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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避讳制度谈 《倪宽赞》真伪问题 ■宋启元 《倪宽赞》是褚遂良楷书传世精品，后世评价颇高。然而，自元代以来，《倪宽赞》的真伪一直备受争议，历代学者从书体风格、书写错误等方面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其中，关于《倪宽赞》“不避时讳”的质疑影响最大。但这一观点实则漏洞百出，禁不起推敲。 中国的避讳传统自古有之。其中，帝王名字的避讳是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的。避讳的方式，诸如改字、变体、缺笔、空字等在古代书法作品中常有体现。如智永关中本《真草千字文》中，“民”“治”等字即因避唐讳而缺笔；又如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中为避唐太宗、高宗讳，以“人”代“民”，“治”缺末笔，可谓谨小慎微。然而，同样署褚遂良之名的《倪宽赞》中亦有“民”“治”二字，却未作任何避讳处理，反倒卷中五处“弘”字均被刮去，似与避讳有关，让人难以理解，而这也成为了后世学者质疑其为宋人伪托之作的重要依据。 为了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笔者查阅了大量史籍文献，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据《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记载：“太宗曰：‘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二字不连读者，并不须避。’”由此可知，唐贞观年间推行的是“二名不偏讳”的避讳制度，“世”“民”二字只要不连用，不需避讳。“臣有（虞）世南，官有民部，靡闻曲避，止禁连呼”，反映的正是当时的情况。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倪宽赞》为褚河南于贞观年间所书，不避“民”字不足为奇，而李治当时尚为皇子，不避“治”字亦顺理成章。那么，《雁塔圣教序》又是因何避讳呢？经查证，《雁塔圣教序》刻于永徽四年（653年），永徽为高宗年号。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六月，高宗李治即位。高宗即位之初便取消了其父“二名不偏讳”的制度。“贞观二十三年六月，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李勣……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高宗年号）中，以犯太宗讳，单名勣焉”。想必，若非虞世南早卒，此时也必将改名为“虞南”了。《雁塔圣教序》为永徽年间所刻，自然要遵照当时的制度，避太宗名讳，故《雁塔圣教序》的避讳与上述推论并不矛盾。 为了判断《倪宽赞》是否诞生于贞观年间，我们不妨将其与褚遂良的其他楷书作品作一个比较。褚遂良的楷书风格演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姑且称之为“取法阶段”，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褚氏45岁（贞观十五年，641年）所书的《伊阙佛龛碑》方整刚健，骨格外耀，颇有欧阳询楷书的风范；次年书写的《孟法师碑》则兼有欧字的方严和虞世南楷字的遒媚。这两件褚遂良中年时期的代表作正反映了其早年对欧、虞二家的深入取法。第二个阶段为“成熟阶段”，以《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为代表。53岁（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时所书《房玄龄碑》遒劲秀逸，婉媚多姿，脱出了欧、虞之风，是褚字自成一家的标志之作。其后的《雁塔圣教序》（永徽四年，653年）更是将褚字妍媚多姿、刚柔相济的特点表现到了极致，成为登峰造极的千古名作。反观《倪宽赞》，其用笔轻盈飘洒，灵活自然，细瘦谨严，带有成熟褚书的特点，但结体却趋于收敛方整，尚有欧楷之意。由此推测《倪宽赞》应是褚字由欧、虞风格向个人风格转变时期的作品，体现了两个阶段间的过渡，故其书写时间应晚于《孟法师碑》，早于《房玄龄碑》，即应为贞观十六年至贞观二十三年期间所作，这进一步佐证了《倪宽赞》书于贞观年间的推论。 至此，《倪宽赞》不避太宗、高宗名讳的问题已经有了解释，但是，仍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尚未解决：是谁刮去了卷中的所有“弘”字，又所为何故呢？认为《倪宽赞》为宋人伪托的学者们解释：宋太祖赵匡胤登上皇位之初，追封其父赵弘殷为宣祖武昭皇帝，书者为避其讳于书写后刮去全部五个“弘”字。查考史料，宋代的避讳制度确实空前严苛，从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三笔》的记载中便可见一斑：“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但凭严苛的避讳制度判断《倪宽赞》就是宋人之作未免过于草率，且避讳通常与书写同步，或增删笔画，或直接空过。书写讳字后再将其刮去的避讳方法前所未见，后所未闻。我们不妨这样假设：褚书《倪宽赞》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避“弘”字讳的时期（可能是前文所提的宋代，亦有可能是别的时期，如清高宗名弘历，其在位时期亦推行了极为严苛的避讳制度，且大兴“文字狱”，许多人名、官名、地名均因避其名讳而改动。笔者认为“弘”字被刮很有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期，因为在清之前许多文人曾对《倪宽赞》作过评价，但均未提及“弘”字被刮一事，明代张丑曾提出《倪宽赞》为伪作的四点理由，无一涉及此事）。当时的收藏者为求得安全，将卷中所有“弘”字刮去，使之成为今天的模样。当然，这仅仅是笔者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所作的假设，真实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查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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