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4月27日，在保卫柏林的最后战斗中，一个英国人不幸阵亡，他的名字是莱基纳尔德·考尔福德，他面对的敌人不是德国人，而是进攻柏林的苏联红军。盟军士兵发现他穿着党卫军制服，制服上带有英国的米字形纹章。就在此前一天，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率领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在斯提汀地区和武装党卫军中将沃尔特·哈泽尔的第4武装党卫军“警察”装甲掷弹兵师进行了激烈交锋。在夺取斯提汀的战斗中，苏军发现在他们俘获的衣衫褴褛的党卫军士兵中又有一名英国人，此人名叫爱德华·乔丹，他穿的制服和莱基纳尔德·考尔福德完全相同——至此盟军士兵才知道原来这些英国人都来自一个鲜为人知的部队——不列颠自由军，他们是纳粹武装党卫军中的英国志愿兵。 在二战期间，德国军事高层曾设想组建一个2千人的武装党卫军英国旅，在英国有大约15万亲纳粹人员可望加入该旅，这样一支部队可以在希特勒入侵英国的战争中充当纳粹的急先锋。事实上，大约有200～300名英国人在战争期间曾与纳粹合作，这其中有男有女，他们有的为纳粹的宣传机器服务，有的作为战俘为纳粹提供信息和情报，还有的直接加入了不列颠自由军。在柏林从事反英广播宣传的英国人则超过100名，其中大多数人都在外交部下设的对外广播部的英国分部工作。还有三名英国人——约翰·贝克维斯、托马斯·豪勒尔·库珀和罗伊·考尔兰德尔甚至还担任了武装党卫军的战地记者。这些为纳粹服务的英国人中既有彻底的幻想主义者，也有死硬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者和顽固的法西斯分子。战后在被认出的50名勾结过纳粹的被告中，有5人被判处死刑，6人被判处10年或10年以上监禁，另有3人被判处5年或5年以上监禁。 BFK（英国自由军团缩写字母）是纳粹德国惟一成建制的英国部队，最初不列颠自由军主要被纳粹用作宣传目的，经常游走于德国城市和战俘营中。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似乎还不必为他们同胞的行为感到过于耻辱。在德国占领区中许多国家都和纳粹德国进行了各种合作，许多外籍军人加入了德国国防军、武装党卫军以及占领区的安全保卫部队。加入武装党卫军的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分别就多达2452、600和5500人。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是，英国并没有被德国占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英国人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而为敌人服务呢?实际上BFK和30年代曾存在于英国的法西斯运动之间有着重要联系，当年英国的不列颠法西斯联盟（BUF）产生的影响不可忽略，BFK正是从BUF的黑衫队和具有英国一德国血统的人中组建的，最初的名称是圣乔治军团。 BUF最初于1932年由奥斯瓦尔德·莫斯雷建立，此时正值纳粹当权前一年。BUF得到了穿黑衫的准军事组织法西斯防卫军(FDF)的支持。后者成了BUF的组织基础，FDF非常类似于希特勒早期组建的褐衫冲锋队。BUF最先大肆宣扬的是反犹主义言论，有些资料把他们描述成一群十足的恶棍，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公正，但是随着1934年6月伯爵广场奥林匹亚集会上的暴力行为以及缆索街上的武斗等，使BUF的形象严重受损。柏林臭名昭著的英国宣传者威廉姆·乔伊斯就曾担任BUF宣传总长，不列颠自由军领导者库珀 和麦克拉迪也曾是BUF成员，此外，BFK军官彼得·布彻尔和沃尔特·波尔蒂也曾是BUF埃尔福德支部成员。 和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上的法西斯主义对英国的诱惑似乎并没有那么强烈。