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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食局”铭定瓷再议 刘涛 | 《收藏》2017年第1期 尚食局是我国古代自北朝以来多数王朝宫廷内专掌“供御膳羞品尝之事”的机构。 带有“尚食局”铭文的瓷器，仅见定窑白瓷，品种为碗、盘等食器，通常以印花或刻花装饰，纹样以龙凤、花草为主，均为芒口覆烧，铭文多为烧前阴刻，也发现少量印文者（图1），器物面貌大抵介于北宋和金代之间。  图1 金中都遗址出土“尚食局”铭定瓷碗盘残片 北京白庆林提供 而从文献看，北宋末徽宗朝和金代都曾设有尚食局等机构。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尚食局”铭定瓷究竟是北宋还是金代制品，抑或分属北宋和金两个朝代？这个问题关乎古代宫廷食官制度、窑政制度沿革以及定窑工艺演变，值得关注。 笔者曾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探讨“尚食局”铭定瓷年代问题的小文（《“尚食局”、“尚药局”铭定瓷年代再认识》，收入拙著《宋辽金纪年瓷器》），通过对当时已发表的数十件“尚食局”铭定瓷的观察分析，得出与固有观点相左的结论，即这些早年出土的“尚食局”铭定瓷均应为金代烧造，而非过去一直认为的北宋制品。此后，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笔者的这一观点似也有了更充分的证据。如在2009—2010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定窑遗址的发掘中，涧磁和燕川两大窑区的金代地层都又发现了“尚食局”铭碗、盘残片（韩立森：《定窑的研究、发掘与收获》，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编《定窑：优雅的白瓷世界——窑址发掘成果展》 （图2））。  图2 定窑遗址金代地层出土“尚食局”铭印花摩羯纹标本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这些“尚食局”铭及其他同为宫廷用器的如“东宫”铭定瓷等，质量普遍不高，这与过去发现的情况相同。 另据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彭善国教授介绍，在俄罗斯滨海地区也发现了“尚食局”铭定瓷踪迹（彭善国：《俄罗斯滨海地区出土定窑瓷器的探讨》，《考古》2007年第1期）。俄罗斯滨海地区，金代属速频路。今该地区不少古遗址都出土了中国古代陶瓷器，品种有定窑白瓷、钧釉瓷、景德镇青白瓷和磁州窑型瓷器等，其中以金代定窑白瓷所占比例最高。这里发现的“尚食局”铭定瓷为一件印花碗（图3），出自阿纳耶夫斯克古城遗址一处明确的金代房址。  图3 阿纳耶夫斯克耶城址30号金代房址出土的定窑“尚食局”铭印花碗残件 此碗可复原，内印摩羯、花草和莲荷，圈足内刻“尚食局”。纹饰及铭文刻写上都与定窑遗址出土者近似。 此外，香港继远美术藏有一件“尚食局”铭定窑印花碟（图4），更具金代定瓷特点。  图4 金代定窑“尚食局”铭印花瓜果纹碟 香港继远美术藏  图4 底部刻铭 该碟中心印瓜果纹，外围印重叠蕉叶纹，芒口覆烧。就笔者所见，在海内外公私收藏的为数寥寥的“尚食局”铭定瓷完整器中，此碟堪称最精，或可说突出体现了金代定窑的制瓷水平。继远美术吴继远先生参照英国伦敦寒山堂的定瓷断代，也将自己这件藏品的年代确定为金（《宋代文物展》图录，继远美术，2016年）。这些新发现的“尚食局”铭定瓷材料，为笔者旧文观点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 当然，金代“尚食局”铭定瓷的确认，并不意味着排除北宋同样有“尚食局”铭定瓷烧造的可能性。笔者的上述认识，也只是根据当时还较为有限的考古材料提出的，或属局部的、阶段性的而非整体的、最终的结论。 考诸史籍，宋廷正式设殿中省并下置包括尚食局在内的六尚局专掌供奉之事，是在徽宗崇宁二年（1103），钦宗靖康元年（1126）废置，尚食局等存在时间约达24年之久。 