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教士见忠王的报道

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

以英国传教士为主的一行五人，昨天(7月6日)由苏州回到上海。他们此次赴苏州的目的，在于获得有关现已占据苏州叛军的意见与思想感情资料；同时，如有机会，也可以在那里宣传基督教义。

这批传教士所受到的接待，是非常友好的。他们一行从上海到达平望以南三英里一个名叫王家渚的市镇以后，便进入现为叛军占领的地区。一队从嘉兴开来的骑兵和步兵共约一百人，正列成单行向平望行进。看到几个外国人，他们就停下来，并进行友好的谈话。他们同外国人一道用茶点，这说明他们对外国人是信任的。这些士兵当中的许多人体格强健，态度勇敢、豪放而坦率。似乎毫无保留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教士们问起从香港回来参加叛乱的天王之一个亲戚，士兵说：此人现已受封为干王，在太平天国居第二位。大约五年前，干王曾在上海伦敦布道会住过几个月，受麦都思博士的教导。后来他到香港，过了一些时候，他表示很想到南京，理雅各牧师认为最好让他去。他为韩山文牧师提供材料，帮助他写成太平天国运动早期历史那本小册子，这证明干王具有严肃而坚定的基督教品格。他到南京已有两年之久，现在受封为王，因为他名“干”，所以称为干王。平望是一个没有城墙的镇市，由长毛数千名驻守，周围筑有坚固的土垒，还栽下无数的小竹桩。叛军驻平望的军官为这几个外国客人准备了到苏州和吴江的通行证，吴江是前往苏州途中的一个城市。教士们拿到通行证后便沿着运河前进，他们注意到这里虽是大队和小队太平军往来苏州、嘉兴间的通道，老百姓却照常在田间工作。只有太平军出现时，这些村民才退避一下。

清军在平望曾进行相当的抵抗，故该镇经过一个星期的战争，才为太平军完全占领。目前的情景极为凄惨。有些不值得防御的地方被烧掉，或者还在燃烧中；有六七十具死尸在运河里向下游飘流，我们走到靠近市镇的地方碰到。平望的地位很重要，因为从苏州来的大运河水道在这里分道，一路通湖州，一路通杭州。因此清军曾在这里设下强固的防线，太平军现在也在这里加强防御。

吴江是一个有城墙的城市，在这里，教土们从驻守吴江叛军首领的外表上，看到较多的排场，这位首领在叛军中的官衔属于“义”字级。这一级的地位仅次于“王”。但在这位首领宫殿前面陈列的红黄旗帜。以及首领本人穿戴的堂皇的长袍与黄色的头巾，则远不如教士们在苏州忠王府所见到的那样光彩夺目。这位领袖曾在丹阳战胜张国梁，然后又克服常州、苏州和嘉兴。除在军事上取得显著的胜利外，忠王还具有一个好人的品格，他反对军队的暴行，保护在这次内战中遭受牺牲与苦难的人民，使其不致受到损害与侮辱。

对这班英国客人，他的态度极其友好。因为教士们反对磕头，他就准许免去这个仪式，进见时只须脱帽鞠躬。他们等候一小时，才蒙忠王召见。这是由于那天傍晚，当教士们在另外一套房子里等候接见时，两天前从南京到苏州的英王和忠王正在晤谈。英王走后，已是晚间八时左右。这四个外国人此时被导至门堂，在约有侍从官员和仆役百人的长长行列之未站了几分钟，这些侍从人员面对面地分站两行，在大厅最里面，是忠王本人。用中国炮鸣礼炮六响后，在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客人们被导引行经长长的行列，他们偷偷地看了几眼这里新奇而壮丽的景象。鞠躬后，客人们站在忠王面前一分钟，然后被引至他的右首，整个接见过程都站在那里。大堂铺着红色地毯。站立两旁的官员，手持大灯笼。他们都穿着和戴着红黄色绸缎的长袍和帽子。忠王是唯一坐着的人。他生得短小精悍，戴眼镜，穿一件深黄色的长袍，裁的是古式绣金的帽子。

