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诺曼底战役发起的时候，英国著名军事史专家约翰·基根还是一名少年。和许多英国民众一样，他当时对进攻欧洲的战事未能由蒙哥马利这样的英国将军来总揽指挥感到很失望。他们当时坚信进攻欧洲大陆是英国人的设想，虽然美国提供了更多的兵力，还有绝大多数武器。这个反攻行动承诺已久，丘吉尔对英国人保证过，英国人也对他们自己许诺过。
在很多英国人看来，诺曼底登陆是个清算历史的行动，英国在四年前被逐出欧洲大陆，随后又遭遇那么多苦难，因此有着充分的理由通过诺曼底滩头的辉煌胜利来报偿这一切。
后来约翰·基根发现这基本上是一个被蒙蔽的谎言：尽管英国决策层在口头上对于发起一次直捣法国的跨海峡进攻表示赞同，但他们一直在回避这样一个虽然最直接最有效但不免会带来巨大牺牲的反攻方案。事实是英国决策层不仅在盟军力量处于劣势的那段时期里对进攻欧洲大陆表示反对，而且在敌我实力发生逆转后，仍不遗余力地提出其他避免直接冲向希特勒腹地的替代方案。这一方面使美国人怀疑其盟友缺乏决心，另一面也真实地反映了英国精英层的力不从心，所谓替代方案，不过是不愿意接受一个正在迫近的残酷事实——实力大打折扣的英国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权——的鸵鸟战术而已。
除了综合国力的耗散外，英国人在一战中的经历也让他们畏首畏尾。这既包括在土耳其的加里波利登陆作战的惨败经历，也包括在凡尔登绞肉机等惨烈战事中与训练有素的德国士兵对垒的阴影。如果说丘吉尔是支撑英国人度过二战绝望时刻的精神之父，其现实战略规划的灵魂人物则是谨慎算计的帝国参谋长艾伦·布鲁克，而后者从骨子里怀疑跨海峡直接和希特勒对垒的合理性和胜算。
布鲁克在一战和上百万未经训练的英国应征兵并肩作战的经历验告诉他，以经验不足的士兵发起行动，其结果是多么的不确定，而在他看来，正在组建的庞大的美国军队就是这样的生瓜蛋子。此外，当被认为实力已经被大大削弱的德军居然能于 1918 年春季再度发起漂亮的反击时，他们给布鲁克造成了终生难忘的震撼，而后来的敦刻尔克战役更强化了这一印象。“毫无疑问，他们是最优秀的士兵，”1940 年 5 月 23 日，布鲁克这样描写那些横扫法国的德国人。整个二战期间，这种看法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因此，他坚持认为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经过年实战训练的德国军队，将羽翼未丰的美国军队过早地投入到对据守在欧洲堡垒内的德军发动的进攻中，很难说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相反，布鲁克倾向于在地中海实施“过度延伸”战略，通过一系列外围作战消耗德国人有限的部队、装备和燃料，这样既能达到一战时帕斯尚尔战役的效果，又无需付出血淋淋的代价。因此即使盟军在北非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也积攒了足够的两栖登陆实战经验，而斯大林对盟军在欧洲大陆尽快建立第二战线诚意的怀疑已经开始影响到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时，布鲁克仍然不建议直接和驻扎在法国海岸线上的数十个德国师硬碰硬，而建议继续拉伸已“过度延伸”的敌人。这一次，理想的地点是在意大利和巴尔干。
在布鲁克及其英国同僚看来，击败意大利，使其退出战争，是让德军“过度延伸”的最有效手段，发起空中和海上攻势可以实现这一点，对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两栖进攻也许能为此提供补充。其结果将迫使德国人用他们自己的部队来替代意大利军队，不仅仅在意大利半岛，还包括巴尔干地区和希腊诸岛。在这些地区，意大利为轴心国提供了大批兵力。在这一策略的鼓励下，土耳其可能会参战，从而能提供一条较短的补给通道进入苏联，也能为对巴尔干地区发起进一步行动打下基础。
而他们的美国同行们，从魏德迈到马歇尔再到艾森豪威尔，从一开始就认定对欧洲大陆发起大规模直接进攻无可避免且“成本较低”。似乎是受到美国大工业生产优势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将军们认为大规模部队的大批量组建意味着低廉的单位成本，而后勤计划也可以尽早确定。两栖进攻总是昂贵和充满风险的，因此一系列的两栖进攻无异于零售，而大规模入侵则是批发。发起跨海峡作战直取法国海岸的好处在于，一旦夺取了一个滩头阵地，整个进攻大军将纷至沓来，接下来的运输问题将变成一个庞大的摆渡行动，使用普通而非特制的两栖船只即可。
因此，为了维系同盟关系，美军领导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英军对地中海作战的痴迷，但在他们看来，这始终只能是一个次要的剧目，无法替代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终究要上演的正剧。此外，无论英国同行如何振振有辞地为自己的战略意图辩护，美国精英集团对英国人的“地中海迷恋”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他们勉强说服痛恨日本人的美国公众接受先欧后亚战略的时候，他们的英国伙伴们居然试图借助美国人的力量去恢复和维系自己环地中海帝国的荣光和来自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利益。
约翰·基根在其关于诺曼底登陆争论的专著中为英国人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认为英国对地中海的迷恋更多不是源自物质，而是一种深深的心理性迷恋。地中海不仅仅是英国与东方之间的一座海上桥梁，也是一座圆形剧场，二百年来英国人在这里上演过大战略，比他们在印度演绎过的历史还要长久，许多人统治精英家族参与其中。英国的许多家庭来自地中海，他们的祖父出生于马耳他或爱奥尼亚群岛，高曾祖父出生于直布罗陀，他们对黎凡特（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奇迹腹地政治活动的了解，不亚于英国派驻印度的统治者对边境要塞和阴谋叛乱的熟悉程度。
然而英国精英层似乎没有弄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如果他们不能在欧洲的解放和重建方式上发挥有大胆想象力和以实力为基础的主导作用的话，他们对地中海的迷恋和经营也终将成为海市蜃楼，后来历史的演进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也许可以这么说，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那一刻起，英国人从心理上就从未能重返欧洲大陆。围绕诺曼底登陆或任何大西洋攻势的犹疑，以及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配角角色，给大英帝国的衰落配上了一幅完美的注解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