西班牙内战期间，仅有12名英国人为佛朗哥作战，而为共和国军作战的英国人则多达2000人。1934年，在《每日邮报》的支持下，BUF的成员人数从约15000～20000人迅速增长至，j40000～50000人。奥林匹亚暴力活动之后，面临财政和内部矛盾双重困境的《每日邮报》不再为BUF提供资助，BUF的势力也就随之一落千丈并被迫进行改组。 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侵略行径让BUF在英国的形象再度迅速恶化，二战刚一开始，BUF的成员人数据信就已经下降了75％(1934年时为40000人，1939年时仅为9000人)，但也有人认为包括消极的成员在内，BUF的1939年的总人数大约为22000～40000人——30年代中期以后BUF的人数下降的程度究竟如何还不得而知。不论BUF的实力如何，他们显然是国家安全的威胁，莫斯雷及其领导集团，包括其副手约翰·贝克特在战争期间都被政府依据1939年颁行的《紧急权力防卫法案》予以逮捕并监禁。此间英国政府很可能也禁止那些原本愿意加入英国军队的BUF成员进入作战和情报部队；英国的左翼社团成员也遭到同样的对待：英国著名的**主义者兼历史学家埃里克·哈布斯伯恩在加入英军后也只能担任文书这类的职务。 在纳粹德国，威廉姆·乔伊斯有一个伙伴，他叫做约翰·阿莫瑞(前印度首相阿莫瑞德长子)，正是此人于1943年组建了圣乔治军团。1942年阿莫瑞曾周游法国和柏林，并深深地为法国的反**主义军团所鼓舞。有传言称阿莫瑞和乔伊斯曾致力于组建一支类似于党卫军第5“维京”装甲师那样的军队。但阿莫瑞只是一个放荡且落魄的纨绔子弟，绝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和德国国防军进行接洽并遭到冷遇后，他转而开始同党卫军征召局的头目戈特洛布·伯格尔进行接触。 1940年10月，伯格尔说服了希姆莱并使后者信组建一支欧洲党卫军是有益的，但这和希特勒在征召兵员问题上的纯日耳曼原则直接抵触。到1944年，经过伯格尔的努力，总数91万人的党卫军中有2万2千人是外籍志愿者，在祖国和人民眼中，这些人是侵略者的帮凶和可耻的叛徒。伯格尔敏感地认识到，德国在1940年在法国和地中海地区俘虏了为数众多的英国战俘，如果能够利用他们的反犹情绪从中征召党卫军士兵，则对第三帝国的政治影响会产生重要意义。 阿莫瑞挑选了一名兰开郡的药剂师，此人名叫弗兰克·伍德，他起草了一份专门用于在战俘营散发的传单，这份传单旨在煽动英军战俘加入德国军队，这份传单如此写道： 我们不列颠自由军为你而战，我们正同全欧洲最优秀的青年人并肩作战，我们的目的是从犹太**主义的威胁中，捍卫我们的欧洲文明及我们共同的文化遗声…… 我们中多数人曾在法国、利比亚、希腊或意大利参战，我们中许多优秀的战友长眠在那里，他们在这场抵抗犹太复仇主义的战争中牺牲，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反抗我们共同的敌人…… 这份传单当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大部分都成了战俘们的手纸。此外，德国内部安全部队还曾使用过野蛮的敲诈手段。许多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战俘被派出作为工作队参加清理轰炸废墟的工作。其中有些人被女色或金钱所利诱，成了德军的密探，有些则成了BFK成员；只有几个人是出于理想方面的原因和德军展开合作，这些人或者曾是BUF成员或是狂热的反**主义者。还有许多人和德军合作是由于和德国妇女通奸以及其他猥琐的行为而受到了德军的胁迫。英国士兵约翰·环特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他参加工作队在一家锯木厂劳动期间，他受到锯木厂主女儿的引诱并与之通奸，随后他被秘密警察逮捕并被告知如果他不同纳粹合作就会被执行枪决，于是他被迫加入了BFK。海员罗纳德·巴克尔也是这种利诱手段的牺牲品，在和一名德国女孩幽会之后，他被告知自己将被送往集中营，然后就有一名德国治安官员“善意的”建议他加入BFK。 