接着谈话开始。客人们在答复忠王的询问时告诉他说，他们是作为基督的信徒与上帝天父的崇拜者而来求见的。忠王于是列举基督教教义中几个重要原则，后来听说外国也相信这些原则，感到满意。他问起他们在二十八宿中哪几天敬拜上帝，教士们说是在房、角、晶、星这四天，忠王告诉他们这和太平天国敬拜的日子相同。

教士们告诉忠王，说在太平天国人士中有无限权威与影响的干王，曾在上海与香港两地受过外国传教土的保护，忠王表示感谢，并且高兴地听说干王的老友罗孝全现今仍在华南。

忠王问起外国客人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要提出，教士们说他们有些朋友和同胞从事贸易，如果生丝贸易能不因叛军驻扎实兴和南得两地而受到阻碍，那就好极了。如果有办法使这种贸易继续下去，中外人土都将受益。忠王回答说：天国愿意这样，如果贸易继续进行，天王将照章征收关税。

他欣然收下教土们送给他的圣经和其他一些书籍，并邀请教土们在特为他们预备的招待所里住两三天。然后经过和进来时同样的放炮和鼓乐等礼节，有人陪送教士乘马至一位高级官员刘某的官邸，此人态度和蔼，殷勤款待。当教土们表示希望立即回到上海时，他们在护送下乘马回到原来的船上。

城外的地方已遭毁坏，自杀的人很多。太平军抵达苏州时，守军既然已经城门大开，自不致有很多人遭受杀戮，征服者所谓死亡的人绝大多数是由于自杀，我们毋须怀疑。城内留下的入不在少数，所有商店当然空无一人，货物已被抢劫一空或事先撤走。我们没有看到城内有被烧的样子。城内较好地区的房屋，绝大部分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在城壕与城墙之间，插有许多细小尖锐的竹桩，城墙上则用很多尖头长钉钉在木架上，作为防御工事。城内叛军的人数不会少于三万，据叛军自己说，此外他们还有很多的人，这话或许是真的。的确，在苏州和南京之间这一带叛军似乎有压倒的优势兵力。苏州城被攻陷时，城外西南角清军早已修筑的巨大土垒工事，并未利用。目前，占据苏州的太平军，暂时也不用这些堡垒，他们的防御范围仅限于城墙以内。据几个可靠的人证明，江苏巡抚徐有壬在太平军到达苏州时，已同城内其他官员一起逃走。据说，张国梁在丹阳战败后吞金自杀。

革命军的活力和勇力，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出，大队革命军每天在其占领的城市之间活动。他们所信仰的教义与积极的生活，激发这种力量。由于他们的体力和精神远远超过清军，所以今年在威力与人数两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当我们一行人离开苏州城时，一支几千人的太平军队伍也从苏州出发。上午一时，教土们从苏州城门口起程，当他们的民船或摇橹或扬帆向上海缓缓行驶时，这支军队正沿着河岸的纤路行军。他们排成单行，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另有几只木船，每船载二三十人，随同他们前进。我们曾听说将有大队太平军从常州开来，经过此地前往南浔和湖州。这大概是这支军队的目的地。平望驻军一部分将与他们会合，然后一起立即开往这两个重要城镇。因此，南浔这个在生丝贸易方面极其著名的地方，目前大概在叛军手里。

乡下人对这种大队人马是无力抵抗的。这种为了自卫而仓促组织起来的队伍，内中尽是一些农业工人，不熟习战争，当然不能抗拒久经锻炼的太平军战士。然而这班人在村庄内打更巡逻，还是有点用处。他们给老百姓壮胆，使地方上的匪徒不敢出来。夜晚看到这些队伍，非常有趣。他们每人手执一个灯笼与一根长矛，还有很少几个人拿着火绳枪。这种队伍叫做团练。

清朝官员在许多地方所采取的防御措施，不见得比乡下人的办法较为有效。松江两位知县只率领五百名团统来抵抗侵犯松江的三千多太平军。他们也缺乏火药和子弹。两位知县被迫退却，放弃了松江城，逃至乡间避难，至今仍然躲在那里。

