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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特别重要的客人，陈家宁这几年已经不再亲自动手做衣服了。今年他65岁，从15岁入行至今，他在裁缝这一行做了50年，全部的职业生涯都在这个裁缝店里度过。 1943年，他的父亲、时年21岁的陈荣华当上了上海泰记西服店的裁剪师，成为大家说的“红帮裁缝”。1950年，陈荣华随客户到香港发展，开创了自家的西服定制店。1982年，身为长子的陈家宁接管了父亲的裁缝店，并改名为W.W.Chan & Sons。慢慢地，W.W.Chan & Sons也以手工定制优质西装而闻名。2002年，陈家宁把自家的定制品牌带回上海重新创业，店铺就开在上海茂名南路的尽头。 如今，一到上海茂名南路淮海中路路口，路东一侧有一排闪亮发光的玻璃墙，一家挨一家。店名大多是复古的英文字母，意思是“某某裁缝店”。十几年来，陈家宁的品牌店吸引了十几家裁缝门店相继开起来，由此形成了上海有名的“西服定制一条街”，又称“中国的萨维尔街”。 可比起100年前“红帮裁缝”在上海滩鼎盛时期的场面，这条街已差得太远。这些看似复古的店面，也不再能与当年考究的裁缝手艺媲美，叫得响名字的师傅更是难以找见。W.W.Chan & Sons已是现今为数不多，与“红帮”依然保持着直系血统关系的裁缝企业。 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家宁也逐渐把香港和上海的三家店面交给了在自家做事多年的师傅。 儿子陈风凡今年34岁，2007年开始在店里从实习生做起，至今已有9年，但他并不打算效仿父亲，子承父业。他现在和陈家宁讨论最多的，是希望开一个更为年轻化的副牌产品的店面。 现在每天，陈家宁仍会准时地出现在店里，穿着考究的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虽然店里现在有另外的裁缝师傅负责量体试衣，但遇到熟客或贵客的时候，他还会亲自和他们咨询并测量。 因为经历和接待世界各地客人的关系，陈家宁可以随时转换英语、粤语、普通话，与人攀谈时动作和表情略为夸张，这大概来自他的职业习惯，却传递出他对客人的一份真诚。 65岁的陈家宁每天坐地铁上下班，上午7点，正是上海早高峰时间，不算换乘，他在路上的时间接近一个半小时。他选择地铁的唯一原因是，可以准时。“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和老外约时间，差一分钟他也不高兴，唯一的做法就是早到。”对时间的严格遵守，也是陈家宁对自己职业要求中一个重要的细节。 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David Hochman在一篇发表于1998年4月5日的文章里提到他在店里量体裁衣的体验。“在1月份的某几分钟里，我的右肩比左肩更向前弯似乎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这时我身在香港，正在W.W.Chan & Sons 的店中接受量身定制。W.W.Chan & Sons 是香港硕果仅存的好裁缝店之一。当我宣布我想定制一套西装的时候，什么禽流感，股市崩溃，似乎都不能阻止这些裁缝师傅们手中的皮尺如魔术般地在我身边起舞，我突然处在了划粉、大头针、皮尺的狂风暴雨之中??” 不仅是“红帮裁缝”的直系血脉传承，50年来，陈家宁恪守着裁缝这个职业最重要的标准和传统。 来自杭州的Toby第一次定做西服，在茂名南路分店里为他准备的测量单上，一件西装外套和一条西裤分别要测量10个不同身体部位的尺寸，衬衫需要测量5个数据。包师傅非常细致地询问他平常的站姿、走路方式等等生活的细节，并在测量单上作出标注；同时给了更适合他要求的布料和款式的建议，为他确定了面料、底衬、纽扣等等一系列配搭。并建立“一比一”比例的样纸作为裁剪前的草图。 尽管不再亲手为顾客裁衣试衣，W.W.Chan & Sons的师傅也都延续着一直以来沿用的传统的制衣工艺。对于新客户，一般会被要求试穿3次。一周后，顾客第一次试衣，根据纸样裁剪的面料临时缝制组合，称为壳子，师傅根据顾客试穿的效果用别针在壳子上做记号以便进行修改。 第二次试衣(光样)，是在门店的试衣间，6面镜子呈多角度环绕四周，让顾客全方位审视衣服的上装效果，“这是我们店的特色之一，不需要妻子或朋友的陪同，客人也可以一个人来偷偷做衣服。我们让顾客把每一个毛病、喜好都看出来。”第三次试衣(交货)，陈家宁一定要求顾客穿上皮鞋，看到客人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模样，那是陈家宁最满足的时刻。 