1940年5月，为逃避兵役，英国平民丹尼斯·雷斯特尔和埃里克·普莱森特逃到了英吉利海峡上的泽西岛。德军占领该岛后，他们被送往德国，1944年7月他们加入BFK。后来由于抱怨待遇太差，这两人和另外5个人被一块儿送进了惩戒营并呆了足足5周。到1945年2月，有消息传来说他们将被派往东线，雷斯特尔对此感到厌倦于是设法携带自己的德国女友一起逃到了意大利。 泽西岛似乎成了德国找寻英国合作者的“富庶之地”。德国入侵该岛时，英国记者查尔斯·吉尔伯特正在岛上，此后他被送往柏林，受到乔伊斯的接见，在后者的劝说下，他同意为纳粹宣传机构服务。泽西岛本地居民、小学教师珀尔·瓦尔登也同样被征召进德国广播机构。另一个合作者是曾在英国海军“凡代克”舰上担任下级工程技术军官的沃尔特·普尔蒂，1940年6月10日，他所乘的军舰在挪威纳尔维克附近被德军击沉，他也成了战俘。早在战前他就知道乔伊斯其人，此后他于1943年5月10日被送往柏林附近的“假日营地”，并被召进了“民族广播电台”。另一名叫做帕特里克·迪伦的英国记者也在1943年3月由于所乘船只在印度洋被击沉而被监禁在不莱梅。后来他被征召为卢森堡广播电台服务，专门负责纳粹针对南爱尔兰的宣传。 战争爆发时，英国教师杰拉尔德·珀西·赫维特正和母亲居住在巴黎，巴黎陷落之前，他和母亲逃到了未被占领的地区。1942年12月到1944年6月间，他不停地为纳粹德国撰写宣传稿和做宣传记录工作。1943年，按照德国对外工作局宣传处处长哈夫考恩的命令，他返回巴黎，用史密斯的化名每周进行一次广播活动。 1943年8月18日，英国皇家空军准尉雷蒙·戴维斯·休斯所乘飞机在佩内明德上空被击落，他和中队长卡彭特以及军士阿尔考克一起被俘，并于1943年10月一同被送往柏林，德国人要看一看他们是否适合从事撰写宣传稿之类的工作，在柏林他们见到了化名华莱士的沃尔特·普尔蒂。在柏林休斯还结识了前皇家海军士官生诺尔曼·拜里·斯蒂沃特，后者早在1933年就因向德国传递军事情报被军事法庭判处5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前往奥地利并于1939年9月来到柏林。 在柏林，休斯就如何更好地防御盟军空袭向德国帝国航空部提出了建议，他还撰写反犹主义宣传材料并且向在意大利的部队进行广播。有一次德国遭到盟军特别猛烈的空袭，休斯受到怀疑并被秘密警察拘押，从1944年3月28日一直关押到4月10日。1944年后期，拜里·斯蒂沃特带领麦克拉迪和一个叫做考兰德尔的人前来探望休斯并要他在BFK中任职。休斯后来在受审时回忆道，“不列颠自由军并非是要在苏联前线同苏军交战，而是要同那些帮助苏军的游击队作战。他们告诉我说有2000人即将加入不列颠自由军，而且克里特的帕灵顿准将会指挥这支部队。” 1943年，总计有大约300名BFK“志愿兵”被送往柏林的“假日营地”接受2～3周的教育和教化。其中只有50～60人被认为能够适合作为不列颠自由军成员，其中包括约翰·阿莫瑞、托马斯·海勒·库珀、埃里克·杜灵、约翰·加拉尔、爱德华·乔丹和一名叫泰德尔的美国人。BFK主要由包括麦克拉迪在内的6人集团指挥，1934～1938年间麦克拉迪就是BUF成员，并在后来的1940年入狱。1943年9月，他申请加入武装党卫军，据信BFK就是根据他的建议组建的。他先是为纳粹准备宣传用的传单，后来就申请加入 党卫队医疗机构。埃里克·威尔森也曾一度掌管BFK。此外，曾在新西兰部队中服役的伦敦人、一等兵尼古拉斯·考尔兰德也称自己向德国人提出过组建BFK的想法。1944年初，考尔兰德曾巡回走访9个战俘营进行宣传攻势，盟军攻人法国后，他离开BFK加入党卫队，成为一名宣传员兼战地记者。 根据考尔兰德1945年提供的证词，纳粹曾计划在不列颠及海峡岛屿上建立临时政府，德国外事局已经作出安排，让阿莫瑞出任政府首脑。但这一许诺是有条件的，即后者要为纳粹建立一支1500人的BFK。考尔兰德称自己有望成为英格兰元首库珀的二号人物。他还说在英国有多达15万同情纳粹的人将会加入BFK。 前面提到的美国人泰德尔曾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他出生在德克萨斯州，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法国人，他加入BFK后专门在美国战俘营散发宣传册。