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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的大都市是此前政治、经济和技术变革的产物。在女性主义 、同志运动等一系列运动的共同作用下，21世纪的大都市呈现出更加中性的风貌。 Daphne Spain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城市与环境规划系教授） 性别概念划时代的变革 与这句相对应的，是2013年6月15日《华盛顿邮报》头条新闻的这句导语——“是男，还是女？过时的身份证困扰跨性别者（transgender）”。 相较于异性恋者，男女同性恋者与城市公共空间之间存在一种不同的关系。Insgram在1997年指出，“酷儿景观”（queerscape，“酷儿”原指不正常的人，最初是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说法，后被同志运动用来对抗歧视与偏见）要比衣柜（closet，意味性少数者未公开其性向）更为宽泛，往往还包括户外的未经搭建的景观。公园，尤其是在夜间，充当着这些边缘群体的聚会场所。相较而言，室内的选择并不多，除了一些特定的浴室、酒吧和公共澡堂。 社会学家Humphreys其1975年发表的一篇声名狼藉的研究《厕所性爱》中称，就其观察，那些在公共厕所里做爱的男同性恋者（也称同志），对建筑本身的情感依赖要比他们的性伴侣更高。但到了21世纪初期，同志运动的社会活动家们竟然把Humphreys奉为性别与空间的先驱学者。 对跨性别者而言，城市空间为他们制造了很多实际的挑战。他们不仅要经历与同性恋者一样的困扰；当他们进入男厕所或女厕所时，或是在商场里购买衣服时，更要面对“单一性别空间的暴政”（tyranny of gendered spaces）。 与其设立固定地点，跨性别者更多选择在大型会议中心门前聚集。最有名的是美国麻省普伦温斯顿的幻想曲市集大聚会（Fantasia Fair Gathering是历史最悠久的变性者年度会议，在每年一周的会议上庆贺多元性别）和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南方慰藉”大会（Southern Comfort Convention）。 对性别概念的延伸，不单是着眼于女性，也意味着对男性气概的再认识。在早期的研究中，鲜见对男性与男性气概的研究。2009年，当Schrock和Schwalbe试图追溯1980年代的主流社会学中的男性气概研究时，他们发现几乎没有关于男性气概与空间的研究。 社会学家Kimmel坚称，对性别的研究必须涵盖男性。他在2008年的著述《男人之地：男孩变成男人的危险世界》中指出，中产阶级男孩必须学习如何在游戏室、运动酒吧和兄弟会中表现的像个男人。这些地方因为没有女性出没，也被称作“男人的洞穴”。对低收入阶层的男孩而言，他们则会加入一些小帮派，学习如何在那些比他们年长的男人面前守住自己的地盘。尽管这些地点本身都没有明确排除女性，但边界是非常清晰的，正如男孩俱乐部门外会挂上清晰的标志声明“女孩禁入”。 女性主义 与20世纪初妇女争取投票权运动如出一辙，第二波女权主义者走上街头，争取“同工同酬”和生育权。当Betty Friedan号召妇女们参加1970年8月26日的 “妇女平等日大罢工”，成千上万的妇女参与其中，犹如1913年华盛顿特区街头那场声势浩大的妇女政权论者（suffragists）的大游行再度上演。 但与妇女政权论者不同，当代女性主义者借助妇女中心、信用社和女性健康诊所等场所，使女性权利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正如Gelb和Gittell所言，这些由女性创造的场所向公众宣告着女性权利。 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在全美范围内创造的各种场所里，妇女中心是最值得一提的。一些妇女开始探索作为人妻和母亲之外的生活选项，而妇女中心为她们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妇女中心还为妇女提供职业培训与妇女运动教育，增强其自信心。妇女中心发起了无数的项目，最终分化出一些独立的机构，如女性主义书店、自助诊所、家庭暴力庇护所等。 具体而言，女性主义书店充当着本地妇女与更大范围的女性主义运动之间的智力桥梁作用，也传递着运动中的新社会趋势。自助诊所则为确保女性的生育权利提供信息和服务，家庭暴力庇护所为那些承受着家庭暴力的妇女创造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所有这些场所，在1970年之前都是不存在的。