有学者发现文献中即有徽宗大观三年（1109）中山府（定窑所在地）向六尚局供奉“中山府瓷中样矮足裹拨盘、龙汤盏一十双”的记载，并认为上世纪60年代涧磁村定窑遗址出土的一件“尚食局”铭印花摩羯纹盘（图5）即为徽宗时期的贡瓷（刘淼：《对“尚食局”铭定瓷的一点思索》，《文物天地》2006年第1期）。  图5 定窑涧磁遗址出土“尚食局”铭印花盘及铭文拓片 这件“尚食局”铭定瓷盘，笔者旧文中也曾作过介绍，其侈口、弧腹、矮圈足，口径21.5厘米，芒口覆烧，盘心模印二摩羯，周围满饰缠枝莲纹等，釉面白中略泛灰黄，圈足内刻“尚食局”。 此外，在2009—2010年涧磁窑址发掘中，也出土了年代可能早到北宋末的“尚食局”铭刻花龙纹碗（图6）等。  图6 北宋末~金定窑 “尚食局”铭刻花龙纹碗 定窑涧磁遗址出土 上述徽宗时期中山府（定窑）曾向宫廷供奉瓷器的记载，当是可信的。不过，那件“尚食局”铭印花摩羯纹盘是否就是徽宗时期的贡瓷，似乎还难以定论。之所以判定这件定瓷盘为徽宗时期产品，据称是因为 “内口沿为如意云头带饰”，而这种如意云头带饰在山西介休窑址出土的北宋晚期印花模上出现较多之故。然而，我们注意到，在俄罗斯滨海地区出土的“尚食局”铭定瓷碗的印花图案中，也同样可见如意云头带饰——从线图来看，只是刻纹有些草率而已。看来，这种带饰并非北宋所独有而可能从北宋沿用到金代。这样，它也就不能作为北宋定瓷断代的绝对标尺。 其实，在“尚食局”铭定瓷断代上能够起到标尺作用的，可能更是定窑所发明的一项先进的覆烧技术——支圈组合覆烧法的广泛应用。 前面已提到，现已发现的所有“尚食局”铭定瓷均为芒口覆烧。我们知道，宋元时代的芒口覆烧，大抵分垫钵（盘）覆烧和支圈组合覆烧两种（图7—11），定窑和南方的景德镇窑等都如此。  图7 定窑盘形垫具覆烧示意图  图8 金代定窑套钵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9 定窑钵形垫具与支圈组合覆烧示意图  图10 支圈组合覆烧示意图 图11 定窑支圈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垫钵（盘）覆烧约出现于北宋中期，文献中所说北宋时那种口沿“有芒不堪用”的定窑白瓷，应当就是用这种覆烧法生产的。不过，由于垫钵（盘）只可承装大小不同规格的器物坯件，且承装数量较少，相对而言，这种覆烧法的应用还是受到一定限制。 而支圈组合覆烧则可承装规格一致的坯件，大幅度提高窑室装载密度，因而在窑业兴盛的金代／南宋时期广为流行。据报道，在2009—2010年定窑遗址发掘中，支圈遗存始见于北宋晚期地层，而大批集中出土却是在金代地层中。由此证实，定窑的支圈组合覆烧法普遍应用于窑业最为繁盛的金代。起初以支圈与匣钵配套装烧为主，后经改进以层层叠压而形成圆柱体的支圈代替匣钵（参看图9—11）。 图9 定窑钵形垫具与支圈组合覆烧示意图 图10 支圈组合覆烧示意图 图11 定窑支圈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垫钵（盘）覆烧和支圈覆烧两种方法，由于使用的窑具不同，与之适应的器坯造型及其工艺处理上自然也各不相同。 以碗为例： 垫钵（盘）覆烧一般只适合装烧直口弧壁或斜壁碗（参看图8），而支圈覆烧则要求碗坯的造型必须是侈口弧壁或斜壁。 图8 金代定窑套钵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再一个，支圈覆烧与模制成型——印花装饰之间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即支圈覆烧要求的规格一致的器坯标准，正可通过模制成型工艺达到，而模制成型与印花装饰又可同步完成。这也正是定窑印花瓷器之所以多为支圈覆烧产品的根本原因。由此观察便不难发现，那些“尚食局”铭定瓷可能多采用支圈覆烧，这也就是说，它们更有可能是支圈组合覆烧法盛行的金代产品。 关于“尚食局”铭定瓷烧造的具体时间，旧文曾根据金代实行中原官制改革的进程推测，其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官制改革大体完成的熙宗时期（1135—1141）。 对这个问题，而今犹可再议。前面已提到，在历次窑址发掘出土的“尚食局”铭等宫廷用瓷质量普遍不高，而再从传世器和其他出土遗物看，这的确不是个别现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近年出版的《定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窑瓷器荟萃》（故宫出版社，2012年）一书中，见有一件该院收藏的年代断定为金代的“尚食局”铭印花盘（图12）。 