另外，W.W.Chan & Sons还为顾客提供“终身保用”的售后服务，诸如钩丝、纽扣脱落等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 一套完美西服的诞生过程，来自这样的无数个细节。在他的店里，这些细节还包括德国的针与剪，日本的粉笔和丝线，更重要的是师傅眼间手里对布匹裁剪的感觉，这来自数十年的积攒，这也是西服定制的灵魂，包含了现代成衣无法获得的个性与体贴。 服帖，是陈家宁认为西服最重要的品质。“裁缝不需要风格。需要标准，国际标准。”这是陈家宁五十年来恪守的定制原则。“W.W.Chan & Sons 之所以生存下来，靠的就是坚持传统工艺，按规矩来。”规矩和传统，让陈家宁觉得骄傲。 但儿子陈风凡却不这么认为。 “裁缝是非常刻板的，如果差了半公分，（父亲他们的）心理非常不自在。可对我来说，我是非常不拘小节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日夜颠倒的人。”陈风凡的上班时间，比父亲几乎晚了2个小时，上海早高峰的人潮已经褪去。言谈间，他并不掩饰自己对手工裁缝工作的不适应。 “他其实一直希望我像他那样。可我的个性是跟他完全相反的，就像陆地和海底的生物一样。”27岁之前，陈风凡刻意远离父亲，他开过冷饮店，也做过电台播音和广告策划，“他们对我的期望很大。可是我有自己的人生，我希望经历自己的人生。” 这是陈家宁的一个痛点，和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早年间，他从父亲那里学习裁缝和接班的时候，从没想过这些。 陈家宁的父亲陈荣华，正是早期红帮裁缝的代表。1922年，陈荣华生于浙江宁波鄞县，14岁到上海“生利”洋服店当学徒，后进入上海市西服工艺专门学校学习，接受红帮宗师顾天云的亲自教学。1943年，21岁的陈荣华以前三甲的成绩毕业，成为上海泰记西服店的裁剪师。 “红帮裁缝”，指的是发轫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一个裁缝群体。 早在18世纪末，宁波人以 “三刀”（剪刀、菜刀、剃头刀）为主体的服务性行业，已涉足日本横滨。1921年出版的 《上海总商会月刊》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清嘉庆年间，鄞县姜山孙张漕人张尚义，学了裁缝手艺没法糊口，被迫改行在渔船上帮厨烧火。一次，渔船因遇海难漂至日本横滨，被当地水兵救起。张尚义寄居码头靠修补救生衣度日。港区内有不少俄国渔民和荷兰客商都穿西装，他趁补衣之机，将洋人的西装拆开，做成样板，学习裁制，渐渐成为制作西服的高手。之后回乡带儿子创立了“同义昌”西服店，还在日本东京、神户开设了分店。并多次从横滨返回故乡，带着奉化江畔的宁波人，一批接一批东渡日本，经营裁缝生意。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横滨组织同盟会。宁波裁缝就根据孙先生的意愿，以日本士官服为原型，改制设计了早期的中山装。 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1928年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员题名录中，其中旅居日本，在横滨、东京、神户等地洋服店供职的有15人。 如果说“红帮裁缝”起源于日本，它的成名则在上海。 1843年11月，上海对外开埠，逐渐成为东方大都市。欧洲人猛增，同时，国内的洋行买办、银行高级职员、富家子弟、社会名流等追随时尚，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 “西装热”。 宁波自从辟为通商口岸以后，风气开放较先，又与上海近在咫尺，这股 “西装热”自然很快影响到了宁波。大批宁波裁缝涌入上海。 清末，在上海的宁波裁缝，就应革命志士徐锡麟之请，全部用手工工艺，制作了一套西装，这是中国人在国内所做的第一套西装。 至上世纪20年代起，红帮已成为了上海服装业的主角。根据当时上海西服同业公会的资料显示，彼时上海西服店多达700多家，“红帮裁缝”开设的就有420多家，占约六成。“红帮裁缝”的出现，创造了中国服装史上的五个第一，即中国第一套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因此，“红帮裁缝”也成为中国服装史上最深、最久、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服装流派。 “红帮裁缝”称谓的由来，在社会各界综说纷纭。