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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推送很有文字献谄的嫌疑，一般的情况下，一定是那个弟弟欠了姐姐很多“债”（具体于我而言，大抵是欠了文字债，欠得多到已经到了连她电话都不敢接的地步了）。
而不用怀疑，看过这篇推送之后，姐姐会大笑三声，当即原谅了我前面种种恶行，当然，第二天又会开始催债。
所以，妄图用一篇献谄的文章来获得安宁的行为，早有成语形容，叫“饮鸩止渴”。但我还是依然想写这篇文章，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有一种“弟弟有姐姐”幸福，如好酒经年，愈发醇香。 十岁那年的全家福，后排右一是姐姐，后排左二是哥哥，我是哪一个，你们猜猜看？哈哈 30年后，我和姐姐在衡山广济禅寺参禅问道。
我的姐姐比我大两岁，一晃我已经认识她四十年了（一不小心暴露了年龄^_^）。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她像我妈，什么都替我管着，让我颇觉烦恼。
我自小顽劣（详见姐姐的推文《有一种辛酸，叫身为男孩父母》中的“罄竹难书”典故），想必这么长的岁月里，我是给她造成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我天性不太记事，幼年时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但凡记得起来的，好像都有姐姐的身影。
早年家里是不宽裕的。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半边户”的意思，我们家里就是典型的半边户，妈妈在家务农，父亲在外读书从政，一直到我八岁那年。
前两天连续有乡友旧知聚会，讲起陈年往事，大家一致认为，我大抵是家里唯一没有吃过苦的孩子。
哥哥十几岁就做了家里一等一的劳动力，砍柴砍竹子补贴家用。姐姐则每天要打回一大筐猪草，把家里的猪养肥。分给我的农活，就只剩下看牛这一项了。
家里的老水牛在村上被称为“顺牛”，大抵是非常温顺的意思。每天放学，当哥哥姐姐忙着做繁重的农活和家务的时候，我就骑着老牛悠哉悠哉地到沙滩上去打卡了。
有的时候，也陪着姐姐去割猪草，不过大都是在长满紫云英的稻田里奔跑呼啸，累了就躺在尺多高的花草间睡着了。
姐姐曾在《不曾在田野里撒野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里引用了三毛的话，“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我想她大概会回忆起我陪她割猪草的时光。
只不过是我是玩得心满意足，她则累得气喘吁吁。回到家里，她还得把猪草背到河边洗干净，还得蹲在过道的地上切猪草，煮好潲，提着热腾腾的潲桶到猪栏倒到猪槽里。而这时，我肯定是在家里像飞天蜈蚣一样，不是捉迷藏，就是逗蛐蛐。
冬天下大雪，我们一起上学，我蹦蹦跳跳地到雪地里去踩出第一行脚印，姐姐则定是吃力地背着两个火桶跟在我后面。
我自幼就早睡早起，所以河边的那一丛美人蕉的花蜜，定是被早起的我全部喝光，一朵花蜜也不会给姐姐留，她气得跺脚的时候，我就会得意地笑。
有的时候我在家里摔了个罐子，打了个坛子，妈妈回来不知道是谁干了坏事，举起火钳笤帚要打人的时候，我定是一溜烟跑得不见踪影，只剩下老实的姐姐杵在那儿被打得满面泪痕。
小时候，“走人家”是一种莫大的福利，有好吃的，有好玩的。自小得宠的我，总是被带出去最多的那个，姐姐总是站在家门口，艳羡地看着我牵着爷爷奶奶的衣角从小路走远。
那时候大家都在长身体，家里吃的东西永远是不够的。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我从小就很有“探索”精神，妈妈藏的什么好吃的东西，比如一块红糖，几块发糕，总是难逃我的魔爪的。
