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著名文学家(一)

西汉著名文学家（一）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西汉辞赋家、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姓氏“扬”，或作“杨”。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
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
他的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死。后召为大夫。
扬雄一生悉心著述，除辞赋外，又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对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在思想史上有一定价值。另有语言学著作《方言》等。《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虽然文采飞扬,信仰却不坚定,是中国古代的有才无德的小人代表.
司马相如：西汉文学家，汉赋的奠基人。原名司馬長卿，小名犬子，公元前 179年出生于西汉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蓬安县），后移居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由于仰慕战国时期的蔺相如，因而改名相如。成年后到京城为汉景帝的“武骑常侍”，陪皇帝打猎，后以身体不佳为由辞去职务，东游梁国，封作宾客。当时梁国为全国文学活动中心，在此常与文人交往，写下不少作品，其最有名的是《子虚赋》。梁王死后回临邛，在此识卓文君，相爱后因未得家庭同意，遂私奔成都，不久又回临邛，开一家小酒店度日。写下了追求爱情反抗市俗的千古佳话。汉武帝即位后，他倾注全力写成《天子游猎赋》，后又写出《上林赋》上奏，极得赏识，即封为郎，嗣为中郎将，负责开发西南夷。公元前127年，又回成都，为说服那些不赞成开发西南夷的蜀人，又写了《难蜀父老》的名篇。他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多才多艺，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才士；他琴挑卓文君，赢得这位美女芳心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他满腹诗书、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堪称一代伟丈夫。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却从来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从来不与那些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为伍，不愿作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而是有条件时争取有所作为，难有作为便努力保持自己的节操，所以，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他凭着雄放的气魄和富赡的才华，勇于创新，锐意开拓，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29 篇。他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

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东方朔（约公元前161—前87年），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陵县神头）人。西汉著名文学家。与司马相如同时，以辞赋著称。
　　东方朔少失父母，由兄嫂抚养成人。汉武帝初即位，即罢斥诸子百家，独尊儒学，并诏令天下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应诏至长安上书自荐，在《应诏上书》中，毫不客气地述说了他的家世和刻苦自学、奋发进取的过程，及其品德才干：“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东方朔的上书，虽有些夸饰，但文辞不逊，颇得汉武帝称誉，命待诏公车。后来，东方朔以恐吓侏儒得幸，待诏金马门。在一次射覆戏中，他辩驳郭舍人，得幸为常侍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方朔24岁时，汉武帝想把秦阿房宫以南、盩厔以东、宜春宫以西大片土地圈起来，修建上林苑，并与终南山相接，东方朔持反对意见，并上《谏起上林苑疏》，因此，汉武帝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不久，东方朔因小遗殿上，被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随后，被命为郎，直到去世。
　　东方朔在汉廷为郎官期间，朝廷多事，文人大都奉使四方，只有东方朔以及枚皋、郭舍人在汉武帝左右，嫚嘲诙谐，调笑娱人，故时人称他们为滑稽家。至于东方朔的滑稽言行，尤为世人所公认和推崇。可以说，东方朔在汉廷中处于准俳优地位，是汉武帝的“弄臣”。因他滑稽狂放，诙谐多能，应对敏捷，辩智娱人，所以深得汉武帝欢心。诚然，东方朔性格滑稽，但他在汉廷的诙谐滑稽，绝不是毫无目的的为诙谐而诙谐。纵观他的一生，其滑稽诙谐的目的，前期在于取宠求仕；后期在于在尊贵者面前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所希求的并非是让汉武帝喜欢他的滑稽和诙谐，而是使其看中和支持他的言论和主张，采纳他的谏言。如果说，他前期滑稽诙谐的言行，取悦了汉武帝得罪了侏儒、郭舍人的话，那么，他后期滑稽诙谐的言行，得罪了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汉王朝统治集团。因此说，东方朔的滑稽性格，既使其苟活到终老，又决定了他一生政治追求、仕途生活的悲剧结局。
　　东方朔是一个有才学、有理想、富正义感之士，他不甘居俳优地位和“弄臣”处境，所以他滑稽诙谐的同时，敢于直言极谏。谏汰奢扰民，谏淫乱非礼和谏徇情废法，是他谏诤的重要内容。他临终前，还劝汉武帝“远奸佞，退谗言”等。他这种直言极谏的品格，历来受到称赞。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褚少孙借武帝之口说：“顾东方朔多善言。”班固赞许他：“正谏似直”，明代康丕扬在《东方先生文集》中赞誉他：“愚尝读班孟坚《汉书》而深有感于东方先生，讽谏直谏各归于正，超出汉廷之上，大有益于人主。”
　　东方朔学属杂家，是一个多产而知名的作家，他善于用多种艺术形式进行创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辨骚》、《诠赋》、《祝盟》、《杂文》、《论说》、《诏策》、《书记》等篇中，就论及到东方朔的各种文体近10种。张溥编辑的《东方大中集》中，除《十洲记序》存疑外，有8种文体，14篇作品，即骚；《七谏》（包括《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疏：《谏起上林苑疏》、《应诏上书》；书：《与公孙弘书》、《从公孙弘借车马书》、《与友人书》；论：《非有先生论；设难：《答客难》、《答骠骑难》；颂：《旱颂》；铭：《宝瓮铭》；诗：《据地歌》、《诫子诗》、《嗟伯夷》。其中《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是他的重要代表作品，这两篇作品，均是他谏诤道路失败之后的晚年所作。《答客难》分设难和答难两部分。设难部分，即是东方朔以自己的职小位卑为根据，对他的才能和道德，提出责难。答难部分，分三层意思：第一，以“时异则事异”立论，论述虽有苏秦、张仪之才，也不能被世所用，进而阐明自己虽然职小位卑，但并非没有才能；第二，以太公70不遇为例，述说自己修身不懈，职小位卑，并不说明自己道德有缺陷；第三，以许由、接舆、范蠡、子胥为例，指出德才兼备者不为世用，恰好证明自己职小位卑，是道德完备的表现。东方朔在这篇作品中，从自身经历出发，在自我安慰的同时，尖锐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发泄了政治失意、怀才不遇的牢骚和愤慨。作品虽明显地存在着封建文人夸夸其谈、清高自赏和消极情绪，但对汉代社会现实的描述，以及对封建统治制度的揭露，是极其可取的。如对当时文人志士不测命运和险恶处境的描述：“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纵然有苏秦、张仪之辩，太公吕望之德，“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也只能“块然无徒，廓然独居”，老死于荒野之中。这些富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内容，对今天认识黑暗的封建统治制度，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非有先生论》假托非有先生进谏吴王的故事，阐明进谏难而纳谏更难的道理，以及察言纳谏对君主社稷的重要性。统观东方朔的著述，成就最高、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取得一席地位的，主要是他的《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在这两篇作品中，以《答客难》更为著名，它是研究东方朔生平、思想和政治道路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