有人认为“红帮”的说法，是因为当年裁缝的主要客户为外国人，社会俗称其“红毛鬼子”，由此而来。也有人说，做衣服的这些裁缝师傅，大多来自宁波的鄞州、奉化一带，师徒相承，上海人就称这些人为“奉帮裁缝”，因为吴语“奉”“红”同音，因此最后演变为“红帮裁缝”。以区别于当时的“本帮”。 宁波师傅的裁缝技艺已被推崇至艺术的高度。有一则“书屑偶拾”《成衣匠的诗外功夫》写西服制作的讲究：某家仆人去为主人定做衣服。宁波成衣匠询问他家主人的性情、年纪、状貌，以及何年得科第，独独不问尺寸。仆人觉得奇怪。成衣匠告诉他：“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衣需前长而后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伛，需前短而后长。”这种有别于单纯的量体裁衣的“诗外功夫”，正是艺术所推崇的“神形兼备”的境界。 清末社会变革，奉化江两岸的“红帮裁缝”替代了昔日的中装裁缝。他们做西服的 “诗外功夫”，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定制西服大大小小有100多道工序，而中山装是40多道工序。 这些裁缝通过自学钻研，率先掌握了西洋服装的制作技术，为当时来华的外国商人、船员水手制作西式服装。他们因训练严苛，技艺炉火纯青，中国的各方名流才俊无不以能穿一件他们制作的衣服为荣。 在现今国家保存的红帮裁缝名册里，陈荣华的W.W.Chan家族成员也名列谱上。 在上海做裁剪师期间，陈荣华接触了不少外国顾客，也学会了西装行业中常用的英语词汇，同时也学到一些经营之道。 到了1950年，他随客户辗转到香港，在九龙开办了洋服工厂，当时的客人大多是外籍商人。陈荣华每年主动去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拜访老客户，接回了一批又一批的名流商贾的订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对内陆来的“红帮”裁缝来说，是定制西装的黄金年代。“那时候客户来定西装，都不是一套一套地定，你做得好，来个五套十套。冬天怎么办？再来件大衣吧。”陈家宁还记得，“要是下手省，一年下来，多出来的面料，攒起来可以买一间楼”。 1967年，15岁的陈家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西装裁剪、打样等工艺。那时，正是香港这一行业逐渐开始衰落的时候。3年后，他被父亲送往美国读书，因为华人文化圈里，裁缝说到底不过是靠手艺吃饭，并不受人尊敬。 七八十年代开始，成衣逐渐取代了手工制作。机器的高效降低了衣服成本，品牌成衣也成为商业时代身份的代表，裁缝店被制衣厂淘汰，定制被成衣取代。 由于行业凋零等种种原因，身在海内外的红帮裁缝共计百余人，大都已有七八十岁高龄，红帮技艺正面临着人绝艺亡的危险。 美国南加州大学商业管理专业毕业后，陈家宁依然做起了裁缝。而像他这样，尤其大学毕业后还愿意子承父业的已经不多了。1982年父亲退休后，正式将店号交给了陈家宁。他将其改名为W.W.Chan & Sons。 从此，他再没有离开裁缝店。 80年代，陈家宁曾经想来内陆寻找裁缝师傅，然而，昔日“红帮”的声名虽在，人脉却早已断流。当年大部分红帮裁缝都随客户外流到了海外，留在国内的，一部分被政府收编，主要给领导人制衣；另一部分进入工厂流水线，做机械化成衣。 而国内的裁缝师傅因为文革等原因，在手艺上已经落后很多。这几十年间，西服的款式和面料已经悄然换代好几回了。 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他们自己来培训工人。最先的工厂开在深圳，可是店面生意却并不成功，因为没有市场。“直到2000年前，中国人穿西装，还是更认品牌，愿意穿成衣，没有‘Bespoke’（定制）的概念。” 2002年，随着上海经济起飞，陈家宁将重心从香港移回上海。他在上海开了内陆的第一家分店，地点在“丽兹卡尔顿”酒店广场，而他们的目标客户仍是外国人。“红帮裁缝的精神就是客人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因为哪里有市场”，他解释说。今天的市场显然在上海，上海的国际化给陈家宁带来很多海外客户。 2006年，他在茂名南路开了第二家分店。上门来定制的中国人开始多了起来。“外国客户和中国客户的比例，从5比5，到4比6，最近马上要到3比7。”茂名南路驻店裁缝包师傅发现，“来的我们中国人里面，年轻人多，第一次定制衣服的人也越来越多。” W.W.Chan & Sons 逐渐成了上海有名的西服定制店，在它的带动下，越来越多裁缝店入驻茂名南路， 并形成了上海的“西服定制一条街”。 “70年代，‘W.W.Chan’在香港，说排名，点上前几十名也不一定点到它。但现在，不仅在香港，在美国、在中国内陆，一点就点到它，算是数一数二。为什么？因为当年红帮裁缝很兴旺，师傅很多，店面很多。但是到现在，很多店都变了性质。父亲死了，儿子不愿意做裁缝，改做别的行业，而做裁缝一般不是大学生，也不是很有学问的人”。陈家宁说。 这是一个悖论。事实上，做一个好裁缝，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要精通各方面的知识，至少要懂人体结构学、纺织材料学、消费心理学、色彩学、社会公关学等等。只是，这些在过去的手艺人看来，都笼统地称为“经验”。 这个“经验”，就是陈家宁之后几十年兢兢业业，不断摸索而积攒出的手间眼底的感觉。陈风凡记得，父亲“20年来，每天早上10点开店，他都会提前半小时到店里，理面料，做准备工作，早点就吃麦当劳，每天都是同样。刻板，有规律，一成不变。给客户做衣服，量体、裁剪、试身到最后交货，他一定要从头跟到尾，生怕疏忽，不肯有丝毫放松”。 刚到上海头五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师傅，他每天早上10点到晚10点，待在店里，全年无休。“爸爸为了工作非常有克制力。他喜欢吃蒜蓉、大蒜，但因为接待客户不方便，就完全不碰。”陈风凡佩服父亲，但又对他的保守和坚持颇不认同。 裁缝终究是件辛苦和服务于人的职业。它不同于艺术，裁缝是为他人做“嫁衣”，是靠师傅手里的针线、剪刀、尺子，为客人用心裁剪出一件衣服，衣服的品质和细枝末节的用心，全凭师傅的热爱和匠心，即使是真正穿上身的顾客，也并非完全领悟。 做裁缝还是一件很寂寞的事情。“做好一件衣服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它的价值没有那么大，这不是高科技，它只是一件衣服。（在现在快速的时代，）你花那么大精力做一件衣服是不是值得?” 陈家宁很清楚，即使定制的生意越来越好，可现在愿意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还包括陈家宁的儿子，陈风凡。 2007年，他被父亲叫回店里。从小学徒入门，给顾客开单子写很好看的英文字体开始，学习现金点钞，整理布料，招呼客人，这些陈家宁认为要给客人感受到必须的专业细节，在陈风凡看来，却是“是很表面、无意义的事情”。 最后可以开始接待客户了。陈风凡每天都在和自己交战，“我其实是非常内向的人，我不愿意和人交流，这是最后的一个考验了。我就当作做销售一样去锻炼自己。” 最终，陈风凡最难面对的人只剩一个，那就是自己的父亲。父亲手把手教他西服最讲究的每一个细节，面对他时，陈风凡的心情颇为复杂，“他是一个父亲又是上司，我是以面对老板的心情去和他交流。我希望在公事上给他得到一个认同感，再以一个儿子的身份面对他。” 他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同，又希望有所突破。他想做“更深层的东西”。他发现，“亲力亲为在这个时代不合时宜了。” 在定制店7年之后，陈风凡想要有点变化，他计划制作一本全新的宣传册，在他看来旧有的表达过于专业，不便于客人理解。他想有所突破，展现家族老店的变化。 为了拍摄硬照，他把小提琴手请进了店里。他还想给自己的店做广告，在陈家宁的时代，有三个行业是不做广告的，医生、会计师，还有裁缝。如果他要做广告了，证明他可能手工手艺不好，所以需要做广告。可陈风凡认为，时至今日，要让更多人去了解西服高级定制的点点滴滴，他要“与客户共同创造一个仅属于他的故事“。 “他可能觉得这个不是这个行业应该有的事情，对他来说这是无法理喻的。不过他没有阻止我。”陈风凡发现了父亲的悄然改变，或说不得不接受。 他还和父亲提出开个副牌的想法。陈家宁愿意支持年轻人的想法，但前提是绝对不能影响原有牌子的品质。这件事父子俩谈了两三年，都没有谈拢。 现在，陈家三家门店的当家师傅都已合作多年，约四五十岁，手艺与对品质的要求与陈家宁契合，有他们在，在自己退休之后，这个牌子的风范还能延续。但他拒绝了有商人向他提出拓展店面的建议，因为他已经无法再找到好师傅了。 在陈家宁的店里，都有一处独立的空间——档案室。从开店第一天起，来做衣服的每一个人，客人的身形尺寸、历次的服装纸样都被精心地保存在这里。不论岁月流逝，时代变迁，只有这些纸样，默默地见证了一个匠人为他的行业的付出，感受着这个人为他热爱的职业交出的所有热情、耐心和才华，也陪伴他经历了属于裁缝的所有荣耀与落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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