有的时候我也分一点给姐姐吃，姐姐总是很惶恐不安，怯怯地想吃又不太敢吃。她大抵在想，难道我就不怕妈妈发现被痛打吗？被发现偷吃东西对我来说从来用不着害怕，我的理论是，妈妈要打了，逃得了就逃，实在逃不了就承着，反正已经吃过了。
姐姐曾经写过那个关于中秋吃月饼的事，我也是记忆颇深的。那是中秋节，白天去上课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家境稍为殷实一点的同学，已经在课间在我们面前显摆地吃过月饼了。我们一直熬到放学回家，跟妈妈说我们要吃月饼，但妈妈好像并没什么反应。
于是我就跟着妈妈转。她去切猪菜，我就搬个凳子在她边上坐着；她去喂猪，我便跟在她屁股后面到猪栏；她去灶台做饭，我便在厨房里哪儿也不去。总之跟着妈妈转了一两个小时，最后大抵妈妈实在是熬不下去了，便窸窸窣窣地掏出一毛钱来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买月饼去。
我和姐姐两个人立即欢天喜地地跑到村上唯一的小卖部去了。我们没想到的是，小卖部的月饼竟然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完了，了。那是我们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万念俱灰”这个词的含义。当我们俩眼泪婆娑深一脚浅一脚的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天都是灰的。
姐姐比我先进了城，我一个人在乡下颇为无聊。有一次，我正在学校的操场上和同学打乒乓球，我远远地看见有县委的吉普车开了过来，开车的是爸爸的同事，我立即丢下球拍，飞到吉普车上，说我要进城，从此再没有回到乡下。
然后江湖就留下了我的美名，我当年是连书包都没带就进了城，书包和我的衣服是后面我死都不肯回来的情况下，妈妈才托人从乡下带到城里去的。
在城里，爸爸工作忙，没有时间管我和姐姐，我们变成了野孩子，经常到爸爸一个好心的同事肖伯伯和刘伯伯一家去蹭饭，一来二去，我们就被寄居到他们家去了。
我和姐姐就过上了一段相依为命的寄居生活。幸肖伯伯和刘伯伯都极为宅心仁厚，我们并没有任何流离失所的感觉，反而过得自在而滋润。
肖伯伯那时家住在一幢两层楼的筒子楼里，楼梯上，走廊里到处摆满了杂物，他家里就有三个孩子，再加上我和姐姐，同期好像也还有其他家里没有人管的孩子也寄居在家里，家里真是人满为患。
为了让孩子们吃得更好一些，肖伯伯还在走廊的栏杆上朝外向空中搭出架子，摆了一些鸡笼和兔笼，喂了好多乌骨鸡和大白兔，我每天放心学的时候，总会扯上一些青草去喂养它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吃到它们鲜美的肉。
后来妈妈也到县城来了，一开始，爸爸在县委办公室的楼上找了一间办公室，一家人东塞一个，西塞一个，不知道怎么也能全部住到一起了。但做饭就没地方做了，于是妈妈又在县委大院操场边有一个还没拆的破庙里找了一间房子做厨房，我们每天在破庙里吃了饭，再回家里睡觉。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跤。多年以后，我读到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一章时，就会回想起那段时光。现在想起来，那一定是很艰难的一段岁月，但那时候并不觉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便什么都是好的。
后来县委修建了第一栋现代品质的房子，那是一栋三层楼的宿舍楼，我记得我们家住在三楼最当头的一间，那是我们家人第一次全部住到一家的时光。