后来他厌倦了这样的工作，志愿要求参加作战，后来于东线失踪。加拿大陆军下士约翰·加拉尔则纯粹是为了金钱和女色才为纳粹服务。有些人加入了其他党卫队组织，有着混合血统的托马斯·豪勒尔·库珀是较早被征召的人员之一，他加入党卫队后，曾在东线作战。库珀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BUF，并在宣战前来到了德国。根据他在后来受审中的证明材料，他当时曾在武装党卫军第1装甲师“警卫旗队师”服役。据他自己的陈述，他曾杀害犹太人并且下令枪杀苏联战俘。他是惟一获得过1级和2级铁十字勋章的英国人，当时时间是1943年，他正在第4“警察”师中服役，库珀后来于1944年8月成为宣传员和战地记者。  德军还曾将大量的盟军战俘作为潜在征召对象送到专门的战俘营。大约有6300名南非人被集中关押在鲁根瓦尔德——多数是1942年6月被俘的倒霉的第2南非师士兵，还有少数人可能来自第1南非师(在Gazala撤退中被俘)。当时已经升任党卫军上将的戈特洛布·伯格尔认为这些人有希望成为纳粹的附庸，他希望能够通过煽动他们的非洲民族主义情绪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当初他们对日耳曼人和荷兰人采取的办法一样。但是他的努力却最终归于失败，这批人只能被重新送回战俘营。只有极少数人同意为纳粹效劳。 鲁根瓦尔德还集中过大约1000名来自爱尔兰共和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爱尔兰人，一名化名麦克金迪的瑞士籍党卫军上校和几个爱尔兰共和军代表试图煽动这些人为纳粹服务，但是这些努力又一次化为了泡影，这些爱尔兰人最终的归宿仍然只能是战俘营。德国人从英联邦中征召志愿者的行动也并非完全徒劳，他们成功地组建了人数众多的“自由印度军团”。在印度民族主义者领导人萨巴斯·钱德拉·鲍斯的游说下，德国国防军同意从在北非俘虏的印度战俘中征召兵员。到1942年，一支约2000人的自由印度军团组建完成，主要驻扎在欧洲。1944年撤退之后，自由印度军团划归武装党卫军管辖，但是这支部队从未参加过实战（一支典型的傀儡军队）。 1944年1月1日，“圣乔治军团”改名为不列颠自由军／BFK，党卫队正式负责该部队的管理事宜。这支部队归第5党卫军装甲师“维京师”的上校约翰内斯·罗根费尔德管辖，此人在战前曾在美国生活。就在BFK即将正式进入战争时，有些“志愿者”又开始动摇，选择重新回到战俘营而不是为纳粹卖命。最后集中到海尔德海姆的BFK志愿兵大约有50人，这一数字和德国原计划征召的2000人目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1944年3月3日，伯格尔向希姆莱进行了汇报，称BFK的志愿兵们要求让帕灵顿准将担任他们的指挥官。帕灵顿准将曾担在希腊卡拉马塔担任高级指挥官，但他却十分不幸：1941年4月29**率领7000名英联邦士兵陷入德军包围并最终被俘。根据伯格尔的说法，帕灵顿对元首怀有热情和忠诚。但实际情况是：英国准将列奥纳多·帕灵顿根本对BFK一无所知，而且他也并非像伯格尔所说那样对希特勒怀有热情。帕灵顿对自己造访“假日营地”没有抱任何好感，相反在战俘营他提醒人们作为战俘，他们有责任逃跑。德国最高统帅部战俘管理委员会拒绝释放帕灵顿，并给他委任了一个虚职。 1944年，党卫队准备将挑选出来的英美战俘送到拜德托尔茨的训练学校进行为期两周的集训。但后来由于训练人员被临时派往前线，该计划只能取消。这60名左右的BFK成员最初穿着的是自己的制服，但上面带有德军标志；1944年4月2日，他们开始配发武装党卫军制服，并有一些独特的识别标志。在制服的左下臂上有一枚英国国旗盾型臂章，领章上饰有代表英格兰的三只狮子(圣·乔治之狮），银色袖章上用哥特字体书写着“British Free-Corps(不列颠自由军)”。毫无疑义，如此精心设计的标志明显是为了宣传上的需要。     很明显，德国原指望能有战俘不断加入BFK的想法彻底落空，这种做法也就变成了一场闹剧。新西兰人里根和彼得·布彻尔在1944年3～4月间走访了40个战俘营，有时候美国人泰德尔会和他们一起前往。里根在其所接触的270名南非士兵中总共只征召到5个人；布彻尔更糟，仅拉拢到1个人。