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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记忆》，1983
有人崇拜歌德，崇拜《埃达》和稍晚的《尼贝龙根之歌》；而莎士比亚则是我的归宿，并且现在依然如此。不过，我的方式，除去一人以外，谁也不曾想到过，此人叫丹尼尔·索普，最近剐在比勒陀利亚死去。还有一个人我从未见过面。
我叫海尔曼·索格尔。好奇的读者也许已经翻阅过我的《莎士比亚年表》，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有一次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搞起来了。后来它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其中包括西班牙语。也许有的读者还记得，1734年西奥博尔德在评论莎士比亚的文章里提出了某种修改，从而引起了长期的争论。从那时起，他这篇文章也就成了无可争议的必读材料。今天读起来，那几乎不相干的文字的粗鲁风格使我吃惊不已。1914年，我写过一篇研究文章，但没有付印；那是关于古希腊研究家、剧作家乔治·查普曼为翻译荷马作品而生造的一些复合词。那些词，连他自己也不怀疑，是把英语又拖回到盎格鲁-撒克逊的起源里去了。这些词我现在已经忘了，可我从未想到，当时我竟然会很熟悉……几本用我名字的缩写签名的小册子，我想，那就是我的全部文学生涯。我不知道，如果再加上《麦克白》的一个未发表的版本是否合法，那是我为了不再去想我那个1917年在西线阵亡的兄弟奥托·朱利乌斯而着手写的。这一篇我没能写完，但我明白了英语好在有两个起源——一是日耳曼语，一是拉丁语；而我们的德语，尽管有更好的乐感，却只有一个起源。
我已经提到过丹尼尔·索普了，他是巴克利主任在一次莎士比亚讨论会上介绍给我的。我就不说什么地点和日期了，我非常清楚，这种细节实际上是含糊的。
比丹尼尔的外貌（我的局部失明使我更容易忘记）更重要的是他众所周知的噩运。那么多年下来，一个人可以佯装许多东西，却不能佯装幸福。丹尼尔·索普，他的身上几乎散发着忧郁的气质。
开了很长时间的会以后，晚上我们随便在一个酒馆里坐了下来。为了让我们感觉到是在英国（其实我们就是在那里），我们用传统的锌合金大杯子痛饮着温温的黑啤酒。
“在旁遮普，”主任说，“有人指给我看一个乞丐的住处。伊斯兰有一个传说称所罗门王有一个戒指，能使他听懂鸟类的语言。都说那戒指已经落入那个乞丐手中；因为那是无价之宝，他始终未能将它卖掉。后来，他死在拉合尔的瓦西尔汗清真寺的一个院子里。”
我想乔叟不会不知道那神奇戒指的故事，但是我没有提这件事，生怕会打断巴克利要讲的掌故。
“那么戒指呢？”我问。
“就像神奇的东西常常发生的那样，戒指不见了。也许，它还在那座清真寺的某个旮旯里，或者是在另一个人的手里，他住的地方没有鸟。”
“也许他那地方的鸟太多了，”我说。“讲的话都混在一起了。”
“巴克利，你这个故事有点像寓言。”
丹尼尔·索普这时说话了。他像是不跟任何人讲话，也不看我们。他讲的英语很特别，我想这大概是由于他久居东方的缘故吧。
“这不是什么寓言，”他说。“如果真是寓言的话，那也是真的事实。有些东西就是因为过于值钱而无法卖掉。”
我想要说下去的还不如丹尼尔·索普说的话更令我信服。我们以为他还要再说些什么，但是他突然停住了，像是后悔了。巴克利告辞了，我与丹尼尔·索普一起回到旅馆。天已经很晚了，但他却提议我们在他房间继续谈下去。在闲聊了几句以后，他便对我说：
“我现在就把所罗门王的戒指送给你。当然，这是个比喻；可是这比喻所指的东西，其神奇的程度并不亚于那枚戒指。我要把莎士比亚的记忆，从他最早的幼年时期直到1616年4月初的记忆全都送给你。”
我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那情景像是要给我一个大海。
索普接着说：
“我不是在诈骗，也不是在发疯。我请你暂时不要发表意见，听我把话讲完。主任也许给你讲过，我是，或者过去是，军医。故事说来很简短。那是在东方开始的。一天黎明，在一家野战医院，确切的日期并没有什么要紧， 一个普通士兵亚当·克莱身上中了两颗来复枪子弹，临终前用最后一口气把这珍贵的记忆交给了我。他可怕地挣扎着，高烧更是惊人。我将信将疑地接受了他的馈赠。反正经历了战争，什么也不稀奇了。他几乎没来得及给我介绍一下这宝贝礼物的不凡之处。说是拥有这东西的人必须大声地把它献出来，而另一个人则必须大声地接受它。这样献出东西的人才会永远地失去那件东西。”
那士兵的名字和那痛苦的交接场面，我觉得很有点文学色彩，不过是这个词的贬义而已。
我有点胆战心惊地问道：
“那么说，你现在就有莎士比亚的记忆？”
索普答道：
“我还有两套记忆呢！一套是我自己的，另一套是那个莎士比亚的，他的一部分就是我本人。更确切地说，是那两套记忆拥有我。有一个区域两种记忆会相混。还有一张女人的脸我不知道该算是哪个世纪的？”
我于是问他：“那么你用莎士比亚的记忆做了什么呢？”
一阵沉默以后他说：
“我写了一部传记小说，它引起了评论界的蔑视，但在美国和一些殖民地却取得某种商业的成功。我想，就这点。我曾提醒过你，我要给你的礼物可不是个清闲的美差。我还在等着你的回答呢。”