到过这些地方，亲眼见到这里叙述的种种情景的人，不能不触目惊心，满怀伤感。靠近太平军攻占的城市，尚有许多未埋的尸体，这里几十，那里成百的，正在燃烧的城郊，十室九空的街道，尚未收割任其在田间腐烂的玉蜀黍，以及这里那里看到的弃婴等等，无处不是凄惨的景象。但这些都是战争或者几乎一切战争通常会带来的结果。当你看到一些并未参加这场重大革命斗争而竟遭到灾难的人，你不能无动于衷。然而，在这一切事情上，上帝自有他的意旨。我们相信上帝将使这次战争的结果推行他的神明计划，最后会促进中华民族的真正幸福。

叛军首领大多豪爽坦率，喜欢谈话。他们对自己想到上海的意图，并不保密。但他们愿意和“西洋弟兄”保持和睦。已经调到苏州以东地区的几支军队，奉命攻取上海，但由于担任指挥的军官相当慎重，所以没有动手。他们说，攻取上海是他们征伐计划中的一着要棋，现在不过是暂时推迟一下而已。他们目前所有的船只很少，因此大概将从陆路来沪。当叛军抵沪时，若是碰到外国兵驻在徐家汇，或是租界外任何其他地点，我们衷心希望：我方不要违犯中立法，也不要采取任何会使太平军寒心的敌对行动，因为他们目前的态度对我们确实是友好的。如果把这种意气奋发具有独立精神的团体当作敌人对待，不仅是不公道，也是轻率的和错误的．他们在这一年中，已经从皇帝手里夺得一些最富庶的省份。他们有力量破坏上海方面的外国贸易，但也能同各国驻上海的代表订立暂行章程，使上海的外国贸易不致在目前形势下遭到破坏。譬如说，我们可以同叛军首领协议一种临时办法，使出产地区载运生丝的船只，持有正式通行证，并向天王缴付过境税后，便可通过平望及其他太平军驻扎的地点；我们相信这不是办不到的事情。我们既然认识到太平军的力量，以及清政府目前的孱弱，我们便不能指望太平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在上海与浙江这些地方和我们做邻居，纵然最后胜负尚在未定之天，将来他们可能还不得不退出。

根据以上所述，在这一重大的革命运动中宗教因素显然有极大的关系。若是认为这一运动纯粹属于政治性质，而将宗教置于从属地位，那就大错特错。实际上决不是这回事，恰恰相反，宗教是政治的基础，是政治生命赖以持续的泉源。打倒偶像，建立对真种的崇拜，是太平军的目的；和驱除满人与征服全国一样，他们同样地全心全意求其实现。他们反对宋朝哲学家泛神论的观念，主张上帝人格化的学说；反对一胜多神论的见解，有着最明确的上帝唯一的概念。和佛教哲学中的宿命主义相反，他们相信并教导上帝主宰一切的道理。这一切都是极其明显的，只要和他们相处一个时期，就一定会得到这种印象。太平军感觉到自己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深信他们是在一个不会错误的主宰的引导之下，在执行任务中得到一种全能的力量的支持；这便是他们受到的灵感。胜利时，他们归功于天父对他们的仁慈；失败时，他们认为这是天父对他们的惩罚。他们相信上帝和他们在一起，不是作为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作为一位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君主，而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温和地照顾他们的一切，亲手领导着他们。和运动开始的时候一样，新旧约圣经现在仍然是他们信仰的标准。

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只要他们把圣经作为上帝的语言，我们便有理由希望，他们的错误会逐渐纠正过来。……(叙述神学上三位一体的道理，从略)太平军(在以耶稣为天兄等方面)之有错误，不足为奇；相反，若是一点错误没有，倒是史无前例的最大的奇迹。他们一般人所有的宗教知识，必然有限；领导人物在这方面的知识虽不精深，但比较要广泛一些。在广西人当中，宗教成分比较深入，范围也较广，由他们再传给周围的群众，一般群众只须学会唱赞美诗而已。只要能唱赞美诗，并行过洗礼，这些人便成为弟兄。从宗教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希望洪仁干既已升到最高职位，对这个运动会发生有益的影响。

