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文通书局

　　华之鸿祖籍江西，其祖上曾于康熙年间行医到贵州，并定居。两代医道中辍后，改涉盐业，亦商亦文。华家富庶，与人为善，常以刊版印刷《六事箴言》、《菜根谭》等书分赠乡里，益人读写。

　　如此传播，毕竟有限。华之鸿“思贵州地处边陲，交通阻塞，新兴知识传播至黔，每每旷日持久，长此以往，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而欲传播新兴知识，唯赖书籍”。于是，下决心创办出书机构，命名“贵阳文通书局”。

　　1898年起，华之鸿礼聘遵义人田庆霖，数次率队远赴日本，采购铅印书籍全套设备，并聘请日本技工到贵阳，执导设备安装调试。这些设备由日本装船运到上海，转江轮，沿长江运到重庆，再换人力或马驮运达贵阳。百多年前，西南偏地，运输之难可想而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常事，最难处是途中遇房屋阻隔，为此“商求拆屋而过，再行复修”。各项设备中，小件运达需要十六七天，大件需要二十多天，巨型机器（最大一件须六十四人一起抬）耗时更久，搬运费用大都超过了机器价格。再加购置厂房、学生留学、技工来华、往来差旅，到铅印、石印完全开工，耗时数年，耗费白银二十万两左右。

　　袁世凯后，时局动荡，印刷业受到直接影响。“忽而昼夜赶印不及，忽而数日工作不济”。华之鸿决意改变营业目标，多印地方文献，减少时局干扰，此招颇有成效。1927年，又增设图书部，运来京、沪各出版机构的教科书和其他图书，供贵州文教界采用。

　　华之鸿首先与上海中华书局签订合同，由文通书局负责代其在贵州推销该局出版的教科书。由此开始，上海的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等，先后委托文通书局代销其教科图书。商务印书馆本来独占贵州市场，见此情景，本欲离去，文通书局念贵州文化传播所需，诚意挽留，保留该馆的贵阳特约经销处，并承担维持其原有职员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之责。

　　1932年，华之鸿去世，文通书局由其子华问渠接续经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事影响到上海多家出版机构内迁重庆，文化界、知识界大批学者群集西南，人才济济，却因出版途径不畅而苦于著述无从发表。时有黔籍学人马宗荣、谢六逸等，随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迁至贵阳，华问渠即与马、谢商定，组建文通书局编辑所，编辑出版书籍，同时创办《文讯》月刊，由谢六逸主编，做综合性学术报道。一时间，文通出版业务繁荣，先后出书二百余种，如曹未风译《莎士比亚全集》、马宗荣《新时代社会教育新论》、卢冀野《黔游心影》、张世禄《中国文字学》、萧一山《中国通史》（上）等，皆畅销之作。从大类看，文学、史地、天文、数学、理化、建筑、医学、教育等等，文通书局“业务蒸蒸日上。出版书刊，除沦陷区外，发行殆遍”，得一时之盛。

　　1952年，该书局“交付人民政府”，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公司，终结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