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16年，终是别了

昨日发帖错别字太多，始终觉得离开应该尽善尽美，遂重发，勿喷，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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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16年，终是别了。

弹指一挥间，如白驹过隙，从惶惶少年到不惑中年，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走过来自己最好的年华，离开，恍如隔世。 我要讲的都是生活，与工作无关。会象记流水账，因为我不想错过生活中真实的每个重要细节。

01年3月毕业，从北京南下深圳，看到了不一样别致的百草园和过了十几年还一样落魄的马蹄山，华为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那是激情飞扬的岁月，我们的社会生活犹如一张白纸，随意渲染。我进的是市场部，开始进到客工部，也就是所谓的二营，练习营销基本功。最开始要学的就是吹牛，当然我们是有素质的吹牛，比如搞点有哲理的话，类似“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技术，一流企业卖标准”，那时的华为算是二流半吧，不比今天只讲云里雾里，总说进入了无人区。再比如给自己团队取个名字，然后由各自开始以“代表了。。。”，“象征着。。。”的方式来表达情况，辞藻可以随意华丽，想象无界限。曾经有人随手画了几笔似火焰又似花的东东，便想象着未来吹嘘了一番，现在想起来文字实在肉麻，但那时的岁月就是这么热火朝天，生活的节奏也会让你忘了自己。

客户接待也挺有趣的，因为手上有不少钱可以花，点菜。可以根据客户级别挑选三到五星级酒店，我们要做的就是陪吃陪喝陪玩，感情联络就是这么简单，但有效。记得当时有个趣事，我接待了两位江西来的客户，是江西设计院的院长副院长，在盐田吃海鲜，菜单里点了龟蛇汤。汤喝了，末了，副院长问，龟蛇肉呢？服务员尴尬地从门背后把坛子端了过来。据说高档场所一般就喝汤的，我当时也不懂，反正我是汤和肉都要吃的，那个年代就没吃过好的。两老吃喝完毕，很是高兴，说xxx要不你到我们设计院来，做销售不容易，待遇不一定有华为好，但肯定给你好机会。估计二老那时候就看出了我这身板，做销售差点。老年人都是从岁月里趟过来的，他们的眼光没错。

二营里最让我遗憾的还是卖刀，就是那种圆圈里嵌几个刀片且苹果的，7元一个，老实说，价格太高，关键我压根就觉得没啥卖点。老师说，那就对了，没有卖点的东西卖出去了，那才有本身，听起来是谬论，但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何况，有没有卖点也看受众是谁。我的两把刀，一把卖给了在技服的研究生室友，另一把当然是自己消化了。据说，有些人人周末跑去华强北，还真卖了几把，有付出就可能有回报。

我们在二营里很欢畅，但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后来听说当年IT泡沫，招了7000多，实际上只进了5000余，而我们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分配推迟，二营结束后又进了一营，还好，我终于有机会学了点技术知识，然后就拍到了昆明实习。

和我一起实习的都是技服的新员工，因此我是市场部来锻炼的，基本都是以锻炼为主，跟着合作方跑，关键操作总有人陪着我，怕我捣乱。那段时间倒也惬意，短短几个月时间基本跑遍了云南各个地市，玉溪、昭通、保山、大理、丽江、文山、红河、版纳，感觉云南除了有点落后，真的很美，朴实无华。

离开红塔大厦，回到深圳，很快就外派了，那时候没有感觉出国多新鲜，也没有做什么选择，反正就是组织要求咱就上。现在想来我应该算外派中的元老了吧。2002年9月，来到了同是文明古国的国家——印度。我对印度是有好感的，因为印度的元素里有太多古朴的东西。印度有好些趣事。我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跟本地人打交道。实在不能说印度英语难懂，只能说那时我的听力太差，后来习惯了，反倒觉得挺有意思。印度英语p发b音，t发d音，比如我们当时的宿舍交park two，结果听起来就是bug do，印度的标书对我来讲也生涩，一段话倒桩来倒桩去，各种修饰，说的其实是一句话——据说是英国殖民故意把语言搞复杂来愚民的，这应该是笑话，因为很多旧英文原著里也搞得复杂，估计那时候语言复杂显得绅士高贵吧。不管怎么样，我就在印度混迹了起来。

我们项目组有个加籍华人，四十有余未婚，英语好也喜欢玩，每到周末必然去寻一辆车来，带着大家到处游逛，就是那时候我们迅速游遍了泰姬陵、红堡、旧德里等。加籍华人很有意思，每到一次必然寻找印度神油，记忆力有次他在路边真买了一瓶，现在都很好奇有没有效果——那是印度，可不像中国街边卖的都是狗皮膏药。