太平军对外国人的态度，显然属于极其友好的性质；他们总是称呼外国人为“我们的洋兄弟”，说“我们同是敬拜天父，信奉同一个天兄，我们之间为什么要发生分歧？”他们似乎很想同外国人来往，并希望促进贸易关系。他们说，把十八省开放通商，将使他们非常高兴。有人也许会说，太平军不过口头上这样说说，把它作为一种策略而已，然而即使如此，清政府又为何不用这种策略，不谈这些同样的问题呢?他们说，凡是经过太平军地区的外国人都将得到尊重；他们对曾经去过的外国人给予的照顾，足以证明他们的诚意。

人们有过许多关于“长毛叛军”残酷行为的传说，但这种指责是虚构的。我们没有看到一点故意破坏的迹象。不错，他们杀人，但他们必须杀人，否则便会被人杀。他们放火，但就我们观察所及，他们放火总是为了自己。许多纵火焚烧的事情，是在叛军到达以前清军干的。自杀的事情也比屠杀多得多。太平军准许松江所有的妇女离开松江这一事实，以及如所周知，他们曾多次设法拯救跳河投江的男女，足以证明他们并不是残暴的匪兵，像传说的那样。按照极其严格的意义来说，他们确是革命者；不论是杀人或是掠夺，只有在为达到革命的目的而有必要时才采取这种手段。这些是伴随着这种运动而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不幸，是否正当，需要就运动本身是否正当来判断。

至于叛军的一般道德品格，我们几乎无法提出意见。就其全体而言，他们大概不会在这方面比他们的同胞高明多少。吸食鸦片，依法是禁止的；但我们知道，叛军中有不少人是在吸，普通土兵与一些首领都任意吸烟。我们听到一位首领(他本人虽然不吸鸦片)提到他们愿意得到供应的物品清单时，把鸦片列为首位，这令人痛心。他们还不断地申请购买鸦片与军火。我们不能指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道德品格会怎样高尚。

至于太平军将来是否成功的问题，我们完全不能说什么。一个首领曾说过，根据目前的形势判断，只要两年的时间，他们便能完成任务。最近在丹阳的胜利，使他们兴高采烈，精神奋发，这种兴奋的心情不知要多少次失败方会使其熄灭。他们说，广西现今在太平军手里，石达开率领的大军正在征服四川，这个省实际上已在他们掌握中。他们已将嘉兴至丹徒所有乡镇的“清军”尽行肃清(这是他们自己的说法)，所以十人、二十人、三十人的小部队，可以在运河沿岸各地之间往来，没有丝毫阻碍。他们目前似乎强有力地掌握着这个帝国，可以象征服者一样，对帝国任意处置。和太平军会见后所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回顾过去，满怀感恩的心情，对于未来则乐观愉快，具有信心与希望。

——《北华捷报》第519期，1860年7月7日

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报导

亚洲文会北华分会于星期二(8月28日)晚在该会图书馆举行本月例会，由会长密迪乐领事主席，到会人数甚众。

艾约瑟牧师(Joseph Edkins)辞去本会通讯干事职务，当选为记录干事；韩山文牧师被推为通讯干事。毕克武德先生(Edwin Pickwood)当选为常驻干事；评议会遵照指示筹办对不久即将抵达此间的普鲁士考察团官员和专家而举行的公开欢迎会。帅利牧师(E．W，Syle)宣读艾约瑟牧师所提出的报告一篇。

报告的内容系叙述他本人同其他四位传教士最近前往为叛军占领的苏州从事访问的情形。他们7月30日晚间自上海起程，8月5g早晨回沪，在苏州耽搁两日。五位教土在前往苏州途中并未有人企图加以阻拦。过野鸡墩后，就不见有清军干预叛军活动的现象。在距上海约四十英里的陆家沃市镇，教士们行经一座叛军搭造的浮桥，这是叛军来往松江与苏州间的通道。在且山，教士们发现他们所经过的郊区满目荒凉，房屋部遭到火烧与抢劫。但他们高兴地看到，所有尸体均已迁埋，百姓也开始在叛军中活动，无所畏惧。教士们到达苏州时，起初并未获推入城，但经出示忠王与干王几天前写给艾约瑟与杨笃信两先生的信件，即进入城内。干王在信上表示，作为老信徒与传教士的老友，邀请各教士商谈有关宗教事宜，并无片言只字涉及政治。教士们在苏州停留期间，得到很好的机会，对该城目前的情况现察一下：他们对各种具有重大兴趣的问题，可以搜集宝贵的可靠的情报；对如何改正神学上的错误，以及如何更加广泛地宣扬教义， 可以提出计划；对干王致力于提倡真理与文明的事业，可以给予鼓励。各位教士受到干王两次热情接待，使他们对于干王对叛军未来的行动将发生良好的影响一节，抱有巨大希望。