我沉思起来，我不是早已将我平淡无奇的一生，用于寻找莎士比亚了吗？这不是正好一天寻找下来碰上了他吗？
我一字一句很认真地说道：
“我收下莎士比亚的记忆。”
毫无疑问，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我并没有觉察到。
几乎是刚开始就觉得有点疲倦，也许只是想像。
我清楚地记得索普在对我说：
“那记忆已进入了你的知觉，但是必须把它找出来。它会在做梦时，在夜间工作时，在翻阅一本书或拐过一个街角时浮现出来。你不要性急，不要自己去编造什么回忆。根据它神秘的方式，运气会促进或推迟它的浮现。随着我一点点地淡忘，你就会一点点地记住它的，我也不给你许下一个期限。”
晚上剩下的时间我们就用来讨论夏洛克的性格。我没有问他莎士比亚是否跟犹太人打过交道。我不希望索普会以为我在考验他。不知道是宽慰还是一种不安，我发现他的意见跟我的一样，具有学术性和传统性。
尽管前一夜没睡，可第二天夜里我仍未能睡着。像以往一样，我发现自己是个胆小鬼，因为怕失败而不敢大胆期望。我想把索普的礼物看做是虚幻的。一种期望不可抵御地占了我的上风。莎士比亚即将是我的了，就像在爱情、在友谊甚至仇恨等等方面，谁都不一定是谁的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就是莎士比亚。我不准备去写悲剧或难懂的十四行诗，但是我将记住那巫婆或命运三女神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个瞬间，我还将记住给我那些宏大诗句的另一个瞬间：将这厌世的肉体从噩兆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我想起那个女人就想起很多年前的安妮·哈瑟维，那时她已成年，在吕贝克公寓的一间屋子里她教我做爱。（我曾设法回忆她，但是我只回想起墙纸，是黄颜色的，还有来自窗子的亮光。这第一次失败或许是在提前告诉我别的失败吧。）
我曾要求那奇异的回忆能首先提供看得见的形象。事实并非如此。几天以后，我在刮脸时对着镜子说了一些话，这些话使我很吃惊，正如一位同事告诉我的，这些话属于乔叟的A、B、C。一天下午，当我走出大英博物馆时，我竟用口哨吹出了一段简单却从未听到过的曲子。
读者也许已经发现，那记忆的第一批反映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尽管有着某些比喻的光彩，但更多的是听觉而不是视觉的。
德·昆西说人脑就像一个隐迹纸本子；每次写的东西会盖住上一次写的，这一次的又会被下一次的盖住。但是，只要给以充分的刺激，万能的记忆就能哪怕只是在一瞬间，把任何印象都追忆出来。根据莎士比亚的遗嘱，在他家没有留下一本书，连《圣经》也没有。但是，没人不知道他常读哪些人的书：乔叟、高尔、斯宾塞、克利斯托弗·马洛。还有霍林希德的编年史，佛洛里奥的蒙田，诺思的普鲁塔克等等。我潜在地拥有莎士比亚的记忆；阅读，也就是反复地阅读那些古老的书卷。这就是我所寻找的刺激。我也重读了他的十四行诗，那是他最近的作品。有时我能得到解释或者说很多解释。好诗会激励人们高声朗读它。几天后，我就轻而易举地学会了16世纪时刺耳的“r”音和口张得很大的元音。
我在《德意志语言文学》杂志里写道，第一百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讲的是无敌舰队注难忘的失败。我没想起早在1899年塞缪尔·巴特勒就已得出过这个结论。
对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注的一次访问，如预料的那样，没有什么结果。
后来我的梦渐渐地变了。我遇到的不再是德·昆西遇到的那样离奇古怪的噩梦，也不是他的老师杨·保罗那样寓言式的慈悲场面。进入我夜梦的都是些陌生的面孔和房间。我认出的第一个面孔是查普曼的，接下来是本·琼森和他的一个邻居的。后者在传记上是找不到的，但莎士比亚却经常见到他。
获得一本百科全书的人并没有掌握其中的每一行，每一段，每一页或每一幅插图，而只是获得了认识其中内容的可能性。如果它能在一个具体的、比较简单的、各部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东西上发生的话，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发生在抽象的、变化的、波浪形和多种多样的东西，例如对死者的魔幻般的记忆上呢？
谁也不可能把他的全部过去包括在一瞬间。我所了解的莎士比亚也好，或作为他部分继承人的我也好，都没有这种本领。人的记忆并不是一种加法，它是意义不明确的各种可能性的混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圣奥古斯丁谈到过记忆的宫殿和洞穴。我认为这第二个比喻更有道理，我就是坠入了这样的洞穴。
像我们的记忆一样，莎士比亚的记忆里也有一些区域是他自愿放弃的，是大片大片的阴影区域。我记得，本·琼森曾多少有些荒唐地让他背诵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六音步诗，而莎士比亚的耳朵，他无与伦比的耳朵常常搞错相当的句子，引起同伴们的放声大笑。