有一些关于我的“罄竹难书”的故事，正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一个是关于我偷钱的事。我从小喜欢“探索”，属于在家里就翻箱倒柜，到外面就掏鸟窝捅蚁窝的顽劣不堪的那一类。有一次我无意地打开了柜子上的一个用牛皮封住四个角的箱子，那可真像是四十大盗打开了藏满了宝藏的山洞，里面花花绿绿地放满了家里大抵是最值钱的东西。
其中有一叠用扎钞纸扎好的100张一元钱的纸币，我便偷偷地拿了第一张。
一元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我给你们科普一下，我记得当时有一种特别好吃的纸包糖，里面是晶体糖，外面有一层白色的糖衣，一毛钱可以买五颗；广场上的图书摊子，看一本书是一分钱；你们熟悉的奢侈品北冰洋汽水，一毛五一瓶；现在我们的最爱茅台酒，8元钱一瓶。
所以一元钱不但可以让我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还可以让四五个小弟屁颠屁颠地跟在我后面。糖衣是可以让人腐化堕落的，我多年以后才弄明白“糖衣炮弹”这四个字的意思。于是为了保证我的生活质量，我只能隔三岔五地在无人时搬着凳子打开那个藏满宝藏的山洞。
姐姐那时候是呆萌的，她完全无法理解我为什么突然变得红光满面，一嘴抹油，也不能明白以前经常跟我打架的小伙伴为什么突然那么乖乖地跟着我跑了。顺便说一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我也是那时候领悟透的。
纸是包不住火的。我曾经以为，那么多张钱，拿掉几张谁也发现不了的，于是，在我偷了27张崭新的“小毛爷爷”之后，那根扎钞纸终于像是减了肥的人的皮带一样，已经空出一小半截来了。案情很简单，是个一百以内的加减法的数学题，只可惜我答错了，收获了一身皮开肉绽。
姐姐现在还耿耿于怀的关于我“不上火”的事，也是发生在那个时候。
那时候县委大院里到处种满了桔子树，到了秋天的时候，桔子红了，整个大院就会开始分桔子，每家都能分上百来斤桔子。姐姐大抵是继承了妈妈易上火的体质，而我却是继承了爸爸吃什么都没事的体质。她只要吃上一两个桔子，第二天就嘴角就必定起泡，而我呢？嘿嘿，每天出门的时候，书包里有一半的空间是放到桔子，每天大约至少带二十几个桔子上学，也从来没有什么上火一说。
我第一次开始崇拜姐姐，是我加入少先队的那个神圣的时刻。因为是转学到城里，我到了四年级才加入少先队，应该是学校看我年龄太大了，再不让我加入少先队都不好意思了。那时候加入少先队有一个授红领巾仪式，由学校少先队的“领导”们给新的少先队员系上第一条红领巾。
我们那一批人上台站定后，从后台一侧走来一帮“二道杠”、“三道杠”，我抬头一看，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姐姐，手臂上戴着一块闪闪发光的“三道杠”，原来姐姐是学校的大队长。那一刻，我心里洋溢着幸福和自豪，小脸也被胸前鲜艳的红领巾映照得更红更亮了。
在县城的生活只过了短短的一年，因为爸爸工作调动到市里，我和姐姐又先跟着过去了。
在市委的时候，我们又是住在一间五十年代修建的红砖办公楼里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家里到处都是东西，在各种杂物之间，摆了两张床，中间有一张办公桌是我和姐姐写作业。门口就有一块菜地，菜地中间有一个公厕。放学后，我和姐姐就经常陪爸爸一起挖土、捡石子、挑水、浇菜。
都说有一种“辛酸”叫爸爸带孩子。记忆中，我跟姐姐和爸爸有这么亲密的时光，也只有这不过一年的时间。但说实话，只有爸爸陪伴我们，我和姐姐一点儿也不觉得辛酸。
现在我们经常嘲笑爸爸做的饭是世界上最难吃的，但在那时候，在我们和爸爸相依为命的时候，爸爸可是变着花样给我们做了好多美味。那时候爸爸专门添置了一个多功能灶，里面有一个烤箱，烘烤可能是最不需要厨艺。爸爸经常给我们烤整只小母鸡，有时候还做蛋糕，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人间美味。可是后来爸爸的厨艺去哪儿了呢？我想，也许每个父亲只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段，才会表现出自己内心最柔软的一面罢。