再后来，项目开始忙了，我的团队来了一个伊朗顾问和一个香港员工。香港员工每到一处必然背着他那不大不小的背包，从来没有打开过，我一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有一次我们去见合作伙伴，印度太阳的干烈大家是有认识的，也买不到吃喝，伊朗员工对香港员工说，你包里的饼干和水拿出来救下急吧。。。哦，这家伙包里装的吃喝啊，那怎么从来不见拿出来过。香港员工说“no，我这是应急用的”，伊朗人说要不先吃了，找到地方买了给你补上，香港员工的回答让我很是郁闷，他说，万一等会儿地震之类的发生了呢？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包里除了饼干和水，还有绳子和手电之类的。可能是我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在我那时的认识里，这是很奇葩的。

今天想来，印度歌曲、印度神牛、还有和神牛一样悠闲的街边游荡的男女，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了。那些男女，唯一所有就是身上裹缠的纱布，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子，而那些曾经望着我的深邃但空洞的眼睛，让我对生活产生了很多敬畏。尽管那时候我们睡的宿舍也有蚂蚁爬上来，至今给我留下了未愈的伤疤，但我们已经很幸福了。现在想想，生活的幸福很多不是因为你努力挣来的，而是你处在了一个可以去追求幸福的年代，要学会感恩。

印度的下一站是孟加拉。这是一个更贫穷的国度，还有登革热。那时候登革热正猖獗，我们都带灭蚊灯，晚上7点之后就离开办公室，因为办公室文字真的一抓能好几个，没有任何吹嘘的成分。蚊子中的花蚊子被誉为公鸡中的战斗机，如果不幸被花蚊子过量注射，对不起，你从此就是登革热患者。在我去之前不久，一个马来兄弟就中招了，紧急送回国做血液体外过滤，好了。咱条件可就没这么好了，所以必须加倍小心，但那时候年轻不懂事，没有特别在意这些，现在想来有些后怕。

孟加拉的水含砷超标，我们都喝纯进水，洗漱就没办法了，反正大家都很happy地过活着。孟加拉有趣的事情不多，除了每周五（孟加拉的周末）的稻香村吃一次和饭后去湖泊看看湿地和打打台球，实在没有去处。好在国内一个研发兄弟要过来接我的班，我很热切地开车去接他。孟加拉的车方向盘位置是港式的，我把研发兄弟接到宿舍，这兄弟第一次出国兴奋得很，非要开一开港式车，熬不过，一路慢慢往办公室开，技术还是过硬的。到了办公室的铁闸门门口，我见这哥们还不停，就说了一声“停车”，悲剧发生了，这兄弟一脚油门下去，铁闸门连带两边的砖砌围墙真个塌了，把里面的门卫亭也砸了，好在门卫不在。慌了神的我们，赶紧找来达卡相对比较久的客户经理和本地员工，研发兄弟自己花了3000大洋（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围墙修缮一新！代表那时候回国了，回来一看，很高兴：啊，你们修整了一下围墙，不错！我那研发兄弟，心里全是眼泪啊！

孟加拉有两所大学，达卡大学和吉大港大学，也就是两个最大城市命名的大学，相当于国内的北大清华，就是本地很牛X的学校。我们有两个员工分别来自两所大学，达卡的shafi在浙大留过几年学，会几句简单中文，为人不错，02年拿着800美金的工资，那是当地绝地的高薪了，这个兄弟后来辞职后进了摩托，有次来中国培训，找到我吃了个饭，喜欢喝啤酒，没喝一次都要连喝两口，很有趣。而吉大港大学的那个工程师忘了叫什么名字，暂且叫A吧。有次跟我们去跑站点，在本地餐馆吃饭，没有给盘子。我吆喝了一声要了个盘子，A的饭菜端上来时，他做了个动作让我很吃惊，就是直接将盘子里的饭菜往桌上一扣，要搅拌了手抓吃（不知道为什么不用盘子），A见我很诧异，就跑了出去，一会儿拿了一张报纸回来，明显就是路边沟捡的旧报纸，还有灰。A把饭菜从桌上移到了报纸上，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吃完了午餐。没有任何取笑的意思，只是觉得那个年代生活真的很艰苦，就想以前西方国家到中国觉得很多习惯都很奇葩一样，但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不是你想改变就会突然改变的。

在孟加拉还遇到了几个闯入办公室的穆斯林女子，到了办公室就定定地盯着我们，也不说话。我至今忘不了那种眼神，大大的眼睛茫然无神，但分明又是在看你，只是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总之本地员工慌忙地去取了些钱，打发走了。我一度认为是碰到了邪恶组织。