到1944年6月，征召新的志愿者已经彻底不可能，伯格尔说，从英国战俘中征召志愿者的工作迄今为止还没能达到我们预想的效果。他建议将党卫队中那些有天赋的“发掘者”安设到战俘营，还指出所有不列颠军团思想的支持者都应该被尽快送到这里，这样战俘营中其他人就不能再对被发掘对象施加负面影响了。 在一些人想象中，BFK似乎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战争末期的“格里芬行动”中，党卫军上校奥托·斯科尔兹内并没有利用这些英国人。“格里芬行动”是1944年12月德军发起的“突出部战役”中的特种作战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斯科尔兹内带领第150旅，化装成美军夺取了墨兹河桥梁。其实即使斯科尔兹内获准动用BFK，他们也可能会拒绝合作。穿着德国制服到处招摇是一回事，而拿起武器同美国人或英国人作战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斯科尔兹内的行动最终宣告失败，18名穿着美军制服的德国人被抓获，并被作为间谍枪决。 1944年末，这支可怜的BFK转移到德累斯顿，随后又到了斯提汀。到1945年1月，有些成员配发了武器，但是却没发任何弹药，此时他们又被划归第4武装党卫军装甲掷弹兵“警察”师。此后转到了千疮百孔的东线斯提汀和但泽地区，被编入武装党卫军上将菲力克斯·斯坦因纳指挥的第3装甲军，而后者又是哈索·冯·曼特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该装甲集团军还辖有以安德雷·弗拉索夫为首的所谓“俄罗斯解放军”第600和605装甲掷弹兵师。在斯提汀，BFK首次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他们遭到了苏军的炮击。 这时的第3武装党卫军装甲军兵力已经不足1万5千人，其中包括第4党卫军“警察”师、已经基本丧失战斗力的第3海军师、第5党卫军“维京”师残部、第11“北欧”师和一些没有武装的空军地面部队。斯坦因纳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顾及沃尔特·哈泽尔指挥的这支弱小的BFK。 1945年3月22日，两队约20人的BFK成员被划给“北欧”师，其中一队在柏林以北防守施霍恩堡，另一队则参与安格蒙德的防御，当战争的结局临近时，BFK柏林联络处于1945年3月迁到了不莱梅。办事处的办事人员包括斯特兰德尔斯少校、库姆卡尔中尉、阿尔齐·韦伯斯特上尉和下士布彻尔。大约有10人留在了柏林，韦伯斯特向斯坦因纳进行了汇报，然后命令布彻尔和他的人重新加入施霍恩堡的“大部队”。 斯坦因纳奉命转移到柏林东北30英里处，负责防守曼特菲尔的南面。“北欧”师进入柏林地区时，BFK并不在其中，显然这是由于斯坦因纳的命令。齐格勒将BFK留在了施霍恩堡和安格蒙德。在柏林战役中有1或2名BFK志愿兵参战并阵亡，当BFK真正面对炙烈的战火硝烟时，多数人害怕会被苏联人俘虏，因此决定脱下制服向西逃跑以便投降美军。第56装甲军位于第9集团军的中央地带，这里是苏军向柏林的主要突击方向。当东线的防御工事在苏军的重炮轰击下轰然崩塌时，BFK甚至还未放一枪一弹。另一方 与此同时，位于纳森海德的第25装甲掷弹兵师指挥部的斯坦因纳接到命令，要他突破苏联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突击线路，面对手上寥寥数门火炮和零星的反坦克炮和坦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全是些破烂装备”，他选择了拒绝执行命令。此后他绕开柏林，经博兰登堡后撤，经过再三考虑，斯坦因纳最后率部向美军投降。曼特菲尔德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命令部队后撤，为此柏林解除了他的指挥权——但这已经无关紧要。斯提汀“要塞”的防御者根本就没有任何武器能够阻止苏联人的进攻——此前缺少火炮的第3装甲集团军已经将该地区的600门高炮尽数拆去用作支援火炮。