后来的时光里，我就感觉姐姐长得比我快一些了，她一转眼就变成一个懂事的大姑娘了，而我一直长到我自己做了父亲，才感觉自己不再是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
我读小学，姐姐读初中，我读初中，姐姐读高中，我读高中，姐姐读大学。虽然是姐弟，可是我们已经沿着人生不同的轨迹前行了。姐姐一直做着她的“学霸”、“考霸”，学业、婚姻、家庭、事业，她都是令人羡慕的对象。
而我呢，踢球、看漫画、泡游戏厅、离家出走、早恋、复读、私奔，各种顽劣不堪，让爸爸妈妈和家里人伤透了脑筋。
姐姐读大学去了，我还是那个她宠爱的弟弟。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写信给我，问我学习怎么样，偶尔也跟我讲讲人生的道理。她寝室里几乎所有的姐妹都听说过我的名字，都知道我惊为天人的顽皮和聪颖。姐姐在那时候落下一个毛病，就是对别人夸我时总是不留余力，到现在也还没有治愈，或许一生都不会治愈。
那时候是我的青春叛逆期，我动辄和爸妈干上一仗，写日记要把它锁起来，为了逃避妈妈这个“克格勃”的检查，还创造了只有自己能看懂的文字，我写小说，编《吹牛报》，而这些回头看来傻得无可救药的事，只有姐姐能懂，也只有她能包容。
在长沙读大学的时候，姐姐已经在长沙工作了，那时候，每个周末我就会带上一大包臭衣服到她家里去。她会把我的臭衣服全部洗好，在她家里美美地吃上一顿，然后还有大玻璃罐子给我满满地带上两罐她炒的菜。
那时候我觉得姐姐永远也不会离开我，直到有一天我要代表家人送她出嫁。
姐夫虽然是老早就认识了，也早就把他当成家人了，可是真的要到了姐姐结婚那一天，当我守在穿上嫁衣的姐姐身边，迎接闹哄哄的接亲客人，当姐夫把一个大红包塞到我这个小舅子手里时，我才明白，姐姐有了自己的家，要离我远去了，我心里第一次感觉到黯然神伤。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远离了姐姐，再不是那个随时有人管着、护着、爱着、宠着的孩子，我在生命的浪潮里沉浮，有时风吹雨打，有时艳阳高照；有时颠沛流离，有时温暖还乡。但总少了一种陪伴，那种陪伴是你平日里觉得是应有的，可以任意挥霍的，但却会在异乡的夜里醒来时，努力想回忆和抓住的。
生命兜兜转转，十年后，我又回到了姐姐身边。那是我三十岁的时候，我重新漂泊到长沙，又寄居在姐姐家里，经历那么长的岁月，我自觉自己已经成熟，我变得非常勤奋，早出晚归，在姐姐家里住了半年，她都没能见上我几面，我知道她是心疼我的，她默默地支持着我所有的事，分享我每一次进步的喜悦。
这十年里，她看着我成长，看着我立业，对我有求必应。要买房了，她和姐夫二话不说，掏钱给我，要装修了，我不好意思再开口借钱，她还拿出可怜的一点私房钱偷偷塞给我（姐夫不要怪姐姐哦^_^），要买车了，又是二话不说给我钱，也从来没有催我还过钱。
直到39岁那年，在我生日前一天，我把准备好的各五万块钱，还给哥哥和姐姐，还清我最后一笔债务。我跟哥哥姐姐说，顽皮了这么多年，我要在我40岁前，还清所有的债，哥哥姐姐很开心，眼中依稀有些湿润，我知道他们在乎的不是我还不还钱，在乎的是他们这个顽劣不堪的弟弟，终于懂事了。
而我却终于明白，我还清了哥哥姐姐借给我的钱，但终其一生，我却还不清他们对我的情。
有人说，人的一生，你只能陪父母的下半辈子，只能陪孩子的上半辈子，你的爱人也是在你成年后才与你相伴，只有你的兄弟姐妹，才是与你血脉相牵，陪伴你一辈子的人。
我深以为然，我也希望无论我走得多远，走到何方，永远都能有姐姐陪伴，因为，有一种幸福，叫弟弟有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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