我知道给人们带来共同经验的走运或倒运是什么样子的。在我不知不觉之中，那漫长的、潜心研究的孤独已把我锻炼得足以驯顺地接受奇迹的发生。
大约三十天后，那位故去的人的记忆开始鼓动我。在奇异、幸福的一个星期巾，我几乎觉得自己就是莎士比亚了。对我来说，他那些作品都更新了。我知道“luna”注这个词对于莎士比亚来说不如“Diana”注，而“Diana”又不如那个暗淡的、显得冗长的“moon”注。我还有另外一个发现，那就是莎士比亚明显的疏忽，即雨果辩解过的无穷无尽的空缺是故意的，他容忍或者故意插入是为了使舞台上的对白显得更自然，而不至于过分讲究和做作。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把各种比喻混在一起使用：我的生命已到了枯黄败叶般的境地。
一天早上，我在他的记忆深处找出一个错误，我不想确定这个错误；反正莎士比亚已经犯了。我只想宣布这个错误与堕落毫不相干。
我懂得，人类的三个能力：记忆、理解、意志并非学究式的幻想。莎士比亚的记忆只可能给我反映他所处的环境。显然，这种环境并不等于诗人的特征，重要的是他运用这些变化无常的材料所创造出来的作品。
我也曾天真地打算像索普那样构思一本自传。但我很快就发现，写这类作品，需要作家具备的条件，我肯定不具备。我不会叙述，也不会讲自己的经历，我的经历要比莎士比亚的经历异乎寻常得多。更何况，这样一本书也没有什么用处。运气或者说命运给莎士比亚带来了许多可怕的事，这是人所共知的。他能把这些转化成寓言或者转化成比他梦见的灰色人更加生动的人物，或者转化成世代流传的诗歌、口头的音乐。我为什么要拆毁这张网，为什么要炸掉这座塔，为什么要把麦克白的声音和愤怒，变成一篇不足挂齿的自传或现实主义小说呢！
据了解，在德国，歌德是官方的崇拜对象；而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其实更加深入人心，并且它还总带有一些怀旧的味道（而在英国，莎士比亚离人民那么遥远，但他是官方的崇拜对象，代表英国的书是《圣经》）。
在这次冒险开始时，我感到了作为莎士比亚的幸福；到后来，则感到一种压抑和恐惧。起初，我的两套记忆井水不犯河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莎十比亚这条大河的水威胁到我渺小的河水，几乎把我淹没。我惊恐地发现，我正在忘记父辈的语言。因为一个人的特点是以记忆为基础的；我的害怕有我的理由。
我的朋友们来看望我了。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竟然没觉察到我刚才在地狱待过。
我开始不能理解日常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了。一天早上，我在一个个铁的、木头的和玻璃的大家伙里迷路了。口哨声、欢呼声使我茫然。瞬刻之后（对我来说简直是无限长），我才认出不来梅车站的机车和车厢。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人都被迫背上越来越重的记忆的负担。有两套记忆压在我的身上，它们有时相混：我自己的和一个无法沟通的人的。
斯宾诺莎写道，任何东西都想保持其形态，石头就想成为石头，老虎就想成为老虎；而我则想回去成为海尔曼·索格尔。
我已经忘了我是哪一天决定解脱自己的。我找到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我在电话机上随便拨一些号码，一些孩子或是女人的声音在回答我。我想，我应该尊重他们。到最后，我终于听到了一个有教养的男人的声音，我说：
“你想要莎土比亚的记忆吗？我知道我想给你的东西是很严肃的。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一个将信将疑的声音答道：
“我来冒这个险，我接受莎士比亚的记忆。”
我宣布了接受这东西的条件。奇怪的是，我怎么又想起自己本该写而不让我写的那本书，同时我又害怕那位客人，那个鬼魂会永远不让我去完成它。
我挂上听筒，重复着这些无可奈何的话语，作为一种希望：就是我现在这样子将使我活下去。
我曾设想过如何唤醒那古老记忆的办法，我还曾不得不去寻找抹掉这种记忆的办法。这么多办法中有一个就是研究威廉·布莱克的神话，他是斯维登堡不听话的学生。但我发现他没有简化，反而搞复杂了。
这条路，还有别的路都行不通：都把我们带回到莎士比亚那里。
最后，我总算找到了让期待遍地生根的惟一办法，那就是听巴赫严谨而宏大的音乐。
1924年一一我又回到了人间。夜间工作时，我是资深教授海尔曼·索格尔。我管着一个卡片箱，写些轻松的博学文章。可是到黎明时，有时我知道，做梦的乃是另外一个人。每天下午，一些细小的回忆有时会闪过我的脑海，也许它们是真的。
关于博尔赫斯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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