除了几个BFK成员，似乎再没有谁在支持德国，但这些BFK也都很快沦为了盟军的俘虏：布彻尔率领大约30人在施沃林地区向美军投降；托马斯·库珀在相同的地区被美国空降兵俘获并交给了英国第2集团军。 少数BFK成员趁乱出逃，但是战后的1945年5月，那些被抓获的BFK成员都被交给了英国军事当局，后来英国宪兵部门决定抓捕那些仍然在逃的BFK成员。那些被英国当局关押的BFK成员还算幸运，他们没有遭到斩首或是殴打等私刑，而这种事情对那些欧洲各国的叛国者则是司空见惯，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德国士兵相好的女人。但英国的媒体却痛斥这些人，几乎所有的头条标题都是“叛徒！”。阿莫瑞在战后设法和女友逃到了米兰，但另外几个BFK成员却在法国被抓获。“科特·艾格尔”战地记者团成员约翰·贝克维斯也在米兰落网。弗兰克‘伍德在逃离柏林后向美军投降，里根和麦克拉迪则在布鲁塞尔被捕；休斯也没能逃脱法网，他在利佩兹落网。 阿莫瑞的结局再明朗不过了。1945年下半年，他接受了英国政府的审判，其间只有一名亲属在场——他的弟弟朱利安，审判时阿莫瑞只回过一次头看他的弟弟。庭审只进行了8分钟便宣告结束，因为阿莫瑞用清晰的声音承认了对自己的8项有罪指控。他的法律顾问斯莱德曾试图说服他改变自己的说法，但是后者拒绝了，坚持承认对自己的有罪指控。 主持庭审的法官汉弗莱对阿莫瑞说，我从没有见过一个明知对自己的指控可能导致的后果，却还要坚持承认有罪指控的囚犯。斯莱德为其进行了辩护，但已经无济于事，阿莫瑞被判处死刑。1945年12月19日，阿莫瑞被处以绞刑，时年33岁。尽管他对指控完全予以承认，但英国人在他死后仍无法原谅他，作为英籍党卫军的创建者，他必须受到惩罚。 为了活命，许多受到指控的BFK成员宣称自己从事的双料工作，这一说法在炮兵军需官约翰·布朗身上倒是完全真实：尽管作为BFK成员，但他却极力阻挠BFK的发展。在休斯受审时，他宣称自己同埃里克·威尔森为了帮助盟军曾搜集了全体BFK的名单；而且在盟军攻击柏林时，他还同卡彭特一起切断了243号电话亭的线路。最后，休斯和威尔森分别被判处5年和10年徒刑。 多数曾帮助德国宣传机构的人也都被抓获，尽管乔伊斯对其叛国罪的指控及死刑判决进行了上诉，但仍然被驳回，1946年1月3日，他被处以绞刑。在审判沃尔特·波尔蒂时，他声称自己曾谋划反对乔伊斯，因为他憎恨后者，法院对他的裁决仍然是死刑。此外，前BUF成员、英军士兵西奥多·斯彻奇也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他被控9项叛国罪和1项脱逃投敌罪，最后同样被判处死刑。拜里·斯蒂沃特因为帮助敌人从事广播宣传也被控叛国，但他只获刑5年。杰拉尔德·赫维特战后逃往瑞士，但后来又被引渡给盟军，最后他因叛国罪被判12年劳役。最后一名由于为纳粹从事宣传而受审的是英国电影演员杰克·特雷沃尔，他为纳粹进行了3年的广播工作，此间还特意训练那些装扮成英国近卫掷弹兵的德国人如何模仿英军换岗——这些都是纳粹一部宣传片中的场景。 战后尽管英国公开审判了许多叛国者，但BUF仍然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1945年10月，包括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在内的总计超过1000名曾在紧急权力法案中被拘押的人员重新组织起来；BUF也打着反犹太的英国人民党(BPP)的幌子继续存在，还在伦敦设立了4个分支机构，BPP的秘书长正是莫斯雷曾经的副手约翰·贝克特。1946年，BPP举行大会，参加人数多达600人，也正是在此之后，BPP引起了反法西斯阵营的注意，并最终被勒令解散。 阿莫瑞、乔伊斯、波尔蒂和斯彻奇是二战后为数不多的因通敌被判处死刑的英国公民中的几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欧洲大陆有数以万计的人因通敌被判处死刑或者干脆就地枪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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