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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丨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上)

 南国憨豆 2017-06-03



“经典古籍库”


小库按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过去学界讨论甚多,小库在4·23读者开放日上也和大家简单聊过。今天,咱们就先来看一看孙钦善老师是如何看待孔子与《易》《书》《诗》的关系的吧:


经书成书最早,在流传中的附益之作也最多。相传六经经过孔子整理,其实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深浅各不相同,应分别论之:


《周易》是一部占筮书,原只称《易》,自汉代起被奉为儒家经典。今传《周易》,包括本经和易传,本经即六十四卦卦象及卦、爻辞,易传指《彖》(分上下)、《象》(分上下)、《系辞》(分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即所谓“七种十翼”。关于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传统有几种说法:

孔子作易传《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汉书·艺文志》认为伏羲“始作八卦”,周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即重八卦为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并作卦辞、爻辞),“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孔子不但作易传,亦作卦辞、爻辞,见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又《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一节,更论易传亦孔子所作。此说很少有人附和。

从宋代开始,不断有人怀疑易传亦非孔子所作。欧阳修作《易童子问》,始辨《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孔子)之作,但不怀疑《彖》、《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赵汝谈《南塘易说》三卷,“专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书无传。清代姚际恒、崔述等学者皆主此说。

经过近现代一些学者的进一步考证,可以肯定易经、易传皆非孔子所作(参见李镜池《周易探源》)。卦辞、爻辞为古代卜史之官所掌管的原始筮辞,经后人编纂而成。易传七种十篇,作非一人,成非一时,包括了战国后期至秦汉间学者对《易经》的解释,其中得《易经》本义者绝少,引申发挥者居多。反映的思想亦较复杂,出于儒家的为主(如《彖》、《象》),亦涉他家。易传如《系辞》、《文言》中虽多“子曰”字样,或为后儒假托于孔子,或如欧阳修所说:“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易童子问》卷三)


关于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应从有关孔子生平思想最可靠的材料《论语》中去探求。《论语》直接涉及《周易》的材料仅有两章,一章是: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这一章正可与他自己的另一句话:“五十而知天命”(《为政》)互相印证,说明孔子晚年学过《周易》。

另一章是:


子曰:“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其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系《周易·恒》九三爻辞,孔子引用此语,与“南人”之言类比,并作了说解:“不占而已矣。”这说明孔子确实对弟子讲过《周易》,故此条被弟子记录下来,见载于《论语》。但是《论语·公冶长》又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由此可知,连孔子较亲密的弟子、“十哲”之中的子贡都未听到孔子讲“天道”。这又说明,孔子即使讲论关涉“天道”的《周易》,也只是偶尔所及,并未把它作为教学的内容。这并不是因为孔子不信天道,只是因为天道幽深难明,不便言说罢了。因此,《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孔子传《易》商瞿(字子木),八传至杨何,值得怀疑。



《尚书》是我国上古誓、诰、命、谟等记言的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原只称《书》,又称《书经》。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实际上是可靠的《今文尚书》(亦杂有《古文尚书》篇什,如《金縢》)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


关于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传统有所谓“序《尚书》”之说。《史记·三代世表序》及《孔子世家》所说的“序”即编次之义。至班固(袭刘向、刘歆之说),不仅认为孔子整理、编次过《尚书》,并且还认为孔子为《尚书》作过序,见《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孔子是否真作过《书序》,尚值得怀疑。而今传《尚书》中的《大序》、《小序》皆为后人伪作,这是经过宋代洪迈(见《容斋四笔》)、朱熹(见《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清代顾炎武(见《日知录》卷二)等学者的怀疑、考证而终成定论的。


根据《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尚书》在孔子之前已经成书。又《为政》有一章: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里孔子引《尚书》回答问题。其文不见今传《今文尚书》,当为《尚书》佚文,而被伪《古文尚书》采入《君陈》。可知孔子当时所见的《尚书》,篇数多于今传《今文尚书》。还有一章见于《宪问》: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这里记载孔子给弟子解释《尚书》的情况。子张引文见于今传《尚书·无逸》,文字详略有异,当为概引。

由此可证,《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的话是可信的。至于是否系统整理过《尚书》,尚在疑然之间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只称《诗》,存三百零五篇,另有六篇有目无诗,旧称六笙诗。《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


关于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传统有“删诗”之说,《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虽未明言孔子由三千余篇删成三百零五篇,但亦言由孔子选定三百零五篇。至东汉郑玄,不取“删诗”之说,而持孔子“补录”之说。其《诗谱序》认为自成王周公以前盛时风雅之诗,“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凌迟……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宋代的叶适明确驳“删诗”之说,其《习学记言序目》卷六说:“《史记》: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国亦言‘删诗为三百篇’。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又《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此说言之成理,多为后代学者所附和,见于王士祯的《池北偶谈》,朱彝尊的《经义考》,江永的《乡党图考》,崔述的《洙泗考信录》、《读风偶识》、《丰镐考信录》,魏源的《诗古微》等。除举《论语·为政》称“《诗》三百”,《子路》称“诵《诗》三百”及《左传》、《国语》引《诗》范围以为例证之外,有人还补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为例,指出季札听到乐工所歌《风》、《雅》、《颂》的内容,除十五国风顺序与今传《诗经》有异外,看不出在数量上明显超出今传《诗经》的地方,说明在襄公二十九年正值孔子八岁之时,《诗经》已具“诗三百”的规模。通过这些论证,可以断定所谓孔子“删诗”之说是不可信的


在《论语》中,孔子谈及《诗经》的地方很多,大致可分几种情况:有关于评论的,有关于诗教的,有关于解释的。孔子对《诗经》的评论和解释,有一个鲜明的标准和目的,就是服务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和道德,这并不完全是孔子的独创,它与当时《诗经》在贵族社会的运用情况基本相符。这一点在《诗经》的流传中产生巨大影响,后儒的各家诗说多源于此。


(以上摘自孙钦善《古文献与古文献学》,

出自岳麓书社《古籍整理出版十讲》)



下期预告:孔子与礼乐春秋的关系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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