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得益于女性主义者们为维护妇女在城市中的权利，贡献出的大量时间与可观的个人储蓄。活动家们鲜有资源购买或建设新建筑，大多通过租赁现有建筑，并对其进行改正以适应自身需求。这些可以称作是依据自由意志形成的单一性别空间。 1969年的“石墙事件”被认为是同志权利运动兴起的标志。石墙酒吧位于纽约市，是同志的聚集场所。当警察突袭石墙酒吧，顾客们对警察发起了反攻，这是男同性恋者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在公共空间的权利。在此之后，围绕同性恋的公众舆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甚至有人游说要将石墙酒吧宣布为历史地标。 同性恋者在20世纪早期和中叶的秘密活动，很快被公众发言所取代，纽约市的“酷儿空间标志工程”就是其中代表。在同性恋者的活动区域，灯柱上会安装上粉色的三角形。 Castells所做的旧金山男同志文化地图最早探索了同性恋亚文化与空间的关系。他提出，空间聚集是同志身份认同发展的基础。他还认为，相较于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建立城市社区的意愿更强烈，而这可以看做是男性的主导地位倾向在领土意愿上的延伸。女同性恋者对人际关系的强调胜过空间，这就导致她们在城市里“无处可去”（placeless）。 城市规划师Adler和Brenner在其1992年的著述中对Castells的分析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女性较低的收入、看护孩子的职责以及易受男性暴力的现实，要比对女同性恋者之间的关系纽带，更多地影响着她们对区位的选择。 Forsyth等学者认为，同性恋者在美国城市复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商业领域通过陈列明显的彩虹旗来吸引当地顾客或游客，旧金山的市场街和芝加哥的特德街就是代表。同性恋社区中心、书店和诊所已成为许多城市的标志，同志游行和节日也总是会临时性地改变城市街道。由于同性恋者经常在公共场合受到骚扰，酷儿活动家们竭力使公共场所变得更安全。对同性恋者的欢迎，实际上已成为“创意城市”的一个标志。 “乡绅化” 由中产阶级妇女和LGBT社区发起的“乡绅化”运动向二战后的城市空间结构提出了特殊的挑战。新近出现的“丁克族”（夫妇双收入但不要孩子）和拒绝在郊区生活的同性恋者是最初刺激内城社区高档化的动因。 为了能够在一个可依靠步行的稠密的多功能社区里追寻对非传统生活方式的更大接受度，“乡绅化”几乎抛弃了一切与郊区有关的因素：核心家庭、带草坪的分离式独栋房屋、对汽车的依赖。在内城社区，从家到服务设施的距离近了不止一点点，单身母亲可以非常便利地步行往返杂货店和托儿所，也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相较于郊区，单身母亲更容易在城市内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 “乡绅化”发展势头太猛，以至于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城市应当如何运转。在美国东西海岸，Andres Duany和Elizabeth Plater-Zyberk与Calthorpe于1993年开始倡导“新城市规划专家”原则：倡导更适合步行的、环境友好的，高密度的多用途社区。 他们的这一理念在马里兰州肯特兰镇的城市规划中得到了运用。在肯特兰真，包含各式各样由当地材料建成的住房类型，可租可买，全凭住户选择；大量的步行道连接起住宅、商店和企业。 不过，“新城市规划专家”有一个缺点，他们设计的社区远离公共交通，无助于减少对汽车的依赖。但他们的想法推动了规划者放弃单一功能分区，并成为后续开发者建设以公交为导向新社区的诱因。与传统郊区相比，他们设计的新城市也女性提供了更多走出家庭的机会。 更中性的21世纪 20世纪中期以来，经过抗争，美国的妇女活动家已经争取到一个更平等的城市。妇女是争取城市公共服务改革的首要参与者，如医疗诊所和养老服务。1960年代，由贫穷的非裔美国妇女发起的国家福利权力运动成功地扩大了社会福利的受益人范围，增加了福利效益。由贫苦女性领导的租户权利抗争也在公私部门争得了权益。许多社会正义运动的参与者都居住在公共住房里。 进入21世纪，女权运动、同志运动、乡绅化和新城市规划实践，共同促成了一种性别更中立的大都市。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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