在第一次见面谈话中，“干王表示，他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科学与社会改革方面，完全赞同外国人讲的道理。在他当时住宅的图书室里所有的书籍中，他最感兴趣的是伟烈亚力翻译的那本微积分。”

至于他个人的品格。看来洪仁玕“除以下两点外，在原则上和实践上都没有什么改变： (一)他承认至少在略有不同的看法下承认他的领袖病时魂游天堂之所见，以及因梦游而承受天命取得目前地位的说法；(二)经过恳切的请求，他已成为一个多妻主义者。”

他两次和传教士一道敬拜上帝，自己唱赞美诗，自己祷告。

忠王邀请各位教士多留数日，但由于忠王心中似乎有一种印象，认为教土们作为基督教的教师，必定是文官，所以教士们将带去苏州传道的两箱圣经与其他书籍赠送后，决定立即返沪。他们对干王著作中某些有关神学的说法，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在谈话当中，干王曾问起传教士关于上海方面的情况。传教士告诉他，上海县城同外国租界一样，已由英、法两国军队防守，将来仍然如此，他们坚决地劝告干王，要其运用他的影响，阻止太平军派兵到上海(因为干王已经告诉教土们，忠王打算这样做)，深恐发生冲突。

报告宣读毕，继以热烈的讨论，考虑了许多当前人们感到很大兴趣与极关重要的问题。

何默斯最近访问南京所获得的情报，也在会上提出报告，证明最初由洪秀全所创立的半神权制度，将成为永久化，而且由于增加很多细节，致使这个制度更趋精密。叛军首领似仍坚持他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稗治文(E．C．Bridgman) 博士提到他从苏州带回一张饭军的布告，其中列举当今朝廷为害人民的罪状，布告写得很有力量。

伟烈亚力和克陛存(Culbertson)及稗治文博士最近曾有机会到长江一带的乡村去看看，他们一致说，叛军还没有表现足以统治他们占领地区的能力。另一方面。杨笃信和其他一些人则认为，迄今为止l所有叛军攻占的各个城市，只不过是处于严格军法下的一座军营而已。当战争结局仍在未定之天的时候，百姓将继续保持超然的态度，因为他们深知：如果赞助叛军事业而成为参加者，一旦叛军失败，他们将为清军所灭绝。其他朝代的建立，都曾经过二十、三十乃至四十年的战斗与混乱，这种实际情况可以说明叛军占领地区所以比较紊乱的原因。

还有人说明，人们往往将焚烧事件归罪于叛军，实则这种纵火焚烧的事情很多是在叛军到达之前清军所干的。烧毁城郭与乡村以保全城市或军营的办法，在中国兵法上叫做“坚壁清野”，被认为是有道理的。

报告提到，翼王石达开据猜想一直对天京的真圣主远而避之，但是据探明他仍旧与运动相连结，近曾于干王封王之际，派遣部下大批人马抵京向干王祝贺，并请求干王，嗣后所有他的奏议悉数经由干王递呈真圣主。他似乎在某些宗教论点上与真圣主意见各异。他对所统愿的人民尽情抚慰，同时深得部下兵将的爱戴。

鉴于时间已晚，尚有阿礼国先生关于日本语言文字的报告一篇，留待下次会议宣读。

《北华捷报》第527期，1860年9月1日

美国教士罗孝全报告到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

(1860年9月29日于苏州)

