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05-31 04:01 | 豆瓣：Pike 格雷厄姆·格林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对话的机制——在框架之间、在符号之间、在爱情与现实之间，这样的机制于沟通和对抗中充满了悖论感。小说前言引用：“痛苦会进入这些地方，以使它们能够存在”，痛苦刺破了虚无，灵魂从理想坠入现实开始存在。 小说构建的第一个框架是莫里斯的写作，格林以“我”的视角与口吻将故事纳于笔下，从而掌控了全局的叙述。这样一个框架内，格林是不受空间与时间的任何限制的，“故事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局”，他信手拈来了帕丁顿车站的废墟，又随意在公共草坪上驻足凝视；“我”作为小说家深以回忆体自豪，当今的叙事随时插入萨拉与“我”旧日的恋情，过往的追忆时又透露出未来的预述。莫里斯在自由的时间与广阔的空间里游走，他得以与任何物事、材料对话。他的主观感受同时得到映射：痛苦、狂热与嫉恨。 第二个重要的框架是故事的侦查与解密结构，格林将其推理的天分探入情爱的纠缠中写作，无疑是具有显著效果的。推理的模式试图理性化、客观地来探求事实真相，但情感之事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真相的，它诞生于电光火石间的激情。因此对于激情的抑制，成为这两个框架交叠的重合点：莫里斯以回忆的沉静来复述往事，倒成了“狂热”透射而出的反作用力；冷静的推理在雇主与侦探的对话中不断被嘲讽，成为泛滥激情的又一个涌泄口。在这两个叙述框架内，格林取得的最成功的效果，是让读者意识到潜伏在理想化爱的温情之下的残酷无情，他并未采用现代心理学的理式分析，却凭借深刻的洞察恰到好处地还原了被撕裂开的人性之真。在亲密关系中，最令人深刻铭记的是难于沟通的痛苦而非了然晓畅的欢愉。格林依靠莫里斯带着个人色彩的痛苦还原了普遍意义上的情感隐痛，恰如菲茨杰拉德所说：“当你从一个具体人物开始写时，不知不觉就创造了典型。” 故事到第三个框架时发生巨大转折，这是萨拉的日记构成的叙事框架。如果从承接推理框架的要求来看，这一组的选择多半会带来新奇、刺激的回应；但同时，在这个框架内，格林几乎以最为传统的叙述手段表露了萨拉内心的狂热情欲，这当然也就削弱了对话中“悖论”的悲剧性色彩：这一刹那，萨拉的回应几乎使得“我”与她的对话成为了可能。不过重要的是，格林的推理天分最为机警与狡猾，他在萨拉的独白中埋下了“种子”，情节推波助澜，将悬念留置下一阶段。待到悬念揭开，也就不难理解格林的良苦用心了。 最后提到的，对于天主的阐释构成一个贯穿全文的框架。前面读者已经欣慰地看到萨拉直白、坦率地对莫里斯示爱；本德里克斯自己也说过，他爱“坦率……作为个体存在的”萨拉。围绕“主”的解读与发掘，困惑将层出不穷。一个质疑并对宗教信仰做出价值裁决的人能算作真正的信徒吗？格林悄然打开了“符号”的大门。先前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假想格林以宗教之爱象征男女激情欢爱，抑或为他们的交合构置道德域界，毕竟在东西方文学传统来看，这并不算什么稀罕。但随着斯迈思、克朗普顿神父、伯特伦太太的出现，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必须意识到这个框架里存在的多方对话与争执，正是为了充分解读“主”的深厚内涵。也就必须脱离简单的宗教信仰，依靠象征手段指向它所代表的复杂的人生现实。 要寻觅符号，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二战的背景可以成为一个符号，它可能象征人在现代社会压抑、逼仄的心灵世界；文中的“洋葱”也可以成为一个符号，它成为莫里斯占有欲望与嫉恨的代名词。然而最重要的符号还是贯穿始末（甚至在核心人物萨拉死后仍越发凸显的），极为凝练与费解的“主”。 这样的“主”，会是哪些象征或隐喻？ 当莫里斯在记忆中追寻，而萨拉对主许诺时，它既是“理想”又是“命运”，或者说“理想的命运”。萨拉在爱欲的折磨中已经趋于崩溃，在她迷糊之际，狂热的激情让她癫狂，“莫里斯的手从门板下伸出”，幻灭般的现实交替鞭打她的神经。她于是在疯狂中屈于“命运”，但这“命运”到底还是她理想中的，她以为能够一劳永逸取得安宁的“理想命运”。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发现“主”又意味着“道德藩篱与界限”。试想萨拉两岁受洗的意味，“感染疾病一般”，当这样一种吊诡的力量由幼稚攀及一生，或许也可以认定它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道德训诫。这种悲剧性的道德信条折磨了萨拉一生，让她在丈夫与情人、道德与爱欲中煎熬。萨拉所受的折磨又源起于“主”的又一项含义：“同情及安慰”。莫里斯对帕基斯态度、萨拉对斯迈思的对话中，“主”都成为“同情”的纽带。体味他人的内心，去羡慕他人所有的超于自己的自由，从而获得慰藉。如此多的解读当然不会拒斥“主”本有的信仰的属性，当人在悖论的真实生活中无法面对种种挤压，变得“水汽般虚无”，他只得寻找“主”所有的那一份确定与安宁。 简而言之，格林的作品反映了爱情与嫉恨、理想与现实、个性与压迫的主题，难能可贵的是：他以推理架构拉紧了悬念，巧妙融通俗于主流文学之间；又借宗教的“符号”大力抒写爱情的反叛，体现其超越道德畛域的心胸。建构与符号两相辅佐，遂成就了深刻性与经典性并属的伟大作品。 《恋情的终结》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