我当时要负责的是南亚几个国家，因此很快到了斯里兰卡，典型的佛教小国。那是我们在斯里兰卡没有任何业务，都是在拓展。我去的时候就一个搞不清楚是客户经理还是产品经理的家伙，总之我们住在海边的五星级酒店，出门都必须打车。后来我才知道，斯里兰卡那时猛虎组织正猖獗，而我那时跟现在一样，基本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外界很少了解，这是在华为的不幸之处，出去了要改。从斯里兰卡回国时非典疫情开始好转，但回来不久印尼海啸就发生了，斯里兰卡受灾仅次于印尼，据说当年单单在列车上就有1500人遇难。很庆幸懵懵懂懂的自己能平安走过来。

海外回来，在中国区一呆就是八年。八年里买房、结婚、生子，生活繁忙，倒也充实快乐。直到有一天，老婆对我说，要不我们去欧洲看看吧，生活就开始改变了。

对于只在南亚呆过的我，对欧洲的印象还停留在老旧电视剧庄园之梦里的画面，那里漫山遍野是或红或换黄的树叶，宽阔的街道，以及优雅的场所。没有问在那面的同事，当然问起来也基本都说欧洲好，现在想来有些好笑，但当时就是那么too young too simple，于是我提出了去海外。几经挣扎，部门终于放我了，可惜我来的是东北欧而不是期望的西欧。折腾了十几个小时，我来到了东北欧大本营波兰，黄昏看不清周边，只是隐约感觉跟印象里有些差异，当车驶入地下室，我的心凉了半截，漆黑古旧简陋的屋顶，比国内差很多（后来验证，当时的那套宿舍楼是比较老旧的，波兰的家属大院还是很好的）。坐上老式的、后来我很熟悉的最多能容纳三个人的旧式电梯，到了宿舍，果然宿舍和地下停车场是同样的破旧，也罢，几个人喝了几罐啤酒，倒头睡了。

我的目的地是布拉格，这个我呆了四年的城市，从开始的观望到后面比较喜欢，到现在认为很不错。在这里，改变了我的生活观。如果说老婆建议我出来本身就是在寻求一种新的生活环境（因为北京污染太重，全国食品质量都堪忧，教育条件就不再很有价值），那么布拉格就是我开始思考人生的第一站。那些年项目很多，加班加点本是华为的常态，但在这里，有一些摧毁你意志的东西，比如阳光、啤酒，还有更要命的四五点钟哪里都能看到沐浴着温暖夕阳惬意喝着啤酒的人们，而我，家人在身边却没有时间陪伴，有的只是习惯性的加班和应对随时到来的新任务。

布拉格平均日照7小时，人均啤酒消费量全球第一，有460多种啤酒，关键是物价还便宜。虽然蔡依林歌里唱的“这景色太美我不敢看”有些失真，但如果你热爱生活，过度疲劳，那么看到这些都会去回望自己的人生——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回望过，只是还没看清楚就被生活推着往前走了。

那几年，是不太开心的几年，蹉跎的几年。纵使有喝着啤酒晒着太阳啃着猪肘的惬意，也有驰骋在欧洲大陆上自驾九天的豪情，有看尽山水无留恋的散漫，但都无法看破生活的真谛。我想，那时候我是有些抑郁了。不知道那些和我一样表面在奋斗的兄弟们，是不是内心和我一样的焦灼和煎熬，是不是也有我一样冲破牢笼的期盼？

我去的那年，代表处有个05年就待在那里的老兄弟走了，临别前一起吃了个饭，他说，该付出的付出了，该获得的也得到了，孩子大了，再不回去培养感情，就晚了。可能奋斗必然会失去一些东西，我们骨子里的教育就是你要获得就必然要学会牺牲，有没有可能找到二者的平衡呢？不管怎么样，那时候起，我就在辞职和不辞职之间徘徊，在高强度和高薪中挣扎，当然，也和严重的颈椎劳损挣扎。

因此，当今天我提笔写起这些文字，想到要离开公司，也没有那么痛苦，当然，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与公司所谓的34,45无关，少了另外一些思考的痛苦。

后来，又回到了机关，又开始了朝九晚九的生活。我知道自己还应该再奋斗，四十年华也不能去贪图享受，但我知道，我的下一个16年不应该继续在华为，因为心已不再。

离开之际，要对华为说声谢谢，在这里奋斗过，有 “华为的工伤”，抱怨过受过委屈，但总是心怀感恩的。无论你多么有才华、多么精确地抓住了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际遇，你仍然需要第一桶金，而可能就是华为，更早地给了你第一桶金。总之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一个流行离开的年代，而我却不擅长告别。引用一句话作为结尾：我曾行走天涯，归来已是中年。别了，华为；别了，我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