(星期六)，忠王派其文案刘某到我处，带我去见忠王，他是率领太平军攻占苏州的主帅。据刘某云，忠王在苏州一带的步兵队超过十万人。我们到达忠王府时，军队向我们敬礼而且鸣锣，但由于当时落雨，并未举行盛大的阅兵式。那天是太平军遵守的礼拜日，他们用的是犹太人的而不是基督徒的礼拜日，所以对安息会弟兄来说倒很合适。我们进入客厅时，忠王正在里面等着我们，他头戴王冕，身穿朝服，地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毯，忠王面前那张桌子和他所坐的椅子，都装饰起来。文案走近忠王桌前，跪在地毯上；但我仅仅脱下我的礼帽，像谒见我国总统时那样，鞠躬表示敬意而已。当日我说见杰克逊总统时，总统曾同我握手，这个礼节这次省掉。在文案起立前，没有人讲什么话。我走近桌前时，忠王才开口，他问我是不是罗先生，我说是的，他随即请我坐下。罗是我的中国姓，孝全是我的名字，先生则是一种尊称，意思相当于老师。文案在我的右首坐下，担任翻译。接着，忠王就同我进行无拘无束的谈话，达两小时之久。开头说些恭维的话，他提到我同现在中国的皇帝叩天王——真天命洪秀全的早期关系，说我十三年前己在广州成为洪秀全的宗教讲师。他说因为不知道我来，未能以对天王教师之礼相待，表示歉意。他说到罗孝全特殊的地位，因为没有人像他这样做过天王的教师。他欣然同意让我前往南京，并主动要派兵护送。他问我准备住多久，我说长期，他说这样顶好，似乎很高兴。

然后，他便谈起进军上海这个问题。他说，他是应邀而去上海的，不打算同外国人打仗。我竭力向他解释，请他的大概是一些非官方人员，而和他打仗的是官方人员；并且说，假如当时我在忠王那里，我一定会使他不致陷入那种窘境。忠王于是说到联军一面在白河同清军打仗，一面又在上海保护清军，真是矛盾。这时我面有愧色，承认这不仅是一种矛盾，也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因为它违犯各国政府应该遵守的中立条款。他又说到外国人中往往有一种说法，指责他和他的军队在乡镇中进行邪恶的盗窃行为。他说，这种行为和他本人及其部下英勇的革命军毫无关系。我再—次感到惭愧，承认有一部分外侨，特别是那些倾向清朝一边的外侨，确是有这种说法，玷污了忠王的令名。但我相信，凡是忠王的朋友，一般都能辨别清楚，并且我也相信，在中国的传教士，一般都属于这一类!

其次，忠王当然要知道英法两国人将要采取什么行动。这是一个微妙与关系重大的问题，是我不可能说得明确的。我只能说他们应该保持严格的中立，但指出问题已发展到紧要关头。等到联军与清军的纠纷在北京解决时，额尔金勋爵大概会对此作出决定，不是联军今后更严格地遵守中立，便是外国军队对革命军进攻。听了我这样的说法，忠王似乎十分冷静，他说清军崇拜偶像，他这方面却是和外国人信仰同一宗教，基督教打基督教岂不矛盾。

他问，关于这个问题，他有无办法致书各国君王，说明他自己的主张?我告诉他有办法，虽然不是直接的。可以由忠王写信给英国驻华大使，我愿意把他的信翻译成英文，不但在上海发表，让在上海的各国全权公使看到，还要把它寄到美、英、法三国，由三国各地报纸发表，让英国女王、法国皇帝与美国总统以及各国人民都看到，公众舆论很能影响这个问题。这种利用报纸的办法，对忠王来说是很新鲜的，所以他很开心，放声大笑。他于是根据我的建议写成一封信。其译文如下，敬请各国驻华全权大使与公使、法国皇帝、英国女王与美国总统，以及一切有关方面，予以正直与公平的考虑。我认为，这是一份写得很好的文件，代表着革命者的真正心情和意见。

谈话结束时，我们提一下商业问题(忠王在他的信里也有说明)；然后，他请我同他一同敬拜上帝，一道吃饭。这两件事，我都愉快地做了。饭后，我们握手道别。

——《北华捷报》第535期，1860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