图12 北宋末~金定窑 “尚食局”铭印花摩羯纹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2--1 外壁釉面起泡 图12-2 底部刻铭 侈口、弧壁、矮圈足，口径23.2厘米，芒口覆烧，口沿镶银扣（似为明清时补镶），印纹亦是摩羯、花草和莲荷，口沿处为如意云头带饰，无论造型、尺寸还是纹饰都与上述1960年代涧磁窑址出土的“尚食局”铭盘几近一致，二者当属同一年代制品。 按说，作为宫廷用瓷，质量上至少应不低于一般商品瓷才是。而令人诧异的是，此盘带有“过烧”引起的器坯变形、釉面起泡等明显缺陷，存在更严重的质量问题。这恐怕也是故宫博物院之所以将其断定为金代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另据北京白庆林先生介绍，在北京金中都遗址范围内，近年也出土不少“尚食局”铭定瓷（参看图1）。 图1 金中都遗址出土“尚食局”铭定瓷碗盘残片 北京白庆林提供 这些定瓷多数胎质灰白，釉面暗淡且不够纯净（落脏），外壁多见竹丝刷痕，工艺质量与金代定窑的一般商品瓷相当，有的甚至不如（白庆林：《北京出土“尚食局”铭定瓷》，《文物天地》2010年第3期）。 “尚食局”铭等宫廷用瓷为何如此缺乏质量保障呢？对此，我们只能从当时生产和消费两方面查找原因。 从窑址发掘情况看，生产这类瓷器的地点不止一处，即使是在集中出土这类瓷器的地点，也还同时出土了“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民用类产品，其比例约占1∕3左右。 据此有学者推测，这类宫廷用瓷可能是由许多窑户分别承烧的；这些分散的窑户同时还从事一般商品瓷的生产。定窑的这种供御体制，与北宋晚期生产相对集中的汝窑明显不同。我们知道，贡瓷也带有某些商品性质，即它要在赋税或交换中实现一定价值。虽然我们还不能确知宫廷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取这种瓷器的，但产品本身已充分显示，它们的生产成本必定是相对低廉的。这也就是说，当时瓷器的供需双方，在生产或消费资金上都可能相当吃紧，以致才不得不放松对产品质量的要求。 这种情况当然有可能发生在国库日益亏空的徽宗时期——实际上，从文献上看，六尚局设立后，就可能因为“劳民费财”而饱受诟病。供奉物品的置办也曾被朝廷下令裁减或叫停，如“大观三年，罢诸路州军见贡六尚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余，存者才十一二，减数十二，停贡六。”（《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 不过，我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出现在定瓷质量普遍下滑的金代，包括上述涧磁窑址出土的印花摩羯纹盘以及北京故宫藏品等在内的多数“尚食局”铭定瓷应是金人入主中原后承平未久、国势尚弱时期的产品，其具体时间或不早于世宗大定之年（1161—1189）。 从金代定窑的考古编年材料看，世宗之前，定瓷绝少发现，这似乎表明经战争破坏的定窑当时尚未恢复到正常状态。 综上所述，再略加补充，作一小结如下： 1.新材料进一步证实，现已发现的“尚食局” 铭定瓷可能多为金代产品。 2.金代“尚食局”等署理内廷事务机构的设置，是金人入主中原后实行汉官制改革的一部分。熙宗时期，金已大体完成了这项改革，宫廷制度深受宋王朝影响。这从“尚食局”铭定瓷的烧造，即可见一斑。 3.“尚食局”铭定瓷多为支圈组合覆烧法烧造，而这一盛行于金代的覆烧法，或可成为“尚食局”铭定瓷断代的重要标尺。 4.根据文献判断，北宋徽宗时期应有“尚食局”铭定瓷烧造，尽管由于“劳民费财”，数量可能不会太多。有学者认为，1960年代涧磁村定窑遗址出土的“尚食局”铭印花摩羯纹盘即为徽宗时产品，而本文则推测该盘以及面貌相似的北京故宫藏品更有可能是金中期之物。 本文原载于《收藏》2017年第1期，文章由作者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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