力位置，壮大并维持部落联盟的运转。“因为有了太武帝的需要，才有了乌洛候使者关于拓跋‘先帝旧墟石室’的报告”，与此相类，羽真号及本出高丽的羽真氏本源应当于拓跋起源的东北中求取，而本在高句丽北、且曾在显祖献文帝皇兴二年向魏朝献，建立起朝贡关系的羽真侯国（第三义）正是符合此要求的，或许羽真一词的准确含义应当去东北方位语源中找寻，只是史料缺乏，需俟日后相关史料发现，故暂置阙疑。 至孝文太和改制,汉化的浪潮沙汰了鲜卑语词的官爵号,其中当然包括羽真号。羽真号从冯熙太和三年自书S.0996《题记》官爵序列的高位到十九年孝文撰《冯熙墓志》中的消亡，正是汉化沙汰鲜卑系话语的显例，其背后实际是拓拔核心集团步入皇权轨道而彻底祛除部落联盟形态的声明。与羽真号消亡同见于冯熙葬礼的是首次出现于北魏历史的汉化九锡，作为“物化礼乐”的表征，北魏九锡是勋臣死后追赠的荣宠，迥异于魏晋南朝作为禅让易代的工具性九锡。羽真号的消亡与九锡的变相，窥显出洛阳政权中华夏化的进程。 但因为没有法令形式的强制，在宣武、孝明朝依然能在后人为先人所作墓志中书写羽真号，羽真代表的进入权力核心的荣宠光环依然为北魏民众认可，羽真号以墓志为载体，开始与历史赛跑的征程。敌对政权的南朝史籍“似是而非”的记载同样可视为羽真号留存的载体。然而从平城定居，道武建制，将拓跋部推进封建体制的门槛，而后至文明太后推行太和改制，使得平城政权基本完成封建化进程，再延展至孝文迁洛汉化，一步一步实现皇权政治，部落体制中的血缘纽带逐步让位封建集权中的拟制血缘，羽真号分定以血缘为基础的权力分野的作用失去用武之地，日见枯萎，也只能赖洛都民众的墓志铭刻缅怀先人荣耀，甚至不如敌国南朝所记详细。自河阴变后，魏分东西，复次为周齐，孝文汉化的成果在背离制定者初衷，反向加速北魏衰落的同时也被胡化的尘埃埋汰一空，北魏末至东西魏间出现了人为的记忆真空。至魏收撰《魏书》，下迄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史书对于北魏前期的羽真号已经语焉不详，仅有的数例也是抄自《周书》，甚至取材于南朝的《宋书》。集体的结构性失忆，使得拓拔部落联盟直至北魏前期时荣宠万千的羽真号从此淡出人们的记忆，千余年间不被后人提及。 在历史本相下，自有结构性规范的“文本”及其背后的知识权力，倾向于以定性化、模式化的书写，使得有其相似性的“文本”一再被复制，由此创造并强化此本相的集体记忆。而讲述、书写历史文本的权力是统治集团政治权力的一部分，文本上的历史理应服务于集团当前的政治利益，符合本相存在的社会情境，那些不能服务于当前利益的历史讲述、书写的文本，自然会“被退出”中心，不是永久消失，便是隐藏起来等待发掘，但不论怎样，它们都会成为历史“理性”结构性失忆选择性遗忘的部分，北魏羽真号只是其中之一，而却是这许多部分，记录了民族起源与迁徙的历史，从历史追溯意义上阐释了拓跋鲜卑在特定时空的起源与发展，而它的消亡，则标示了民族谱系的变迁。 原刊于《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 【编者按：因微信格式问题，本文格式有调整，引用请核对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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